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林則徐恐怕是得到過最多讚譽的歷史人物之一。百餘年來，林則徐的民族英雄地位雖是一以貫之，評價的側重卻大有不同，從最初的“剿夷”先鋒，到後來的依靠人民羣衆反侵略，維新派稱頌其開學習西方“長技”之先河，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評“開眼看世界”的開放先驅。這面貌不可謂不多變，這地位也不可謂不崇高……

但近些年來，隨着思想的開放與學術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林則徐的歷史形象逐漸被顛覆，甚至有激進的觀點人物林則徐是“歷史罪人”，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爲：林則徐昏聵矇昧，在廣東禁菸期間，沒有和一個堅決的鴉片貿易反對者，英國政府全權代表查爾斯·義律合作，使滿清政府的禁菸運動失去了在和平狀態下成功的可能，反而因爲他眼高手低，做出的一系列無視近代文明基本準則的顢頇愚蠢的錯誤決斷，把原本可以避免的戰火，從南中國點燃而延燒到南京，最後是《中英南京條約》的國恥！

那麼，哪個形象纔是歷史上更真實的林則徐，是昏聵矇昧的滿清封建大臣，還是傳統說法中銳意進取的政治家？

首先，作爲一個傳統形象中的改革者，林則徐是不合格的。真實的林則徐不像一些書上所寫，那麼英明神武，是“放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作爲一名一品大員，已有充分的權力和能力，但他對於改革沒有實際行動，連公開宣傳都沒有。當兩廣總督徐廣縉，寫信問林則徐馭夷之法，林則徐回答說:“民心可用”。這無疑是高調和空談，絲毫沒有談到改革，也看不出什麼變革的新氣象。

其實，林則徐是傳統的士大夫階級中的精英代表，與士大夫們的一貫主張一樣，林則徐既不肯屈服於外辱，但也不肯主動提倡改革。有後世的批評者毫不客氣的指出：他尚以爲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落後的時人奮鬥。

由此林則徐的形象也被兩份，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他的失敗是投降派造成的；另一個真的林則徐，他知道中國落後於世界，可他卻不想讓人知道；他不能使“向西方學習”成爲一種社會的輿論和行動，相反，林則徐還要遮掩自己的思想和行爲，使中國人一直存在於一種迷幻的錯覺之中。在這種錯覺之中，林的自身形象得到了維護，可是一個民族從落後中奮起的時機卻被耽擱了。

而林則徐另一個讓他的“歷史反對派”們垢病的錯誤就是用粗暴的方式處理禁菸問題，直接誘發了鴉片戰爭，導致中國國運淪喪百年。

不得不承認，林則徐的廣州戒菸條款有峻急的一面，收繳煙膏、煙具，很快淪爲形式主義。這一點，連林則徐的愛國夥伴、禁菸戰友鄧廷楨都早就看透了。士子們普遍反映鴉片的泛濫乃水師包庇所致，林則徐遂準備拿水師總兵韓肇慶以下1000人開刀以平民憤，結果鄧廷楨出場了。鄧與林則徐公密談的結果，原準備處以死罪的韓肇慶被處以革職。

另一方面，以禁菸著稱的林則徐，在晚年也贊同允許內地種植、生產鴉片。他所反對的只是中國百姓吸食洋菸而不喜歡土煙，進而造成白銀外流。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則徐表示“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所恨者，內地之民嗜洋菸而不嗜土煙。”

單就禁菸而言，林則徐的主張與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提倡並實施的鹽鐵專賣制度類似，不過是用國家壟斷的方式，打擊中外商賈，收鴉片貿易利益於清朝國庫。

林則徐在禁菸期間，另一個莽撞的做法在查繳鴉片後，要外商寫保證書，以後永不夾帶鴉片，違者處死。起先，外商願意個人寫保證書，但是林則徐要求，保證書不但對簽署者有效，對其船上所有人都有效。換言之，船主若簽署這個保證書，等於是替將來所有在他船上的人都簽署了“生死狀”。結果對方拒絕，導致矛盾進一步激化。

與以往想象相反，英國政府沒否定中國有權禁菸：英國認爲，鴉片貿易合法化會對中國有利。然而，女王陛下政府對於這一點並沒有要求，因爲他們沒有要求的權利。中國政府如果願意，完全有權利禁止鴉片的輸入，英國臣民從事於違禁貿易的，其後果必須由他們自己承擔。

林則徐於1840年初奉命正式封港，斷絕中外之間全部貿易往來。這種全面的禁止一切貿易一直持續了四個多月，矛盾的焦點已經不再是鴉片的問題，而是閉關鎖國與自由貿易的衝突。清政府與實行炮艦政策的英國政府已經到了非戰爭不能解決分歧的地步。

當然，鴉片戰爭其實是中英兩個帝國國家利益衝突的必然後果，它並不會因爲有一個作爲鴉片貿易的堅定反對者的英國政府全權代表，和一個善意的中國欽差大臣，就發生改變。把鴉片戰爭爆發和《中英南京條約》加於中國身上的恥辱，完全歸因於林則徐，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而關於林則徐有改革的機會，卻坐失良機的說法也不靠譜。在當時整個封建士大夫階層中，林則徐的很多看法和主張已經是相當“前衛”的了，“開眼看世界”的美譽也絕非虛言。林則徐的“光看不做”，更多的是他所代表的當時的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的無作爲，或者說他們還沒有“落後就要捱打”的事前諸葛與切膚之痛，從天朝大國春秋夢裏回過神來。作爲後來人，我們如此苛求思想尚處於近代化啓蒙前夜的林則徐，顯然是有失公允的。

時代變遷了，對於林則徐的評價也開始多了一些聲音，但其中有些聲音一棒子將林文忠公打倒，非要說他是民族的罪人，就有些不講理了。畢竟他只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一位士大夫，不是當今讀過博士的領導幹部，你非要他有搞改革開放的覺悟，非要他有扭轉乾坤的手段，太過苛責了。因此，與其我們說他這個人如何，莫若還是說說那個時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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