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县倭寇始末书》

（归有光 公元1555年）

倭寇之变，起自上年三月初旬。虽络绎无虚日，亦惟骚动缘海，尚未敢深入。犹惧归途之有梗也。乃今纠合既众，向导既明，又知吾民不素习兵、不预备，遂眇无忌惮。 今年四月七日，警报直抵昆山，官民哄然。方填门塞关，为城守之计。而都司梁凤，适承抚按文檄，统处兵八百，来守兹土。士民倚为长城，讵意其贪懦无状，坐受宴犒，托言屯扎该境、遥为声援，竟尔招摇远去，分兵四逸，半从盐铁，半从周市，沿途摽掠，吾民惊窜。自是要害无守。

十三日午时，贼船五十余只，贼徒三千余人，迳泊新洋江口，直犯东门。肆力攻围，烟焰烛天。哭声动地，其接踵而至者，又无处二三四倍。夜则桅灯如列星，旦则吹螺举号，蜂附云集，较之他处，猖獗尤甚。

而梁凤乃于十六日自常熟后入郡城，若不与闻者。

十七十八等日，贼遂造云梯二十余乘，攻击东北二城，势极危迫，赖官民悉力拒守，幸以不破。当夜，乡士大夫蜡书，募敢死士，缒城而下，自间道往，请救于代巡孙公。 十九日，即蒙复委梁凤提兵应援，而梁凤又复迁延六日，方至昆山县西九里桥，索取军需，声言每名要钱五两，乃始进兵。奈此时民穷敛急，本县素乏羡余，不能一时卒办，意不相惬，复退屯兵真义地方。偶与贼遇，勉强一战，贪其辎重，反致大败。火药铳炮，半被卤去；而遗落田野，为村民俞辟等所埋藏者，又不可胜数。设使天不佑民，尽以籍寇，其声势又何如也！

是日，又复遁入郡城，诳言吾军一至，贼徒尽散，民不被杀，屋不被烧，麦尽刈而苗尽栽矣。一时上官咸谓信然，遂不复以昆山为意。

贼觇知援绝势孤，二十四日，复以云梯三十余乘攻东南东北二门。是时不独燕尾剑棱劲镞，加以佛郎铅锡大铳，一时合发。

城中辟易，危急十倍于前，不得不再行请救。而孙公惑于梁凤先入之言，颇有难色。差官张国维，顿首号泣，具道梁凤不才之状，乃益以沂邳及山西兵三百余人，本府义勇二百人，复遣梁凤统之以行。其答乡士大夫书，则有兵虽可用，将官懦怯，某再三责以大义，而翁公则有促之不进，为之奈何等语。愚意其使贪使过，责后效以盖前愆，未可知也。

时太仓陶指挥所募款兵适至，又命二守督率并进，意在刻期剿灭。而梁凤逗留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师，越四日，尚驻维亭。本县既备糗粮，旋复臭腐，且动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词，虽张公亦莫得而谁何也！

贼乘此间，又于初八日，聚众四千余人，云梯无数，布列东西城下，百计冲突，伤害甚多。而官民拒守益力，杀死贼徒数亦相当。至昏时，贼始稍退，复移屯城西林中，盖富室佳园，惜不忍毁，故遂为贼巢耳。次早皆负门扇，接造飞梁，碾驾冲车，直逼城中。发掘甃石，铁椎扣门，声如雷震。百万生灵，命在顷刻，而人心愈奋，争出死力，用生刍松脂麻油，烧毁冲车，更从楼上穿板，灌注灰汤坠击，杀其名二大王者及伙贼数人，贼始退去。

是时，阖城士女，摇动惊惶，缢溺而死者数人。引领援兵，复不见至。

初十日夜分，生员龚良相、徐倬、傅继善，奋义冒死请兵。十一日黎明，遇梁帅于六市铺西，距县尚三十余里，反复哀恳，而梁凤骄蹇有加。赖张公督促前进款兵，踊跃东向，气雄志烈，不负狼名。梁帅徐徐既至，有司选地扎营，梁凤仍称该地四面阻水，不可遏敌，复退屯九里桥外。款兵孤悬，势难野宿，姑纳城中，待梁并进。

府县文牒祈请，再三方至。开门延入，欲加慰劳，巳先计纵沂兵逸去，为媒孽之地矣。方议出攻，乃又妄申本县，按兵不发，于是宪符严责。十五日，张二府督梁凤合兵大举，本县义勇导引款兵，直捣贼窟。血战方酣，而诸兵遥望贼来，即麾奔溃，多自溺水。甲骑铠仗，半为贼有。款兵益进，杀伤贼徒二十余人，而后援不继，致有阵亡挤水之祸。于是更令逃军造为厚款薄沂之谤，欺罔上官，致使是非不明，功过莫辨。

假令有司诚有厚薄，亦不过视上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为去留。则将焉用彼帅哉。其失机误军之罪，恐不能推托于厚薄也。仪部王主政，不忍官民罹此荼毒，受此𫉁菲，挺身冒险，仗义执言，乃至暴没，皆愤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时事如此，可胜叹哉！

其原盖始于当道，先有款兵防卫无锡，以厚其故人，而梁凤亦不欲强颜再入昆境，各戾初心，遂相构煽，殊不念昆山之与无锡，均为朝廷根本之地。况上游土崩，下流澜倒，又必然之势也，岂宜有所偏重哉！

是时，我军虽未收全功，而款兵声已（上下结构，上繁体龙，下似乎是个言或石字）服贼胆，遂相引去，杀遗民，烧遗屋，数十里烟火不绝者，又四五日，以泄其余愤。

盖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围，凡四十五日。临城攻击，大小三十余战，以不教之民，当日滋之寇。内无张巡许远之略，外无蚍蜉蚁子之援，城之不陷，皆天也！

其六门并攻，被杀男女五百余人，被烧房屋二万余间，被发棺冢计四十余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记者言之。其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五六，棺椁三四，有不可胜计而周知者。

君门万里，未能遽达。虽密迩当道，岂皆尽得其实哉！互相蒙蔽，以期远罪，贼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凤若始能不离该境，则贼安敢遽尔深入；中能力战不退，则贼岂敢直捣郡城；终能如期急难，则贼岂敢冲城凿穴。贻昆山之祸者，梁凤也。乃又饰词驾罪欺天乎！

更有大可怪者，其款兵先登殁阵，其渰（同“淹”）死者，皆缘邳处二兵争先奔溃，挤入洪流，性不善水，又甲重不能振拔，遂至胥溺。非汨水而被渰者，此情可矜，法所应恤。彼二兵正当正其望风奔溃之罪，以示惩劝，乃今与款兵一体加厚，何其颠倒之甚耶！呜呼！处败军若此，良民无故被杀者流血成川，积骸如山，又将何以待之哉！

尝考吾昆，自有国以来，未尝被兵燹，有生聚而无教训，故今遭此，皆错愕相顾，束手无策。不得已为坚壁清野之计，纵敌猖狂，莫之敢抗，其受祸亦独惨于他处。

今之急务，莫若广濠堑，造月城，筑弩台，立营寨，集乡兵，时训练，铸火器，备弓弩，积薪米，蓄油烛。其周回近城林木，须斩去里许，以绝埋伏；茔冢有碍城隍者，宜量给地价，为迁葬之费；而十家为甲之法，尤所当严；其男子十五岁以下，凡成丁者，尽令编报；排门粉壁，每甲推长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虽系商贾，非累年土著，无父兄承传者，亦须根究，庶使内贼不出，外贼不入，而奸宄之徒无从造爨矣。

至于抚疲民，蠲逋税，勘荒田，尤时政之大端。而动支官银又便宜之要术，盖事有常变有轻重。处常则仓库为重，而武备为轻；处变则军旅为重，而财用为轻。况居官行法，自有大体，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所谓公罪者，正今日动支官银以济时艰，而为法受恶之类也。况既上官文移，则操纵由己，虽不宜冗滥，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缩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劝借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户，而欲应无穷之巨寇，吾不知所税驾矣。

凡此数事，果能断自乃心，豫有成算，则用足兵强，形势险固，人心坚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贼来犯境，便当横出四郊，与之一决，又何必填门塞关，悬悬外援之望，不获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冤愤哉！

愚忝与守城，与贼来去之日相始终，目击惨毒，所不忍言。姑记其始末以备他日邑乘之纪录。其他处置，略具备倭议中。有民社之寄者，尚其鉴此衷悃，毋以出位为罪，幸甚幸甚！

《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作者介绍

归有光，生于公元1507年（正德元年）1月6日，卒于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2月7日，字熙甫，又字开甫，别号震川，又号项脊生，世称“震川先生”，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人，明朝中期杰出的散文家。归有光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风格朴实，感情真挚，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又与胡友信齐名，世称“归、胡”。

归有光出生在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昆山）宣化里一个日趋衰败的大族之中。他八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母亲就丢下三子两女与世长辞，父亲是个穷县学生，家境急遽败落。也许就是这种困境，迫使年幼的归有光过早地懂得了人间忧难，开始奋发攻读。归有光自幼明悟绝人，九岁能成文章，十岁时就写出了洋洋千余言的《乞醯论》，十一、二岁“已慨然有志古人”，十四岁应童子试，二十岁考了个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同年到南京参加乡试。但他参加乡试却连连落第，五上南京，榜上无名，其间惨淡经营，寒窗十五载。

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称他是“贾（谊）、董（仲舒）再世”，将其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 。此时的归有光已是纵观三代两汉之文，遍览诸子百家，上自九经二十一史，下至农圃医卜之属无所不博。归有光的古文和俞仲蔚的诗歌、张子宾的制艺被誉为“昆山三绝”。以归有光的才学和声望，考取进士应是胜券在握了。在乡试高中的同年冬天，归有光雇上车马日夜兼程北上，准备应第二年的礼部会试。谁知这次会试竟是名落孙山。

南下还乡后，归有光移居就近的嘉定安亭江上，开始了一边读书应试，一边谈道讲学的生涯。四方学士纷纷慕名而来，少时十几人，多时百余人。归有光的家境一直困贫，全靠妻子王氏料理家事维持生计。居安亭期间，王氏治田四十余亩，督僮奴垦荒，用牛车灌水，以所收米粮供全家及弟子之食，让归有光专心讲学。归有光纵论文史，谈经说道，一时间弟子满门，海内学者文士皆称归有光为震川先生。归有光名扬海内，连恃才居傲的徐文长（徐渭）对归有光也肃然起敬。

归有光的命运是困蹇不堪。三年一次的会试，次次远涉千里而去，一连八次都是落第而归。其间四十三岁时，失去了最心爱的长子，时隔一年，又失去了任劳任怨、与己分忧的妻子王氏。仕途的蹭蹬，把这位名扬海内的古文家长期抛弃在荒江僻壤之上。加之失子丧妻的哀痛，使他的生活更加艰难。不过，坎坷的生活，倒也磨炼了归有光深沉坚毅、不屈服于权势与恶运的性格。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倭寇作乱，归有光入城筹守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

明代科举场上舞弊之风甚盛，虽不重唐代的行卷之习，但是有宗师和大官僚的提携是仕进的重要捷径。归有光久困场屋，对这一科举内幕应是十分明了的。可是，他却绝不从旁门邪道跻身仕途。

归有光耿介正直、不事权贵的品格，表现在他整个人生的各个方面。在古文领域里，他始终坚持己见，不为群言所惑，敢于与当时统治文坛的“巨子”相抗争。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等七子致力于诗作，散文并非其所长，但是他们的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他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同年，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终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 。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

归有光的散文博采唐宋诸家之长，继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同时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进一步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进了严肃的“载道”之古文中来，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联系起来。这样，就容易使文章写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给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叙述家庭琐事或亲旧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写得朴素简洁、悱恻动人。

归有光的散文艺术特色是：

①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

②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

③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

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有光的这些叙事散文，在当时一味摹古浮饰的散文园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给人以美的享受，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的境界。

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入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赀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太湖流域自古以来以富庶闻名，但伴随着发展，太湖水旱灾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明朝，每三到七年就要发生一次水灾。

归有光居住在安亭时，对太湖地区的水利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吴淞江是太湖入海的道路，只要拓宽吴淞江，解决吴淞江的淤塞问题，其他的水道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反对排泄太湖水，他上书给当时的兵道、知府、知县，阐述自己的治水主张。他还搜集当时相关的水利文献，著《水利论前》《水利论后》等，撰成《三吴水利录》四卷，是古代太湖水利研究的重要资料。

归有光富藏书。其父在成化初年，已筑书室百楹于安亭江上，名为“世美堂”。至归有光时又多方寻购。夫人王氏，亦极喜藏书，听说有零册散编，则令女仆访求，置书达数千卷。声称平生无它嗜，独好书籍，以冶性情。编辑有《诸子汇函》，上自周代的鬻熊《鬻子》，下自当代的宋濂《龙门子》，共94家著作，是明末以前收录子部书最多的一部丛书。

归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经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则在散文创作上。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归昌世与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正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共四十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七百七十四篇、诗歌一百一十三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共四十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归有光还著有《三吴水利录》四卷、《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皇明经世文编》辑有《归太仆文集》两卷。

《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文章讲述公元1555年倭寇攻打昆山、昆山人民顽强抵抗、明军官兵无能及百姓受害的惨状，强烈抨击了明朝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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