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是，赫魯曉夫參觀了美國1959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博覽會，當時他周覽一間美國廚房，同時輕快地說：“所有這些東西我們蘇聯都有，不過我們的式樣更加漂亮。”接着他就指着一個小器具——幾乎所有美國廚房都有的一種開罐頭的用具——說：“咿，那是什麼玩意兒?”

1957年，在一篇發表於舊金山的演說中，杜勒斯預言朱可夫元帥紅星高照。因爲杜勒斯看到，在組織軍事獨裁和驅逐赫魯曉夫方面，這位蘇聯國防部長可以起作用。這篇演說發表於9月20日。到了10月26日這一天，莫斯科便宣佈，朱可夫的國防部長職位已被“撤消”。中央情報局的許多其他成功與失敗仍然掩蓋在祕密中。然而，該局的失誤記錄看來不致比蘇聯情報機構更糟。而且，借用赫魯曉夫的一句簡潔的話來說，“小蝦學會吹口哨的一天”纔是永不出差錯的情報機構建立起來的一天。

鐵幕兩邊情報機構所共有的另一個問題是安全問題。安全甄別開始於徵用人員的階段。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像馬爾他騎士一樣，堅持特工人員必須三代清白無瑕。歷次的清洗證明，縱使被徵用的人員通過了錄用甄別，安全仍然是當局時時考慮的問題。有一位蘇聯背叛者說，謹慎小心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人員所固有的特性，他們會在檔案中查看他們的未婚妻和女朋友，以便肯定她們是否有問題。然而，這些嚴格的預防措施並沒有防止住蘇聯情報官員背叛。倒不如說，清洗反而促使他們背叛；蘇聯間諜帶着珍貴情報投奔西方，也許是蘇聯祕密機構今天最感辣手的問題。

中央情報局誇口說，它從來沒有發生過背叛事件。總的說來，在徵用人員階段到進行的甄別工作是有效的。1952年，華爾特·貝德爾·史密斯將軍在一個國會委員會中作證說：“在我們所收到的申請書中，有百分之八十被我們的專管人事的人員取締掉了。讓我們以一千名申請者爲例。在每千名申請者中，有百分之八十或略高於這個百分比的申請者，被我們的人事部門淘汰掉。餘下來的百分之二十就交由我們的保安機構——本局和聯邦調查局的保安機構——進行調查。

“在餘下來的百分之二十當中，又有百分之十一由於安全調查的結果而被刷掉。這並不是說申請者本人都令人懷疑。但是，這的確意味着我們考慮了這種或那種安全因素；所考慮的安全因素範圍很廣，從申請者在鐵幕後面有親屬和易於感受壓力，一直到愛喝兩杯酒或愛說幾句話。

“這樣，百分之十一的申請者就被刷掉，在這百分之十一當中，有百分之四是由於真正的安全原因而被刷的，也就是說，這些人有某種我們認爲不宜於這種機密工作的關係。你們可以看到留下來的是些什麼人。這些人就是我們所錄用的人。

這個拒不錄用的百分比，直到今天還正確，自貝德爾·史密斯將軍作證以來，僅有的變化是，聯邦調查局不再爲中央情報局進行調查工作。儘管在一千名申請者中，只有九十名被批准進入中央情報局的密室，但是報紙仍然不時報道一些事件，指出在被選中的少數人中，並不是全部都沒有問題的。華盛頓首府的中央情報局人員有時候就由於盜竊或有傷風化的案件而被抓。被抓者總辯護說，他們神經緊張，而且往往被釋放。最近發生的一件這類案件是，一位中央情報局的分析員在偷了一位老太太的廚刀以後被抓。另一件案件是，一位老分析家在聯邦德國的美茵河法蘭克福出差了兩年，他剛剛歸來後就同妻子約定一同自殺。這位分析家——詹姆斯·A伍德伯裏——同妻子道樂賽一起在弗吉尼亞大瀑布跳進了波托馬克河。道樂賽被衝進漩流，後來沉沒在一塊暗礁上，而詹姆斯剛被衝入一個漩渦。他倆都淹死了。目擊者說，他們看到這對夫婦手拉着手地跳進了激流。這位三十二歲的特工人員在留在阿林頓公寓中的遣書上說，他的工作給他帶來的壓力太大，中央情報局又不願讓他辭去他所不願乾的工作。中央情報局說，該局知道伍德伯裏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壓力，曾準備送他進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