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参观了美国195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博览会，当时他周览一间美国厨房，同时轻快地说：“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苏联都有，不过我们的式样更加漂亮。”接着他就指着一个小器具——几乎所有美国厨房都有的一种开罐头的用具——说：“咿，那是什么玩意儿?”

1957年，在一篇发表于旧金山的演说中，杜勒斯预言朱可夫元帅红星高照。因为杜勒斯看到，在组织军事独裁和驱逐赫鲁晓夫方面，这位苏联国防部长可以起作用。这篇演说发表于9月20日。到了10月26日这一天，莫斯科便宣布，朱可夫的国防部长职位已被“撤消”。中央情报局的许多其他成功与失败仍然掩盖在秘密中。然而，该局的失误记录看来不致比苏联情报机构更糟。而且，借用赫鲁晓夫的一句简洁的话来说，“小虾学会吹口哨的一天”才是永不出差错的情报机构建立起来的一天。

铁幕两边情报机构所共有的另一个问题是安全问题。安全甄别开始于征用人员的阶段。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像马尔他骑士一样，坚持特工人员必须三代清白无瑕。历次的清洗证明，纵使被征用的人员通过了录用甄别，安全仍然是当局时时考虑的问题。有一位苏联背叛者说，谨慎小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人员所固有的特性，他们会在档案中查看他们的未婚妻和女朋友，以便肯定她们是否有问题。然而，这些严格的预防措施并没有防止住苏联情报官员背叛。倒不如说，清洗反而促使他们背叛；苏联间谍带着珍贵情报投奔西方，也许是苏联秘密机构今天最感辣手的问题。

中央情报局夸口说，它从来没有发生过背叛事件。总的说来，在征用人员阶段到进行的甄别工作是有效的。1952年，华尔特·贝德尔·史密斯将军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中作证说：“在我们所收到的申请书中，有百分之八十被我们的专管人事的人员取缔掉了。让我们以一千名申请者为例。在每千名申请者中，有百分之八十或略高于这个百分比的申请者，被我们的人事部门淘汰掉。余下来的百分之二十就交由我们的保安机构——本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保安机构——进行调查。

“在余下来的百分之二十当中，又有百分之十一由于安全调查的结果而被刷掉。这并不是说申请者本人都令人怀疑。但是，这的确意味着我们考虑了这种或那种安全因素；所考虑的安全因素范围很广，从申请者在铁幕后面有亲属和易于感受压力，一直到爱喝两杯酒或爱说几句话。

“这样，百分之十一的申请者就被刷掉，在这百分之十一当中，有百分之四是由于真正的安全原因而被刷的，也就是说，这些人有某种我们认为不宜于这种机密工作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留下来的是些什么人。这些人就是我们所录用的人。

这个拒不录用的百分比，直到今天还正确，自贝德尔·史密斯将军作证以来，仅有的变化是，联邦调查局不再为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工作。尽管在一千名申请者中，只有九十名被批准进入中央情报局的密室，但是报纸仍然不时报道一些事件，指出在被选中的少数人中，并不是全部都没有问题的。华盛顿首府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有时候就由于盗窃或有伤风化的案件而被抓。被抓者总辩护说，他们神经紧张，而且往往被释放。最近发生的一件这类案件是，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员在偷了一位老太太的厨刀以后被抓。另一件案件是，一位老分析家在联邦德国的美茵河法兰克福出差了两年，他刚刚归来后就同妻子约定一同自杀。这位分析家——詹姆斯·A伍德伯里——同妻子道乐赛一起在弗吉尼亚大瀑布跳进了波托马克河。道乐赛被冲进漩流，后来沉没在一块暗礁上，而詹姆斯刚被冲入一个漩涡。他俩都淹死了。目击者说，他们看到这对夫妇手拉着手地跳进了激流。这位三十二岁的特工人员在留在阿林顿公寓中的遣书上说，他的工作给他带来的压力太大，中央情报局又不愿让他辞去他所不愿干的工作。中央情报局说，该局知道伍德伯里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曾准备送他进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