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刘再复

文学的优点，其实是文学特点的延伸。文学最根本的优点，用一句话表述，就是文学最自由，也最长久。我这二十七年，得到三件“至宝”：一是自由时间；二是自由表述；三是完整人格。自由表述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

▎一、文学最自由

说“文学最自由”，是比较而言。具体地说，它比政治、经济、新闻、科学等都自由。文学只面对人性，它不理会其他所在乎的一切，也不在乎多数，只知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对于文学来说，个体的认知比集体的意志重要。

文学也比“经济”自由，经济要追求利润，哪里有利可图，资本就流向哪里，经济受制于利润，受制于市场，受制于经济规律。文学不追求利润，只要求表达，作家以表达为快乐，有市场要表达，没市场也要表达。

相对于新闻，文学也最自由。新闻面对的是事实，写真人真事是基本准则。但文学可以虚构，可以想象。新闻受制于时间，受制于空间，受制于真人真事。文学则可超越时空，也不受制于真人真事，因此文学也比新闻自由。

与科学相比，文学更显得自由。科学受制于经验与实证，受制于逻辑。科学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因为经验和逻辑无法证明他的存在。但文学无须逻辑，无须实证，它可以说上帝不存在，也可以说上帝存在。在文学家看来，只要把上帝当作一种情感、一种心灵，他就存在。

文学拥有各种超越的可能性，所以它最自由。我讲“文学主体性”，重心讲述文学的超越性，文学可以超越现实的逻辑、现实的主体、现实的视角、现实的时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成为一个好作家。但我所说的大自由，是指内心的自由，而不是外在的自由。曹雪芹生活在清朝“文字狱”最猖獗的时代，没有外在的自由条件，但是他创造出了中国最伟大的经典极品《红楼梦》。一个聪明的作家，绝不会等待外在自由条件成熟之后才去写作。等待是一种愚昧。

▎二、自由与限定

德国哲学常讲“自由意志”。“意志”是一种驱动力、冲击力，但“自由”并不是放任，不是我行我素，自由首先要克服“本能”，不做“本能”的奴隶。康德哲学叩问的问题是：道德是否可能。也就是自由意志是否可能？这也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否可能？

《西游记》的起始部分书写孙悟空在花果山拥有绝对的自由，后期则有“紧箍咒”。这个“紧箍咒”乃是对孙悟空绝对自由的限定。唐僧是很慈悲的，他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但为了坚守“不杀生”的原则，便给所有的妖魔鬼怪都作了“非妖非魔假设”，类似西方法庭的“无罪假设”。有此假设，便允许为犯人作无罪辩护。《西游记》了不起，它有一个“师徒结构”，这是一个自由与限定的哲学结构。自由不是放弃责任，自由权利与社会义务也是一种相依相成的结构。我写过一篇短文《逃避自由》，讲我去美国之后才感悟到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自由同样有很多困境，像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里表达的那样，每个人都被限定在某种自由度之中。

▎三、自由在于“觉悟”

自由有很多种类，文学追求的是内心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提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积极自由”重在争取外在的自由，孙悟空大闹天宫挑战玉皇大帝的权威属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则重在“回避”，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要求消极自由，我曾要求三种“消极自由”，即独立的自由（不依附的自由）、沉默的自由（不表态的自由）、逍遥的自由（不参与的自由）。自由往往存在于“第三空间”。《红楼梦》开始时，贾雨村谈哲学，说世人常分“大仁”与“大恶”，黑白分明，其实还有大量中间地带的人，像贾宝玉等都属于“中间人”，曹雪芹不作“一分为二”的哲学预设。我问金庸先生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一部，他说是《笑傲江湖》。我也最喜欢令狐冲。令狐冲处于华山派与对立的日月神教之间，两派都不给他独立的权利，但他两边都不想依附。令狐冲的处境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处境，社会总是不给思想者第三空间。

“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不同。“内在自由”是指内心的自由，这是文学追求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关键在于人自身的觉悟。我读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发现他提问了“自由之源”的问题：

自由自在。这自由也不在身外，其实就在你自己身上，就在于你是否意识到，知不知道使用。

自由是一个眼神，一种语调，眼神和语调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你并非一无所有。对这自由的确认恰如对物的存在，如同一棵树、一根草、一滴露水之肯定。你使用生命的自由就这样确凿而毫无疑问。

自由短暂即逝，你的眼神，你那语调的那一瞬间，都来自内心的一种态度，你要捕捉的就是这瞬间即逝的自由。所以诉诸语言，恰恰是要把这自由加以确认，哪怕写下的文字不可能永存。可你书写时，这自由你便成看见了，听到了，在你写、你读、你听的此时此刻。自由便存在于你表述之中，就要这么点奢侈，对自由的表述和表述的自由，得到了你就坦然。

自由不是赐予的，也买不来，自由是你自己对生命的意识，这就是生之美妙，你品尝这点自由，像品味美好的女人性爱带来的快感，难道不是这样？

神圣或霸权，这自由都承受不了，你不要也要不到。与其费那劲，不如要这点自由。

说佛在你心中，不如说自由在你心中。自由绝对排斥他人。倘若你想到他人的目光，他人的赞赏，更别说哗众取宠。而哗众取宠总活在别人的趣味里，快活的是别人，而非你自己，你这自由也就完蛋了。

自由不理会他人，不必由他人认可，超越他人的制约才能赢得，表述的自由同样如此。

自由可以呈显为痛苦和忧伤，要不被痛苦和忧伤压倒的话，哪怕沉浸在痛苦和忧伤中，又能加以观照，那么痛苦和忧伤也是自由的，你需要自由的痛苦和自由的忧伤，生命也还值得活，就在于这自由给你带来快乐与安详。

高行健的这段话道破赢得自由的关键在于自身，即自由应当依靠自己的觉悟，即不能等待上帝的恩施，也不能等待他人的恩施，而只能靠自己对于自由的意识。理解了这一点后，才能求诸自身。我因为理解这一点，感到自由多了，甚至连演讲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我讲我的，不在乎听众的反应，我不把自由交给听众。自己可以掌握自由，哪怕外界禁锢得很厉害，我们也可以赢得精神创造的自由。只要我们不求发表，像卡夫卡一样，在遗言中决心焚书；或像李卓吾，认定只写“焚书”与“藏书”，那就可以天马行空、充分自由地写作了。

还有一对自由要分清，就是“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不能说只有精神自由重要，物质自由就不重要。中国文化讲“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庄子》中的《逍遥游》等，都是精神性的人格。

中国文化恰恰缺少物质性自由的位置，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迁徙自由、读书自由等。五四运动的一大功绩就是启蒙我们去争取物质性自由，所以五四运动了不起。但文学自由，属于精神自由，它不需要等待物质自由实现之后才进行写作。中国文化不讲恋爱自由，但《西厢记》、《红楼梦》等却大写恋爱自由。

▎四、影响文学自由的若干先验预设

要赢得写作自由，首先不能作前提预设。莫言之所以成功，有一个原因是他不作前提预设，他的《丰乳肥臀》所歌颂的伟大母亲，其胸怀像大地一样包容一切苦难。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好处，也是突破话题预设肯定张爱玲、沈从文等的文学价值。不过我认为张爱玲后期背离了她在《自己的文章》里宣示的美学立场，其《秧歌》和《赤地之恋》，用政治话语取代文学话语，创作的出发点是政治预设。

第二，要赢得文学自由也不能作任何哲学预设。禅宗讲“不二法门”，就是不要“一分为二”，而要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理解一切人。《红楼梦》里的晴雯、鸳鸯都是丫鬟，在世俗世界里被认为是奴隶的下人，可是曹雪芹却没有界定她们为奴婢。晴雯就是晴雯，鸳鸯就是鸳鸯，活生生，又真又善又美。高行健也没有对立统一的哲学预设，他的画既不抽象也不具象，开拓了“第三地带”，他的水墨画就是“第三地带”的成功。荷马写的《伊利亚特》也是如此，它没有把特洛伊战争定义为正义战争或非正义战争，双方全都为一个美人海伦而战。

第三，文学不应担负外在的使命。文学具有潜在的净化功能、范导功能，写作应当面对人生的困境、真实的人性，不需要担负其他的使命。鲁迅企图疗治中国国民性，我们应当尊重，但这不是作家可以完成的。文学不可能改造国民性，只能呈现国民性。《阿Ｑ正传》只是呈现国民性，并未完成改造国民性。今天阿Ｑ还是阿Ｑ，未庄还是未庄。马克思说文学不能充当“时代的号筒”，文学作品不应席勒化，而应该莎士比亚化，即内心化、人性化。

▎五、文学最长久

王国维在政治上很保守，但文学眼光则很先进，他在“论文学”里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文学家比政治家长命。古希腊城邦的行政长官，我们谁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但荷马的名字却至今仍然家喻户晓。我国的李煜，作为皇帝，没有什么人能记住他的政绩，但是作为诗人，李煜的词却流传千古。因为李煜词所蕴含的家国沧桑的真理与人世沧桑的真理，乃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王国维语）。《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百世不斩，万世不灭，可以肯定，千百年后，莎士比亚、曹雪芹还会让人说不尽、读不尽。

作家不能跟着时代潮流跑，作家应该做《红楼梦》所说的“槛外人”。卡缪所说的“局外人”，不让潮流牵着鼻子走，不当潮流的人质，这样才有文学的永久性。《红楼梦》所有的冲突矛盾，都不是“时代”维度上的冲突，而是“时间”维度上的冲突。文学具有超越时代的品格，“永恒性”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