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其实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紀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時之安，不务广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挾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是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晚年之著著失败，皆由于是。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即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

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学习，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始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既肯定又批评，属于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是役（指甲午战争）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

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于中、日之役，则欲嗾（唆使）俄、英以制日，……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处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中肯的评价

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是役（指甲午战争）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

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于中、日之役，则欲嗾（唆使）俄、英以制日，……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处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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