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建成之後並未投入使用的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發生了管內壓力驟降的情況，這是由於博恩霍爾姆島（Bornholm）附近的管道發生泄漏所造成的。隨後，北溪1號也發生類似的安全事故。出事的天然氣管道位於丹麥和瑞典的專屬經濟區內。根據丹麥的監測，共發現了4處的天然氣泄漏點。瑞典國家地震監測中心在出事海域偵測到了兩次爆炸，遠至芬蘭都能監測到地震波。人爲破壞被認爲是這一事故最可能的原因。最近一週內，誰是該爆炸的幕後主使成爲了全世界最火爆的猜謎遊戲。鑑於政治經濟利益和技術能力，多方都被認爲有動機實施這次破壞行動。

當地時間2022年9月27日，丹麥波恩荷爾摩島，北溪2號天然氣泄漏場景。

隨着兩條北溪管道先後遭到破壞，俄德之間最重要的天然氣通道徹底停用了。在此之前，俄方就以管道安全隱患爲由數次減少甚至關停了對德國的天然氣供應量。從今年俄烏衝突爆發開始，北溪管道就是一柄懸在德國人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隨時可能刺向德國的民生和工業。這次事故的發生，也預示着這柄劍徹底落了下來。截至2021年底，德國有55%的天然氣供應依賴於俄氣。柏林方面希望在2024年之前完全獨立於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同時也宣告了德俄之間長達小半個世紀的能源合作戛然而止。

雖然德國各個天然氣存儲設施已經有了良好的填充，向卡塔爾訂購的液化天然氣（LNG）最早可能在今年12月份交付使用。然而，德國今年冬天的天然氣使用狀況依然是一個謎。德國政府並不掌握對現存天然氣的分配權。也就是說，他們不知道冬天有多少天然氣可供支配。因此，天然氣的儲存設施主要是天然氣供應商和貿易商的財產。在德國註冊的國內外天然氣公司都可以競價購買，德國政府無權控制這些天然氣的最終去向。也就是說，德國儲備的天然氣也可以流向國外。

一、前北溪時期的能源合作

1973年以前，當時的聯邦德國消費的大部分天然氣都來自荷蘭，只有不到一半的天然氣產量來自本國。蘇聯的天然氣供應只佔了十分微小的一部分。早在20世紀50年代，當時的聯邦德國不顧美國的反對，爲蘇聯提供鋪設天然氣管道所需的技術，開始了與蘇聯之間的天然氣合作。兩國在能源領域的全面合作肇始於社民黨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這也是社民黨黨史上最爲重要的政治遺產。該政策的總設計師、前總理勃蘭特的政治祕書巴爾（Egon Bahr）1963年在圖琴新教神學院（Evangelische Akademie Tutzing）的一次演講中第一次解釋了該項政策的核心內涵，即“通過接觸實現改變”（Wandel durch Annäherung）。這一思想直接挑戰了當時冷戰中美國對蘇聯的態度，“整個事情只能通過戰爭來解決，雖然沒有人想要戰爭。”而這一接觸的實質就是經貿往來。上世紀60年代，在西伯利亞發現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儲存。從1970年起，兩國在技術和資源的整合上找到了共同興趣點。源源不斷的天然氣從蘇聯流向了德國，蘇聯則獲得了急缺的西方技術和設備。

1970年，德國的天然氣管道提供商曼內斯曼公司（Mannesmann AG）與蘇聯達成了一項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管道合同。德意志銀行爲該項目提供了融資，蘇聯方面通過天然氣償還貸款。同年，作爲友誼的象徵，第一根輸氣管以“柳德米拉”命名，綁上了綠色的花環運往了西伯利亞。這條輸氣管以西伯利亞爲起點一直延伸到巴伐利亞州。1973年10月1日，第一批蘇聯的天然氣越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流向了前西德。這也標誌着“德俄世紀交易”正式上馬。這一交易也讓西德政府和企業嚐到了甜頭，1970年代因爲油價震盪，全世界都人心惶惶。然而，此時西德政府正將意識形態上的對手轉化爲可靠的廉價能源提供商。

50多年來，德國由於對蘇聯（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而與歷任美國總統發生了多次衝突。在這一過程中，社民黨形成了一種觀點：美國的反共意識形態是天真的，只有德國才真正瞭解蘇維埃。社民黨籍歷史學家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教授提到了黨內的鐵律，即不能對抗，只能與俄羅斯和平相處。勃蘭特的黨內總理繼承人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與卡特總統的對話中表達了經典的地緣政治觀念：兩個經濟貿易深度綁定的國家之間很難發生戰爭。蘇聯被束縛在與歐洲的能源交易之中，地緣政治衝突對他們來說風險太大了。

然而，1979年隨着蘇聯大舉入侵阿富汗，社民黨的“東方政策”變成了一廂情願的幻覺。儘管，有美國方面的強烈反對，里根政府甚至向歐洲國家實施了制裁，但是，社民黨依然沒有放棄用能源交易推動政治變革的努力。當時歐洲的失業率接近9%，急需穩定廉價的能源提振工業生產，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因此，施密特總理醞釀了更大規模的能源合作項目。1981年，蘇聯和聯邦德國共同簽署了長達4500公里的亞馬爾天然氣管道（Yamal pipeline）的合作協議。該條管道的鋪設使得聯邦德國從蘇聯的天然氣進口從此前每年的10億立方米暴增到每年265億立方米。

二、北溪工程

長期研究“東方政策”的德國資深記者烏爾班（Thomas Urban）認爲，在蘇東劇變和柏林牆倒塌之前，“東方政策”由一套虛幻的政治敘事所主導，在“歷史終結以後”，它則徹底演變成了“經濟上的自利主義”。自上世紀90年代起，德國經歷了對能源政治徹底的去意識形態化。能源被視作了純粹的商品，就像在市場中自由流通的汽車、家電那樣。

在北溪管道建造以前，德俄之間的天然氣管道幾乎都過境烏克蘭。每年，俄羅斯都需要向烏克蘭繳納數十億的過境費。然而，烏克蘭並沒有對境內的管道做好日常的保養和維護，這些管道不斷髮生泄漏和技術故障。此外，烏方還不時從管道中盜取輸往德國的天然氣。因此，自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以後，出於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考慮，他就一直在規劃新的輸氣管道。德國商界對此也感同身受。巴斯夫的前總裁漢布雷希特（Jürgen Hambrecht）認爲，德國的工業界需要更多更穩定的天然氣供應。北溪1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

2004年年中，巴斯夫的子公司Wintershall和德國最大的天然氣進口商E.ON共同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草簽了一份建造北溪1號的意向合同。該管道穿越波羅的海，長達1224公里，每年能將550億立方米天然氣直接從維堡（俄羅斯）輸送到格賴夫斯瓦爾德（德國）。2005年9月8日，在施羅德和普京的共同見證下，兩國敲定了最終的合同。10天以後，社民黨在大選中敗給了基民盟，施羅德也失去了連任的機會。雖然北溪1號遭到立陶宛、波蘭等國的強烈反對，但歐盟依然將該項目視作“符合歐洲利益的項目”。總的來說，北溪1號在風平浪靜中投入了運營。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4日，德國艾特費爾德，航拍一座天然氣儲存工廠，此前北溪一號管道因維修而關閉。

2011年福島核電站災難過後，時任總理默克爾（基民盟）決定加快淘汰核電的步伐。在德國工業界要求尋找替代能源的壓力下，她對北溪2號持開放態度。雖然北溪2號從談判到修建幾乎都不在社民黨主政時期，但這條管道同樣極富社民黨色彩。在選舉失敗以後，施羅德先後出任了北溪股份公司和俄羅斯石油公司的董事會主席。這位前總理完成了他的角色轉換——從普京最好的“德國朋友”變身爲俄羅斯能源的說客。此外，施羅德前辦公室主任施泰因邁爾在默克爾內閣中擔任了外交部長一職；時任社民黨黨主席的加布裏埃爾（Sigmar Gabriel）則擔任了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和氣候行動部部長。社民黨內由普京粉絲團組成的政治網絡順理成章地成爲了北溪2號項目背後的操盤手，並且延續該黨的“東方政策”。

這條管道從工程上來說就是北溪1號的翻版，它與前一條管道並排，兩者都是雙線天然氣管道。建成後，俄羅斯向德國輸送的天然氣將增加一倍。與北溪1號相反，北溪2號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各方的批評。在歐盟內部，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尤其反對北溪2號，而烏克蘭則盡其所能阻止該條管道的建設。美國是該條線路最重要的反對者。早在奧巴馬主政白宮期間，他就警告過默克爾，莫斯科正在用能源出口的收入武裝它的軍隊。這一警告的音量隨着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行動達到了頂點。不過，施泰因邁爾還是拒絕將北溪2號工程的批准與俄烏衝突的談判進展掛鉤。這可以被普京理解爲一個信號，即德國政府默認了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行動。德國東方經濟關係委員會（Ost-Ausschuss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甚至質疑制裁俄羅斯的有效性，“歐盟與俄羅斯的接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只有更多貿易和旅行才能緩解雙方的緊張關係。”他們又重新回到了施密特的老路上：北溪2號絕不會使德國更加依賴俄羅斯。正相反，莫斯科會更加依賴他們的客戶。2015年，默克爾爲第二條管道的交易蓋上了橡皮圖章。

德美在北溪2號管道上的衝突自特朗普上臺後越發激烈。特朗普不斷重複着他的觀點：一方面，德國需要北約從軍事上防範俄羅斯可能的入侵，另一方面，又讓能源供給完全依賴自己的敵人。2019年年初，時任美國駐德國大使的格雷內爾（Richard Grenell）甚至向德國企業界發出了威脅，“美國認爲如果北溪2號和土耳其溪兩條天然氣管道如果投入運營，將使得歐洲從烏克蘭進口天然氣變得多餘，那麼烏克蘭的安全政治地位將會逐漸下降，俄羅斯介入並干預烏克蘭衝突的危險就會上升；此外，歐盟也會因此產生對俄羅斯能源進一步的依賴。”同年12月，美國國會兩院通過了《2020年國防授權法案》。該法案的內容包括了對北溪2號的制裁。德國政客們立刻向民衆販賣了“打壓論”的說法：特朗普爲了向歐洲兜售美國昂貴的頁岩氣，故意打壓北溪2號。不過，德國的知名時評人赫爾辛格（Richard Herzinger）認爲，美國的制裁是一項“非常親歐洲的決定”。2019年底，該項目的建設被迫停工，一年以後建設工作頂着被制裁的風險強行重啓。

雖然，2021年5月拜登政府放棄了制裁，該工程於同年9月完工。但是，就在俄烏衝突爆發前的幾天，肖爾茨政府停止了已建成的北溪2號管道的認證程序，使其無法投入運營，直到進一步通知。這條天然氣管道頓時成爲了波羅的海中最大的擺設。

三、兩家德國企業與俄氣

在德國與俄羅斯數十年的能源交易往來中，有兩家公司扮演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魯爾天然氣有限公司和巴斯夫集團。這兩家公司在不同時間段見證了這項德俄之間的世紀協議。魯爾天然氣公司曾經一直是德國最大的天然氣有限公司。該公司與蘇聯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70年。幾乎從此以後，德國與蘇俄簽訂的每一份天然氣該公司都是最大的贏家。由此，也奠定了它在德國能源工業界的準壟斷地位。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歐盟逐漸開始放開電力和天然氣市場，競爭的加劇和深陷能源政治糾葛，使得魯爾天然氣公司輝煌不再。2002年，德國電力界的龍頭企業E.On申請合併收購魯爾天然氣公司。該項併購標誌着魯爾天然氣公司的沒落。

雖然聯邦反壟斷調查局否決了這項收購（Bundeskartellamt），但是，施羅德政府的經濟部動用了部長級許可推翻了這項判決。政府遵循了企業的觀點，即一個強大的、垂直整合的能源集團將更具國際競爭力。當時和現在一樣，德國不得不面對俄羅斯的大型國有天然氣供應商，同時也要面對挪威和歐洲以外國家的競爭。因此，需要有能夠與這些大型的、占主導地位的生產商進行抗衡的企業。不過，時任聯邦反壟斷調查局局長的經濟學家赫爾維格（Martin Hellwig）自始至終批評政府當時的決策。他認爲，施羅德對競爭政策不以爲然，政治上基本上做了某些商業領袖所希望的事情，把工業政策當作一種宗教。這項交易不會增加供應安全。供應安全需要有自己的來源、開放的市場、多樣化和儲存。合併沒有觸及這些事情。毫無疑問，在公司長期但仍董事會主席的伯格曼（Burckhard Bergmann）爲該項併購辯護道，在併購後，E.On/Ruhrgas並沒有失去多樣性，它們的天然氣貿易來源遠遠比競爭對手巴斯夫來的廣泛。直到2008年，該公司30%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30%來自挪威，其餘來自荷蘭和德國。他們還擁有許多倉儲設施。公司反覆進行的壓力測試表明，即使完全喪失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對於魯爾天然氣公司來說，風險依然是可控的。只是，當時公司只考慮了技術故障和價格糾紛，而並沒有想到俄羅斯會把中斷天然氣供應作爲一種政治槓桿。

當地時間2022年9月27日，德國路德維希港，巴斯夫化工廠的煙囪和燃氣罐。

如果說，魯爾天然氣公司沒有意識到其中的政治風險，那麼，巴斯夫集團就主動把這一風險引入到了德國的政治中。作爲德國的化工巨頭，巴斯夫需要大量的天然氣作爲原材料和能源。1990年他們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簽訂了長期的框架協議。該協議最初的目標是打破當時由魯爾天然氣公司控制的天然氣供應壟斷。巴斯夫集團最具爭議的商業行爲莫過於將他旗下子公司Wintershall控制的位於德國北部Rehden的儲氣設施轉讓給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的德國子公司Gazprom Germania，以此換取在西伯利亞的油氣開採權。然而，這一轉讓給德國的能源安全帶來了巨大的隱患。因爲，該設施佔德國天然氣總儲存空間的五分之一，能夠提供大約200萬個戶家庭一年的天然氣消費。自2021年來，Gazprom Germania一直在清空該設施中的天然氣存儲。2022年4月，德國政府不得不將Gazprom Germania置於信託管理之下，以確保國內的天然氣供應。

不過，直到今天，巴斯夫仍將這項交換看作是“純粹的經濟決定”，它沒有對供應安全產生負面影響，因爲在交易前後第三方都可以不受歧視地使用該儲存設施。他們同時也援引了歐盟關於能源自由化的規定，它要求將天然氣的傳輸與發電、採購和分配領域分開，要求給予所有市場參與者無歧視的天然氣網絡准入。另外，德國的政客們也沒對這項交換提出異議。根據《聯邦對外貿易和支付法》，聯邦政府如果看到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可以適時出手進行干預。然而，經濟部並沒有這麼做。

四、如何度過未來的冬天

德國今天的天然氣危機，不是任何一個單一黨派的責任。在近50年與俄羅斯的天然氣貿易過程，無論是左翼的社民黨，還是右翼的基民盟/基社盟（CDU/CSU）都在德國政壇上輪流執政。雖然，“東方政策”在社民黨內被“美化爲一個不再受批判的範式”，但是，默克爾執政的16年依然是對這一政策的延續。她的外交政策顧問曾坦言，默克爾根本沒有“注意”過德國對俄羅斯的天然氣進口已經超過了50%。正是在她的任內，使得德國對於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滑向完全不可控的深淵。

撇開地緣政治的角度，德國國內的氣候政治也是導致當下能源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德國至始至終在推行一種烏托邦式的能源轉型，即擺脫化石燃料與核能，完全依靠風能、太陽能等這些可再生能源。鑑於可再生能源的能量密度遠遠低於傳統能源，它們如果要生產與傳統能源相等的能量，那麼必將耗費更多的土地和原材料。所以，這些可再生能源並非如宣傳的那樣“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因爲，土地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能源本身就是與可持續發展相違背的。另外，用低能量密度的能源取代高能量密度的，來維持現代高能耗的社會運轉，從基本的物理化學特性來看，這就是不現實的。良好的道德願望和大量的政府財政補貼是無法改變物理化學特性的。

道德化的能源和氣候政策也產生了現實中的政策禁忌，比如，核電退出和頁岩氣的開採。由於核淘汰是綠黨的創黨意識形態和基石，因此，即便在能源短缺、價格暴漲的今天，在以該黨爲主導的氣候政策中，對核電問題依然很難有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理性討論。雖然，現有的衆多科學報告已經證明了德國的核電站是安全的，國內的多數民意是支持核電，但要讓綠黨點頭支持延長剩餘三座核電站的運行時間（原計劃在今年年底關閉），甚至重啓去年年底已經關閉的三座核電站依然非常困難。不過，最終在各方的壓力下德國副總理兼經濟與氣候行動部長哈貝克（Robert Habeck）終於做出了有限的妥協：同意延長兩座核電站的使用時間。

當地時間2022年9月30日，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能源部長會議上，德國氣候保護部長羅伯特·哈貝克（中）與匈牙利外交部長西雅爾多（左）和荷蘭氣候與能源部長羅布·傑頓交談。

德國能源政策的另一個禁忌便是通過壓裂法開採頁岩氣。該國地下蘊藏着至少2.3萬億立方米的頁岩氣，足夠未來幾十年使用。聯邦地球科學和自然資源研究所前所長庫姆佩爾（Hans-Joachim Kümpel）教授預計，在未來幾十年裏，每年200億立方米（相當於每年從俄羅斯進口量的一半左右）的產量是可能的。這將大大增加德國能源的自主性。根據2017年出臺的壓裂禁令，德國已停止開採頁岩氣5年了。不過，天然氣危機使得頁岩氣開採再次進入了政治辯論的視野。執政聯盟中的自由民主黨（FDP）希望廢除壓裂禁令，而社民黨和綠黨依然不考慮重啓頁岩氣項目。綠黨反對頁岩氣主要出於以下兩個原因：1）壓裂技術可能會帶來潛在的健康風險。2）頁岩氣開採過程中會產生甲烷（一種強溫室氣體），會拖累遏制氣候變暖的計劃。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兩條理由略顯牽強。首先，雖然有不少的科學醫學報告指出了頁岩氣的潛在健康風險，不過，這些報告很難明確地建立因果聯繫。其次，德國由於失去了他們的第一大天然氣供應商，現在轉向卡塔爾和美國進口液化天然氣。而美國的液化天然氣也是通過壓裂技術開採的，還要算上運輸過程中的碳排放。因此，比起從美國進口頁岩氣，德國本土開採的碳排放量要小的多。

德國的戰略與宏觀經濟學家斯特爾特（Daniel Stelter）在德國《商報》的評論文章中批判了極其弔詭和虛僞的德國能源政策，“只要不在我們的領土上，在哪兒都行。我們不用核電！但進口法國的。我們不用煤！但進口波蘭的。我們不用天然氣！但進口卡塔爾的。我們應該爲此感到羞愧，並最終採取應該採取的行動。”儘管，執政大聯盟將當下的能源危機歸咎爲俄烏戰爭，不過，這場戰爭至多隻是催化劑，幾乎所有政黨共同推動的能源轉型和綠色政治必須爲能源危機負責。這項工程讓部分德國人陷入了無法自拔的道德陶醉，除此之外，它給經濟民生，甚至是氣候保護都帶來了負面影響。

雖然，康德呼喚人們仰望星空，不過，時下解套德國能源危機的鑰匙可能就在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