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崛起後：誰都沒有真正擁有過財富

　　本文系網易“人間”工作室（thelivings）出品。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

　　本文選自理想國圖書《資本之都：21世紀德里的美好與野蠻》，網易新聞人間工作室已獲得授權。

　　前言

　　自1991年印度宣佈開放市場以來，首都德里在風起雲湧的經濟改革中，由一個飽受歷史創傷的文化古城變身爲具有全球影響力、蓄積豐沛資本的國際都市。

　　通過國際業務外包、房地產炒作等各種商業活動，印度的新興中產階級把自己視作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和受益者，其生活方式也變得越來越現代化、美國化。當他們的財富藉由巧取豪奪而與城市的天際線一起衝向雲端時，這座城市中經濟難民和貧民窟的數量也隨之攀升。

　　全球資本市場爲德里帶來轉變、機會、創新、希望，但也帶來被金錢主宰的房地產市場和醫療體制、層出不窮的暴力犯罪、失能的行政體系與貪污腐敗，再加上印巴分治以來一直存在的種族問題，21世紀的德里居民面臨了愈發嚴峻的挑戰。

　　無論是富人、中產階級、棚戶區的窮人，還是罪犯，幾乎沒有人能置身於外。

　　建造這個城市的人，卻留不下來

　　巴爾斯瓦定居點的垃圾山令人驚歎，人們可能會想，只有大自然才能造出如此龐大的東西。它從平地拔地而起，粗糙的陡坡上有一條歪歪扭扭的路，一輛接一輛的卡車轟鳴着慢慢開上坡頂。經歷過市區的交通堵塞後，走在這裏有一種古怪的感受，因爲這裏空間太大了。

　　頭頂上的天空一望無際，地形幾乎是田園式的開闊。地勢緩緩向下，下面是一個水庫，裏面有水牛和一直看着岸邊的鸛鳥。大家把牛糞收集起來做燃料——這些牛糞被堆成錐形，大小如同身材魁梧的成年男人，爲了防雨還在上面罩了油布，隨處可見。

　　巴爾斯瓦定居點被擠進這大片土地的一個小區域，一堆厚厚的磚塊堆積在彼此頂部，像森林裏的樹苗一樣，向着任何還沒被佔用的空間伸展。房子上都是檸檬綠色的斑駁——這些磚塊來自以前的建築物，那些建築物上過色的牆壁變成了碎片在這裏又被利用上了。

　　從外面看，整個鎮子似乎是瞎的——牆上沒有窗戶，所以從這些房子裏看不到四面圍繞着它們的巨大垃圾袋。

　　和我在一起的是米納克什，她自發做了巴爾斯瓦定居點的政治代表：爲大家整理官方文件（因爲很多人是文盲），代表他們遊說市政當局，還在必要的時候組織政治行動。

　　“他們想要創造一座城市的時候，得請其他地方的人來讓城市運作起來，因爲他們自己沒有勞動力。住豪宅的人是不可能讓一座城市運作起來的。城市的運作靠的是那些住在棚屋和貧民窟裏的人——人力車伕、賣菜小販、皮匠、建築工人，等等，這些纔是讓任何一座城市運作起來的人。

　　“所以比哈爾邦、拉賈斯坦邦和北方邦裏找不到工作的人便從自己的村子搬來德里。在德里，他們發現自己能找到工作，但沒地方住，所以他們開始在城市邊緣的空地上造一些小房子。對政府來說，他們代表了一個可以爭取的選民羣體，所以政府決定把他們註冊成德里的選民，併爲他們提供水電和配給卡。後來他們的家人也搬來了，並一起在這裏正常生活了三十年。

　　“人們不斷來到德里，這裏有很多工作機會。德里地鐵需要成千上萬的工人。他們在政府眼皮底下造了很多棚屋，政府什麼都沒說。但後來政府覺得‘這些人很髒，影響了市容’。加上城市擴張後，他們住的地區已經不再是城市邊緣，政府想要從這塊土地中獲利，所以就對這些人說，住在這裏是非法的，讓他們走。

　　“其中一個定居點在亞穆納河的岸邊，有大約三萬戶人家。2000年，政府爲了美化城市，決定把這些居民趕走。他們在那塊地上建起了德里政府的新辦公樓，那棟樓是世界上最難看的樓之一。

　　“那三萬戶家庭裏，兩萬戶被認定是非法定居，在無處可去的情況下就直接被趕走了，沒人知道他們去哪兒了。其他人被重新安置到城市外圍的數個地點。

　　“有些被安置的家庭到了巴爾斯瓦這裏。但是搬遷計劃很狡猾——三萬戶家庭裏，只有五百二十九戶被安置在巴爾斯瓦，其他人被搬到了別的地方。他們要確保同一個鎮子的人被分散到不同地方，這樣人們就沒法兒聯合起來了。

　　“‘安置’對你來說是什麼意思？我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是什麼意思。安置的意思是把人民完完全全安頓好，是說在新的地方爲他們提供原來有的設施。

　　“但情況完全不是這樣。人們被從自己花了四十多年建起的鎮子裏趕出來，丟到甚至連最基本的生活必需設施都沒有的地方。沒有商店，沒有配給品店，沒有學校，沒有公車。更別提水和電了。那地方完全是一片荒蕪，什麼都沒有。第一批來的人只能從頭開始。政府什麼都沒提供。

　　“孩子們不得不輟學，因爲那裏沒有學校。大部分男性丟了工作。人力車伕被拋到離家三十五公里以外的荒野裏，那裏從來沒人去，當然也沒有乘客。同樣情況的還有商店店主，他們再也進不到蔬菜了，也沒有顧客。一切都完蛋了。”

　　我們在一棟房子前停下，並走了進去。房主是一位叫賈哈娜拉的婦女，正和她的朋友薩茹阿斯瓦蒂坐在一張墊子上。兩個人都代表這個定居點參與了很多米納克什組織的政治運動。

　　賈哈娜拉要給我們泡茶，所以起身去準備。米納克什繼續她的話題：

　　“你可以看到這地方有多糟。土地溼軟，很容易就被淹掉。第一批來這裏定居的人在建造前，不得不挖排水溝。即使是這樣，這裏在雨季也經常被淹。今年有個孩子在洪水裏淹死了，因爲水位高過了房子。

　　“即便如此，這裏也沒有水可以飲用。蓄水池裏的水是鹹的，而這裏的地下水嚐起來有酸味，因爲垃圾堆裏的化學品滲進了土地深層。這些東西太毒了，連蚊子都活不下去。那是純酸，有腐蝕性。孩子們因爲在水裏玩，全都得了皮疹，婦女也都得了很嚴重的陰道炎。

　　“搬來之後，這些人用自己的雙手建起了這座鎮子。他們不能年復一年地等着政府來鋪路、鋪下水道，所以他們只能自己動手。他們不得不爲了每塊磚和每袋水泥去遊說，供電也得去遊說。已經十年了，他們還在遊說。這裏還是連座中學都沒有。最近的一所學校不收這些孩子，因爲他們是‘貧民窟的孩子’。所以孩子們不得不走很遠的路去另一所學校，那裏每個班有一百個孩子，沒地方可坐，沒水也沒廁所。這對那些要去上學的孩子來說非常艱難。你看到通到這裏的路了嗎？一下雨就完全沒法走。”

　　賈哈娜剛來德里的時候，住在尼札姆丁附近的穆斯林貧民窟：

　　“那裏有一口很大的井，我們就住在它附近。那時候，那裏有片空地，當地的頭頭在當地警察的幫助下造了一個貧民窟。一開始，我們有個茶攤，很快那片地區變得熱鬧起來，我們就建了一棟臨時旅館。我們有水電，而且因爲尼札姆丁火車站離得很近，所以很多人到我們旅館來喫飯。

　　“隨後他們來了，對我們說，不管你過得多好，不管你在這裏掙多少錢，別人會一直叫你貧民窟裏的人。他們說要把我們帶去一個新的地方，那裏有好的學校、公園和水電。還說我們在那裏會有自己的房子，帶衛生間和浴室。孩子們很高興。那時候，我們不知道這一切都是謊言。

　　“他們讓我們把自己親手造的房子拆掉。我們中有些人說不相信這個頭頭的承諾。但是有天大概凌晨3點，他親手把自己家的三層樓房拆了。人們開始恐慌。他們說，‘如果政府官員來拆我們的房子，會是一團糟，我們會失去所有的東西，還是我們自己拆更好一點。’所以我們就拆了。之後他們就把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裝上一輛卡車，並把我們扔在這裏。”

　　米納克什給我看各種信和照片，她們把這些文件寄給各種政府部門，試圖把巴爾斯瓦變得適宜居住。

　　“十年了，我們還在做這些事。我們還是連一些最基礎的東西都沒有。我們還在遊說，要求發放配給卡，這是任何人過日子都需要的最重要的東西。如果有配給卡，至少能喫得上餅，即使只是就着鹽一起喫。沒有配給卡，人們生存不下來。你知道現在的通貨膨脹率吧？在公開市場上，大家是買不起任何東西的。

　　“事實上，這些事情讓人很憤怒。每次我們去市政公司，那裏的官僚會滿臉厭惡地說，‘爲什麼這些垃圾一直來找我？’這種情況下你還能繼續鬥爭多久？這裏的人能做的，要麼是把時間用在爲供水做鬥爭上，要麼用在日常工作上，爲自己家掙點錢。

　　“我發現政府每個月花5.6萬盧比爲我們提供水罐車，每年將近70萬盧比。建一條水管通到這個定居點只要花一半的錢，但他們不願意。他們知道，沒有供水的話，這裏永遠不會是個適宜的住處，這樣他們就能再把人趕出去。”

　　對多數中產階級家庭來說，政府在過去二十年裏從社會和經濟活動中大規模退出，達到了這些家庭幾乎再也看不到政府角色的程度。他們喜歡這種狀況——他們將政府的退出和“放松管制”理想化。

　　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意識到，市政府做了多少工作來保護他們的階級，將他們與包圍着他們的大範圍的赤貧隔離開來，不讓這些貧困人口占用任何城市的空間或資源。

　　恰恰是窮人才理解城市的真實管理方式。比起中產階級，他們和政府打交道的距離近得多，並且揹負着大得多的官僚負擔。

　　“對男人們來說，情況更加艱難，”米納克什接着說，“到了這裏，他們全都丟了工作。沒人僱男人做家務活。現在有些男人做的日常工作，比如給豆子剝殼，做一天那活兒能掙30盧比，而且常常還需要全家的幫助。有些男人做掃帚拿到附近的居住區去賣，有些開始在建築工地幹活兒，但那都是少數。

　　“所以他們大多數人坐在家裏，變得意志消沉，整個人封閉起來。他們氣自己的妻子總是不在家裏而是在外面工作，於是打她們。他們不喜歡妻子涉足政治，會跑來我們的會議，滿身酒氣地胡亂罵人。

　　“他們朝我們喊：‘你們女人什麼事都做不了。你們什麼都改變不了。’“而且這個社區受毒品和藥物的影響很嚴重。我不是說一兩個家庭，我說的是整個社區。甚至孩子都受到了影響。因爲沒有學校，所以他們沒事可做，慢慢地就被影響了。他們會去聞做鞋子用的膠水。還有一種1盧比的藥片，可以讓孩子們忘記正在發生的一切。最便宜的藥給了他們最大的快樂。

　　“男人們喝酒，抽黃糖（海洛因）。他們一看見妻子身上有錢，就拿去買酒，把瓶子藏在衣服裏回家。我問他們，‘你們家裏什麼喫的都沒有，你們真的想要買那瓶酒嗎？’

　　“政府在這方面的表現好極了。他們還沒開始蓋醫院和學校，就開了一家賣酒的商店，甚至還派了個警察看店。造學校花錢，賣酒的店則會爲政府掙錢。”

　　醫生都去了私立醫院，還能怎麼辦

　　對世界上大部分人來說，大病醫療是財務危機最大的原因，印度也不例外。但在經濟自由化之前，醫療成本相對低了好幾個數量級，不僅因爲醫生收費較低，還因爲整個醫療體系相對地不那麼依賴於科技。所以如果有人得了重病，有段時間免不了遇到財務壓力，但對於中產人羣來說，開銷水平基本上是能在家人和朋友的財力範圍內解決的。

　　但現在，對於印度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來說，即使收入已經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裏的快樂奪走的東西也在那段時間裏相應膨脹，實際上，很多人在精神層面並沒有任何獲益。人們確實能愉快自由地賺錢和花錢，但相應的保障卻很少——如果發生了什麼壞事，只能自己應對。

　　從新的自由市場獲益的中產階級往往太晚才意識到，儘管收入可能很高，但在很多方面他們的生活比社會中最窮的人都更脆弱。

　　在一家新的私立醫院裏，有個樣子很顯眼的女人向我招手。她穿着一件紗麗，戴着很大的眼鏡。我只在一個派對上見過她一次，她叫阿爾蒂。她帶着兩個年輕人走過來，大聲地爲我介紹：

　　“這是阿米特，我和你說過的，”她說，“這是他的表妹希巴尼。”

　　我們互相問好。希巴尼禮貌地微笑，阿米特好像不太自在。我提議一起去醫院的咖啡店。

　　“你們都是在這個醫院認識的，對嗎？”一邊問，我們一邊坐下。

　　“我們是在重症監護病房認識的，”阿爾蒂說，“那時候我們天天都在那裏，分享彼此的故事。”

　　希巴尼開始講述細節。幾年前，阿米特四十四歲的母親開始覺得吞嚥困難，他就帶她去了德里一家大型私立醫院。他們在那裏的兩個月做了各種檢查，還是查不出問題。

　　醫生建議去看公立的全印醫學科學學院的專家，但那裏沒有病房了，而且專科醫生也沒有時間，因爲一半的專科醫生都辭職去一傢俬立醫院了（就是我們剛纔碰面的那家）。

　　有一位專科醫生讓阿米特來這傢俬立醫院掛他的號，阿米特照做了。醫生花了三天時間做各種檢查，做出診斷說他母親得的是多發性肌炎，一種肌肉炎症疾病。

　　希巴尼說話的時候，阿米特默默地給我看手機上一張他母親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穿着紗麗，胖胖的，在微笑。

　　“那是她生病之前，”希巴尼繼續之前的故事，“醫生馬上告訴我們他要給她做注射，要花40萬盧比（1盧比約等於0.1元人民幣）。阿米特沒那麼多錢，所以他給他叔叔打電話，問能不能借錢。醫生告訴我們注射這種藥物能恢復他母親的肌肉，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所以我們只能同意了。”

　　醫生建議的是靜脈免疫球蛋白注射，這種注射有助於多發性肌炎的恢復，但醫學界對其原理所知不多，而且很少在使用類固醇藥物之前就做這種治療。注射後，醫生讓阿米特的母親回家，並告訴阿米特和希巴尼通過鼻胃管喂她蛋白粉。但回到家以後，她的肺裏都是唾液，既咽不下去也咳不出來。他們害怕她會噎死，半夜馬上把她送回醫院。醫生給她戴了氧氣面罩，並且診斷是肺炎。第二天，更多化驗表明她的腎臟也感染了。她馬上被轉到重症監護病房。

　　“那個醫生一直很鎮定。他說：‘我知道會出現這種情況。但如果我告訴你們這些免疫球蛋白的所有副作用，你們就不會做了。’”

　　他給阿米特的母親做腎臟透析治療。最後她手臂上一根臨時的管子被胸腔一根永久性的管子代替。然後醫生開始處理她呼吸系統裏的唾液。他又給她注射了一劑免疫球蛋白，增強她肺部的免疫功能，然後切開氣管把唾液從氣管裏吸出來。

　　“他們說只需要治療十五天，”希巴尼說，“但是十五天以後，他們說她需要裝一根永久性的管子，現在只是臨時性的。永久性的還要再出7.5萬盧比。

　　“我們花了很多錢。重症病房每天收費是1.6萬盧比，氧氣和透析每天4.5萬盧比。每天晚上，阿米特只能去德里所有親戚家借錢。有親戚把準備用來結婚的錢都借給我們了。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當那個撫養你長大的親人躺在病牀上，你會非常激動，沒辦法思考。他們就是這麼得逞的。

　　“一連好幾個星期，他們每天都說，‘你母親正在好轉。’我們就會燃起希望。然後他們又說，‘她沒有好轉。’”

　　我們幾個很安靜。希巴尼的聲音很軟，我們都圍着湊近聽她說。阿米特一邊看着喝了一半的咖啡一邊聽，阿爾蒂則注視着外面這個炎熱的清晨和修剪過的花園。

　　“同時她的血小板水平降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唾液還沒有控制住，所以她都不能再說話了，更不用說自己喫東西。醫生建議用另一種藥，要17萬盧比，號稱能恢復她的身體系統，控制唾液分泌。但結果還是沒用。醫生說，‘當然沒用。所有的藥都被透析沖走了。’

　　“那裏像地獄一樣。重症病房裏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時時刻刻都很慌亂，沒人照顧阿米特的母親。醫生從不去看她，他們和病人之間沒有任何聯繫。我們不能進去看她，他們從來不告訴我們任何事，只會說‘她需要用更多藥’。我們除了付賬單以外，什麼都做不了。每天晚上，我們會收到白天的賬單，然後用從親戚那裏借來的現金付清。你去會計部的時候，能看到大把大把1000和500盧比的鈔票被送去銀行。”

　　阿爾蒂一臉挖苦地大笑起來。希巴尼繼續說，“我們要求帶她離開重症病房，那裏太貴了，所以他們就把她安排進普通病房，我們總算可以和她在一起。但她的情況非常差，得了褥瘡。她一直在哭，說的話只有一句，‘帶我走！’

　　“我們問醫生要怎麼辦。他們說，‘她不喫東西，我們要在她胃上開一個洞，這樣就能喂她了。’就在我們和醫生討論的時候，一個護士進來，告訴我們阿米特的媽媽走了。”

　　希巴尼回憶這段的時候，阿米特淚如泉湧。

　　她說：“然後你知道那個醫生說什麼嗎？他說也許如果我們把她送回重症病房，給她用呼吸機，她就會活過來。我們可以試試。然後我說，‘有個條件，我要一直在她旁邊看着。’醫生說，‘家人是不能進重症病房的。’於是我們說，‘那我們不做了。’醫生說，‘沒問題，如果你們不希望你們的母親活過來……我是說她有1%的希望可以活過來。你們是什麼人，能決定她不應該活下來？但是如果你們沒錢了……’

　　“但我們不幹了。一切都結束了。我們這麼告訴醫生，他就走了。

　　“我們進去看阿米特的母親，馬上有人來收剩下的治療費。他們隔着她的屍體對我們說，‘你還有20萬盧比沒有付，請先付清。’沒有表現出一點尊重，他們在她的屍體前就這樣說。在印度，我們尊重死者。你知道嗎，他們很無禮。”

　　阿米特插進來說：“火葬我母親的時候，祭司告訴我們，她的骨頭都變成粉末了。”

　　隨着這些回憶的湧現，希巴尼開始變得非常憤怒。

　　“人們無緣無故地死去，”她說，“至少我們還有點錢。我們遇到過有些人保險金用完了就被趕出醫院，醫生連刀口都懶得給他們縫上。當然，一點錢都沒有的人連一點機會也沒有。”

　　“這些醫院完全就是腐敗，”阿爾蒂說，“病人只是他們獲取利潤的工具，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任何診斷不了的病，他們都說是癌症，因爲這樣就可以給你用最貴的藥。人性正在從這個崇尚宗教和靈性的國家消逝。現在這裏行善少，作惡多。”

　　“你丈夫怎麼了？”我問阿爾蒂。

　　“他也是在這裏去世的，在阿米特母親去世之前。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我們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三年，非常美好。他的家族很有名望。他家有著名的記者和學者，還有電影明星。他事業很成功，我們也進入了很好的社交圈，德里的權貴我都認識。”

　　阿爾蒂得花一分鐘來講清楚自己的階級地位。她的故事格外有分量，因爲她是有來頭的人。

　　“我丈夫從來沒生過病。他身高約一米八五，很魁梧。他從來不戴眼鏡，這輩子沒看過牙醫，所有牙齒都是自己的，沒一顆義齒。他打羽毛球，七十歲的時候，連三十五歲的年輕人都經常不是他的對手。他從來不午睡。我們結婚的四十三年裏，除了幾次感冒，還有一次嚴重受傷，我不記得他生過什麼病。

　　“2009年10月，所有的事都亂套了。11月4日，他開始住院，第二年的2月5日，他就走了。

　　“他們沒做診斷就開始化療！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怎麼了。醫生們都很有名，我覺得他們說什麼我就得做什麼。但是每次聽他們的話，我丈夫的情況就更差了。只有我不聽他們的時候，他纔好一點。

　　“我把他從那家醫院接出來，去了另一家醫院。我把他所有的報告都帶過去了，但他們仍想把每個指標都重測一遍，絕對是很誇張的過度化驗。他們說想給他做淋巴結活檢，結果因爲用了太多藥，他的淋巴腫起來了。這個檢查應該就是在局部麻醉下進行的簡單操作。

　　“做那個檢查的前一天晚上，我睡在病房裏。中間我忽然醒了，病房裏很暗，肯定已經是凌晨1點了，我看到房間裏站了一個很美的護士。如果你看見她，你會說，‘多美的一個女人！’我睜開眼睛，看見這個美麗至極的女人站在我丈夫牀邊。她拿了一張表格給他簽字，讓他同意醫院用全身麻醉做一個貴得多的檢查。你能想象嗎？我丈夫因爲那些藥幾乎都神經錯亂了，他難道能在半夜醒過來看見房間裏這位天使並在一張紙上簽字？第二天早上，我就帶着我丈夫離開那家醫院了。”

　　印度醫療體系陰險地結合了價格高昂和信息透明度低的特點，導致病人們極度恐慌，這隻會讓事情變得更糟。病人們會去看二十個醫生，因爲他們哪個都不值得信任。於是他們中斷治療，更換醫院，結果就是無法獲得持續的治療。

　　“我們去了另一家醫院，我丈夫開始好轉。過了幾天，他可以出院了，可他們想從他身上賺更多錢，於是就在驗血結果上造假。

　　“他已經準備要出院了，他在戴圍巾。他討厭在醫院裏，很高興可以走了。往常，驗血結果會自動顯示在房間的顯示器上，那天早上卻沒有。

　　“我去問結果爲什麼沒出來，沒人能回答我。醫生說：‘我來給化驗室打電話。’他看着我，完全沒有聽電話那頭在講什麼，然後就告訴我，我丈夫的血小板降到四萬三了，他需要緊急輸血。

　　“我一下子就慌了。如果他的血小板在十小時裏降了那麼多，那接下來還會降多少？如果回家的話，他肯定會昏迷的。‘對不起親愛的，’我說，‘但你要輸血。’我很慌亂，完全沒想到可能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

　　“到了晚上，所有獻血的準備工作都做好了。開始前，他們按照流程又驗了一次血。這次我堅持要看結果，結果我丈夫的血小板是九萬。也就是說，從一開始他的血小板就沒有降過！那天早上他們不給我們看化驗結果，這樣他們就能賣掉一次要5萬盧比的輸血療程。

　　“是這家醫院殺了他。他們太喜歡亂開藥了，就這麼殺了他。之前，他已經開始好轉。他來這裏的重症病房之後，這個病房（也就是阿爾蒂和阿米特、希巴尼認識的地方）了結了他。我就離開了幾分鐘，回來的時候他渾身都是管子。他大聲呻吟，喘得很厲害，脖子兩邊都有燒傷的痕跡，這些我從來都沒得到過解釋。

　　“我們沒有醫療保險，所有的費用都是我們自己出的。醫院想讓他用一個月呼吸機，這樣他們就能收費300萬盧比。他們還想讓他做透析，因爲他們有一個新的透析機——但他的腎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可怕的事情一直都在發生。我遇到一個婦女，她來看心臟病。由於做了各種化驗測試，她的兩條手臂從手腕到肩都發青。一個心臟病人需要做多少化驗？但你不能問這種問題，法律上醫生完全可以不回答。他們讓你在每個階段籤各種表格，好讓自己免責。他們經常給你開些奇貴無比的特效藥或者其他什麼萬能藥，你花了四五百萬盧比傾盡所有之後，他們交給你一個死人，讓你滾出去。”

　　我們的咖啡涼了。

　　暴富之後，何去何從

　　“德里的派對不好玩，兄弟！在孟買，就算大家都吸可卡因，和那些人在一起也很好玩。這裏不是那樣的。德里的人是瘋子，他們去派對只爲了自我逃避，因爲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都太混蛋了。當你進入那種心態，你就會變成一坨悶悶不樂的屎。你去德里的派對，看到這個角落裏坐着兩個人，那個角落裏坐着三個人，外面有四個人在抽菸。沒人說話。這裏就是這個樣子。”和我聊天的是克里什，一個退休的毒品販子，這方面的事他什麼都知道。

　　“我的生意是從果阿（印度面積最小的一個邦）和默納利（印度的一個城鎮）開始的，但我很快就進入了這些城市的關係網。不管德里哪裏有派對，我一般都在。在德里，沒有毒品什麼都幹不成，所以如果沒有我，根本就沒有派對。沒有我，就沒有‘時尚週’。

　　“時尚週的時候，他們會給我打電話，確保我會來，然後他們就給我在辦活動的酒店訂一間房。任何要辦秀的設計師都會事先給我打電話說，‘兄弟，你那天一定要到。’爲了時尚週，你在一兩天內輕輕鬆鬆就需要一兩百克。以前我什麼東西都弄得到。我很完美。大家都信任我，因爲我從來沒有搞砸過。我會幹完自己的事，然後走開。

　　“每個人都用，老闆！大政治家、大企業家、時尚界、媒體——所有人。但是在德里，你在外面看不到太多，都是在‘農舍（德里城市南邊的富豪和官僚的別墅）’裏。那些吸很多可卡因的人不出來的。‘農舍’地區就是個毒窩。現在我根本不喜歡去那裏。

　　“德里以前很好玩。2001年以前，我們常常在‘農舍’裏開銳舞派對。那很好玩，大家想聽音樂，派對都是在室外的。沒錯，各種毒品都有，但是沒人抽可卡因。會有搖頭丸，但是沒有可卡因。大家互相都很友愛，派對上人不會很多，大家完全不在乎別人怎麼想，他們只是想跳舞。現在這些派對都停了，沒人在乎音樂。大家都穿上自己昂貴的衣服，所以他們需要空調。你不能在封閉的房間裏抽搖頭丸，知道嗎，你得在外面跳舞。你不能在房間裏抽，然後就坐在那裏。所以可卡因對現在的人來說更方便。”

　　“可卡因已經取代了所有的東西。人們想要可卡因帶給他們的那種感覺。爲了追到女孩子，爲了讓別人崇拜，在自己‘農舍’開派對的富人們不能開一個沒有那種感覺的派對。他們很有錢，但沒有可卡因他們感覺不到自己有錢。如果有人要辦一個‘農舍’派對，他們會花50萬盧比在可卡因上。

　　“而且可卡因對那些要工作的人來說很好。如果你一整個晚上都在抽搖頭丸或致幻劑，那麼第二天你什麼事都做不了。換成可卡因的話，第二天你照常工作。我知道有很多人過着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日子。就像有個政治家，他兩三天不睡覺。他就是過完夜生活，往臉上拍點水，穿上西裝，然後在各種會議上精神好得要命的那種人，你能看得出來的。可卡因對那種生活很好。如果是其他毒品，你沒辦法那樣，第二天你渾身都癱了。

　　“所以現在沒有周末——每天都是週末。會有人打電話給我，‘兄弟，你能給我搞點兒嗎？’我心想，‘今天是星期一啊！’

　　“去五星級酒店，廁所總是人很多的，朋友！甚至在酒吧也一樣，大家都知道。他們知道如果對一個人說不能在那兒抽，其他十個人也就不來了。他們不想丟掉生意，所以他們容忍這種事。你得讓你的酒吧熱鬧，所以你不能惹那些毒蟲，否則下次他們就不來了，還會告訴其他人都不要來。

　　“你可能會被抓，但並不是真的被抓。警察拿了錢就會走人。一般只有那些黑人被抓的時候，纔是真倒黴了。大多數吸可卡因的人都是互相有關係的。所以就算警察抓了某人，他們也會接到另一個人的電話，說‘兄弟，那是我朋友，幫個忙吧’。然後警察就對被抓的人說：‘給我們錢，給完就滾吧。’對他們來說，這就像是某種生意。不管什麼時候，如果抓到一個政客的兒子，那就是中了大獎。

　　“德里吸毒的情況比其他城市更嚴重，因爲在德里做事的是那些已經有了錢的人。他們有產業和生意，並靠那些生活，所以他們工不工作都沒關係。在孟買，沒人坐在家裏什麼都不做，因爲你身邊不會有其他人。每個人都在上班。即使是富人，他們仍舊要上班。他們這樣那樣地亂來，但是第二天早上，你會看到他們坐在辦公室裏。在德里這兒，有一種皇宮的感覺。德里人會下午給別人打電話說：‘哦，你幹嘛呢？’‘沒幹嘛。’‘好啊，來喝一杯吧親愛的。’然後你就去了。你去他們家裏，每天晚上你都會看到十個或者十五個人。在孟買沒時間做那種事。

　　“這裏的富人是真的操蛋。這些人甚至根本就不付錢給傭人和那些爲他們工作的人，但是他們能夠隨隨便便一晚上在毒品上面就花掉5萬盧比。特別是男孩子，德里的男孩子花太多錢了——他們去俱樂部、找女人、喝酒、買可卡因。部分原因是德里公共場所的女孩子比孟買的少，男人們瘋了似地競爭。德里的女孩子則更受保護，大多數都和父母住。而在孟買，她們像男孩子一樣自己在外面租房子。”

　　“所以現在沒有周末——每天都是週末。會有人打電話給我，‘兄弟，你能給我搞點兒嗎？’我心想，‘今天是星期一啊！’

　　“我認識一個傢伙，住在一棟‘農舍’裏。我昨天還在他家。

　　“他不工作，就自己一個人。進了他家大門以後，你得開一公里才能到他的宮殿。他把自己的房子弄得像倫敦的那種老房子，車子在房子前面排成扇形。他每次買車，花在改裝上的錢比車本身還要貴。不管買了什麼車，他都會打電話給改裝的人，讓裝上這個那個的。於是他就有了這排蘭博基尼、法拉利、瑪莎拉蒂和路虎。他還有老爺車。這傢伙腦子裏想的盡是：‘好吧，哪個傢伙能給我弄到最好的可卡因？城裏有哪些新的女孩子？’他盡做這些事。

　　“他的朋友也和他一樣。他們所有人都那個樣子。他們不需要工作個一百年，就能花那麼多錢，而且這些錢仍然花不完。他有一間很大很大的公司，錢都已經賺好了。這座城市裏有太多像他這樣的人了。他們都足夠聰明，哥們兒！有些人上過牛津，做過超級厲害的事。但一旦這些東西進了你的腦子，事情就完了，每件事。

　　“我見過人們失去一切。失掉朋友、家人。失掉自己。他們變得瘋癲，瘋得一塌糊塗。人們毀掉一切，也不工作，徹底迷失了。這些哥們兒抽得太多了，一天到晚都處於興奮狀態。他們沒辦法和人交際，抖得跟傻帽一樣，然後就開始喊。就像電影《猜火車》裏一樣，他們都崩潰了。”

　　在經歷過像印度市場自由化這樣的經濟動盪之後，當鉅額財富在一片混亂中落到了富人手裏，富人無法輕易解釋財富是如何或爲何到了他們那兒的，因爲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整件事情是多麼專橫。他們獲得財富靠的是幾種要素的結合：運氣、關係、暴力和詭計，這些都和個人沒有任何關係，其他人也都可以做到同樣的事情。

　　在某種意義上，財富仍然是外在的，並沒有一種“我的”財富的感覺。看看他們的房子和噴氣式飛機，他們遭受着一種深刻錯覺的折磨，他們發現很難“感覺到”富有。他們喜歡對資產進行實物上和法律上的控制，但這並沒有轉化爲一種對所有權的內在安全感。他們完全知道自己在這個窮困的國家缺乏代表性，而且整個社會並不認爲他們所擁有的是他們應得的。他們經常被稱爲盜賊和強盜，而對此的激烈否認並不意味着他們不相信這種說法。

　　“爲什麼這會發生在我身上？”他們問自己。由於答案並不是他們願意聽到的，他們便沉迷於能讓自己分心的東西。但即使是德里無窮無盡的毒品和派對也無法斬斷他們的焦慮——他們害怕這些東西可能輕易而迅速地從自己手裏被拿走。

　　在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席捲世界的今日，被金錢資本淹沒的德里既是許多城市共同的過去，也是許多城市無可避免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