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程健/文 曉君/圖 策劃 楊亞楠

中國蘭州網10月24日消息 “最初，刑事審判強調從重從快打擊犯罪，現在，更注重刑法的謙抑性，以審判爲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就是實現庭審實質化，中心就是證據裁判規則……”

“民事審判事關民生，民事法官要心懷大愛，要以慈愛之心關注弱勢羣體……”

“我們的家事法庭，首要目的不是審判，而是挽救家庭……”

集正氣與仁愛、專業與練達於一身，是史莉留給記者的第一印象，簡單的三句話，深深印在了記者心中。

法院是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維護公平正義的國家機關。從金昌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書記員到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庭長，史莉見證了甘肅省法院系統在改革開放熱潮中，發生的巨大變化與取得的顯著成績，用她自己的話說，“我的前半生，也是20多年來法院正規化、法官職業化、審判專業化建設的一個小小的縮影。”

庭審現場

親歷：法院正規化

1993年，西北政法學院畢業的史莉回到金昌，分配到金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刑庭擔任書記員。

“那時候的書記員庭審記錄是手寫，對速記要求特別高，有時候幾十頁的庭審筆錄記下來，手指頭都變形了；判決書是油墨打印，剛開始不熟練，印一份判決，手上、衣服上都是油墨。學着寫閱卷筆錄不敢出錯，錯一個字師傅就給撕掉了。”回想當時情景，史莉感慨萬千：“現在想想，對自己是非常有幫助的，工作之初的從嚴要求，讓自己始終能站在一個高標準上管理自己，即使有所懈怠，也差不到哪去。所以我對庭裏的年輕人工作上要求也很嚴，他們的辦公條件大大改善了，現在是無紙化辦公，不僅全部是電腦記錄，而且庭審智能語音識別系統實現了庭審語音實時轉錄成文字，解放了書記員全程記錄工作，除了特別難以聽懂的方言，一般情況下，書記員只需調整個別詞句，方便多了。”

“以前我在基層法院實習，通知當事人都是騎上自行車上門找人。有時院裏給我們出門辦案安排一輛三輪摩托車，就覺得方便多了。現在，基層法院都配備了信息化巡迴審判車、執行指揮車，實現了車載流動法庭對全省廣大農村、牧區全覆蓋，可以說人民羣衆的司法需求發展到哪裏，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務就跟進到哪裏。”隨着對史莉的採訪的深入，我們也跟着法院的信息化建設進入了高速路：全省建成了集訴訟服務中心、訴訟服務網、12368訴訟服務熱線“三位一體”的綜合性訴訟服務中心，遠程視頻接訪室、立案室，遠程立案、遠程開庭、遠程接訪、遠程執行成爲法院工作的新方式，實現了讓信息多跑路、讓羣衆少跑腿，大大方便了老百姓打官司；通過甘肅法院司法公開網，向社會及案件當事人公開案件審判流程及執行相關信息，公開裁判文書、互聯網直播案件，公平正義的實現過程，清晰的展現在老百姓面前；以“法信”平臺爲代表的一批智能化輔助辦案系統的建成和應用，既提高了庭審質效，又減輕了法官工作負擔。

庭審前，再次查閱案卷

乘着改革開放的春風，法院系統的硬件設施配備日新月異，但這只是基礎。

從剛工作時法院僅有的刑事庭、民事庭、經濟庭、行政庭、辦公室，到如今的執行局、研究室、政治部、審監庭、立案庭、少年法庭、環資庭、知識產權庭、審判管理辦公室等等，部門更健全、職能更細化。辦公環境也有了很大的變化，現在蓋的辦公樓，都實現了審判區域和辦公區域分開，安檢系統齊全，在重要敏感場所安裝了紅外線攝像頭，全天24小時監控錄像。設施更完善，環境更安全，辦公更方便。

探討案件相關細節

突破：法官職業化

走法官職業化建設之路，是法治現代化的重要標誌，是實現“公正與效率”的必然選擇。早在2002年，最高法院就提出了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建設，儘管當時的職業化改革只是一個雛形，但對法官的學歷提出了明確要求：1995年《法官法》剛出臺的時候，專科畢業就可以擔任法官，現在要求原則上本科以上。史莉介紹：“不僅如此，以前通過單位組織的考試就可以進入法院工作，現在要經過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把關更嚴，起點更高了。”對於史莉來說，這場改革，讓她深刻體會到了法院系統爲滿足人民羣衆的司法需求和期待做出的大膽嘗試。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國的法官多數是以公務員的身份出現，很少有人注意到法官公平正義的個性特徵。沒有職業化的法官就不可能在複雜的社會利益糾紛中排除各種干擾，我們現在進行法官職業化建設，確立以審判爲中心的權力配置和運行機制，建立以主審法官爲主體，法官助理和書記員等人員爲輔助的審判管理模式，構建排除內外干擾的審判權運行機制，充分尊重和保障法官的主體地位；強化落實法官職業保障體系，就是爲了造就一支政治強、業務精、作風好的高素質法官隊伍。

與當事人談話

2006年，史莉從全省600多名法官中脫穎而出，離開金昌中院來到省高級人民法院，主辦死刑案件。從其工作經歷中，我們對法官職業化的感受更加深刻。

“桌子上的每個案件、每份材料，事關身家性命，每每第二天要討論案件時，半夜就會自然醒來。”史莉從來不覺得開庭只是工作，每個案件、每條人命，關係着多少個家庭的悲歡離合，關係着司法的公正與公信。責任，重於泰山，她不敢有絲毫怠慢，總想再斟酌一下，再斟酌一下……

2011年，史莉通過競爭上崗成爲民事審判第一庭副庭長，從刑事審判到民事審判，挑戰巨大。

“刑事審判要求排除一切合理懷疑，民事審判遵循證據的高度蓋然性原則。”史莉介紹：“如何在最短的時間轉換案件審判的思維模式，這是我到民庭工作後首先考慮的問題，我利用晚上的時間，把全庭兩年來改判發回的案件拿來學習、研究，最終寫出一份調研報告，第二年在全省的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作爲會議資料交與會人員討論。平時庭裏每一個要上會討論的案件我都提前把審理報告拿來，梳理法律關係，尋找法律依據，思考如何處理更爲適當。”

民事案件事關當事人雙方利益分配，在這個崗位上更容易受到“走後門”、“跑關係”等情形的考驗。對此，史莉用一句“不要把我們的幹警往監獄送！”簡單直接地警示了某些別有用心的當事人，而記者在這輕描淡寫的幾個字裏看到的是一名法官的剛正不阿和清正廉明。

查閱書籍資料

錘鍊：審判專業化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決定》明確提出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革，審判更加專業化。專業化的審判涉及內容很多，包括審判主體的專業化、法官知識儲備的專業化、審判機制的專業化等等。

史莉說：“我可以從審判理念這個點上說一下這幾年的變化。”

她剛參加工作時，當時的刑事政策是支持“嚴打”方針，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法院開展“百日嚴打”、“冬季嚴打”鬥爭，對一些殺人、搶劫、強姦犯罪分子從重從快判處。

1997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公檢法三機關由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轉化爲分工負責、相互制約，法院的地位由完全的職權主義轉變爲強調居中裁判，目的是確保案件質量，防止錯案的發生。到現在，實行以審判爲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重點就是實現庭審實質化，中心工作就是證據裁判規則。爲了嚴格規範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全面推進量刑規範化，促進量刑更加公開公平適度，由以前的重刑向現在的“謙抑”轉化，刑事司法更加人性化、科學化。

與同事學習相關理論知識

在這次改革浪潮中，史莉不只是錘鍊了自己在審判領域的過硬本領，更是心繫民生，體恤民情，先行先試，在全省率先推動家事審判改革。

“家事案件數量逐年上漲，離婚率攀升，家庭倫理關係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顯現。家事案件多涉及夫妻、親屬這些私人領域，具有高度的身份性和社會道德屬性，而目前我國的民事訴訟制度主要是針對財產糾紛設置的，用處理財產糾紛的訴訟程序解決涉及身份的相關問題，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家庭問題處理不當，容易引發社會問題，激化社會矛盾。因此，家事審判改革勢在必行。”

討論家事審判改革(資料圖)

“2016年春節期間，我在家寫完了關於我省家事審判改革的報告，2月份提交高院黨組討論後，在省內部分法院展開了試點工作。”史莉介紹，“家事審判改革，對於挽救婚姻家庭，對於保護婦女、兒童、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對於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都有着重要作用。我省的試點工作啓動三個月後，全國的試點工作也開始正式啓動。”

家事審判改革，理念改革先行，方式方法突破。“試點法院實行離婚冷靜期，讓一些不該解體的家庭先冷靜下來，重新思考夫妻雙方在婚姻中所應承擔的責任；用心理學介入的方式疏導家暴案件中受害的當事人，和離婚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交流，用科學化、人性化的手段平復社會個體的創傷；打造更加溫馨、體現家的元素的家事法庭，喚醒當事人的家庭責任意識，挽救即將破裂的家庭……”提起家事審判改革，史莉再次打開了話匣子……

主持正義從未畏懼

採訪臨近尾聲，我們問對法官這個崗位有什麼體會，史莉很有感觸地說:“在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掌管人的生殺予奪，民事審判事關重大利益分配，我很榮幸這兩種審判我都經歷過，也鍛鍊了我，必須要有一顆公正的心，要有悲天憫人的情懷，要有甘於平淡的操守。”

曾經，她無數次上過刑場、單獨詢問過各類重刑犯、也曾經受到過恐嚇與威脅，我們很感興趣，作爲一名女同志，她不害怕嗎？

生活中的史莉(資料圖)

“說我膽大吧，我覺得相反，生活中我特別膽小，一次家裏被盜，把我嚇壞了。但是提審涉及黑社會性質案件的主犯、一個罪行累累、面相兇惡的重刑犯時，我絲毫沒有覺得害怕，因爲內心告訴我，我主持的是正義。”

和史莉交流，能夠感覺到“公平正義”是她執着的堅守和信仰，她給我們介紹自己剛當審判員不久辦過的一個案件：一起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案件，七八個被告人都是二進宮、三進宮的累犯，唯一的目擊證人是一個姑娘，面對被告人，她當庭作證，極其勇敢的指出每一個被告人用什麼兇器打在被害人什麼部位，指證結果和法醫鑑定完全吻合。”

對於那位證人，史莉二十多年來一直心存尊敬。

“主持正義，從未畏懼！”說這句話時，她的雙眼炯炯有神，如宣判時一樣莊重嚴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