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布投降，举国欢腾。但此时国民政府公布的前往日本受降签字的中国代表，却令公众有些意外：不是何应钦白崇禧陈诚这些万人瞩目的名将，而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虽然也是陆军上将，但徐永昌的存在感，着实比那几个人要弱多了。

但蒋介石选徐永昌登上“密苏里”号受降，其实是事出有因的。以当时情形而言，有资格代表中国出席日本东京湾受降仪式的高级将领，其实并不多：国防部长何应钦忙于国内受降，分身乏术；白崇禧虽然智谋出众，但向来为蒋介石所猜忌；陈诚作为军政部长，既是蒋的嫡系，也有资格前往——但军政部长在日本投降后，要负责敌占区的接收工作——这样的肥缺不让陈诚经手，陈诚自己都不答应。

而徐永昌虽然少为人知，但在抗战中作为军令部长，负责整顿军队、分析情报、部署作战以及协调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关系等工作。虽然并不发号施令，但大多数作战计划都是他与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一起讨论制订的，堪称幕后英雄。一般人看不到徐永昌的运筹帷幄，但蒋介石自己心知肚明。

另外，虽然出身并非蒋介石的黄埔北伐嫡系、一度还是政敌阎锡山的幕僚，但徐永昌却是极少数令蒋介石深为信任的非中央系将领之一。所以看来看去，徐永昌是当时蒋介石心中最合适的受降人选：军衔甚高、功勋卓著、日本投降后其负责的作战指导业务暂告一段落、出席受降仪式也不会让嫡系眼红。

而且，徐永昌本来也有常人不及之处。

徐永昌是山西大同人，13岁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为了谋生，他在大同的车马店里打杂。1900年，慈禧光绪因为八国联军攻破京师而仓皇出逃，一支护驾的清军在大同暂驻。由于士兵都外出游玩，无人照应师爷徐椿龄的茶水，徐永昌就为这位师爷服侍奔走。徐椿龄可怜他的身世，再加上他自己也姓徐，所以清军出发时就将他带在身边，徐永昌就此入军。

徐永昌从最下级的挑水打更的杂役做起，靠着勤奋好学，一步步改变自己的命运。1914年，他考入陆军大学，九年内完成了当时国内最高级别的军事教育。之后被直系将领孙岳赏识，从此成为举足轻重的军界人物。

只是虽然出身行伍，徐永昌在当时的将领里却是个异类。当所有人都热衷捞人捞枪占地盘的民国，徐永昌却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在孙岳病重时他成为国民第三军的代理军长，后来归附阎锡山，徐永昌认为北伐成功、中国不再有内战了，于是自解兵权。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乱世，徐永昌跟其他军阀不一样。

虽然不一样，但徐永昌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1927年，北伐军到达河北，徐永昌赴前线督师。他的译电员没有看过打仗，要求到第一线观战。到了最前线之后，枪声不绝、尘土溅起，译电员吓得不敢仰视，而徐永昌镇定自若。回去之后，徐永昌问他：“前线好看吗？”

译电员回答：“司令神勇，我是不敢看了。”

但徐永昌之所以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还因为他为人正直，能得到各方势力的容纳。虽然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蒋介石各自为敌，对徐永昌却都能给予相当信任。

1936年10月21日，在杭州，徐永昌与蒋介石畅谈时局。蒋介石告诉徐永昌，接下来准备去一趟西北，“我先去（阎锡山）的山西还是（张学良）的陕西？”

徐永昌建议他先去陕西，“一则以安抗日战线后方，一则以抚慰东北军，俾与中央一德一心，尤为急要。”

蒋介石采纳了徐永昌的建议，结果两人都万万没想到，蒋这一去，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但即便蒋介石被扣押弄得灰头土脸，在安全脱身返回南京之后，他对徐永昌仍然信任不减，对他的评价是“他很爱国”。有这样的品评，也才有日后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受降的一幕。

徐永昌的确爱国，更希望反求诸己、图强救亡。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日记里感慨到：

“对日问题只有责己。今日国民缺感情、少理性，在乡都是可怜的百姓，到营都是可杀的兵，在家都是可爱的孩子，到校都是坏学生。学生时代皆自命不凡，恨教习、恨校长、恨官吏，一到教习、校长、官吏时，便为人所恨。或谓环境不好，不知环境仍是这帮人造的。不平等条约不是被人强订了去的，是比试了一下失败了以后相订的。今日想要平等，还得比试一下，能胜了才行，不是能争不能争的问题，是能胜不能胜的问题。所以要平等，须科学强、机械强、工业强、兵强，不是嘴强即能胜任的。”

在跟日本交战十余年之后终于惨胜，但作为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将军，徐永昌的心情更多的是痛心国运不济。到达横滨时，美、英舰队的三百八十艘军舰已经抵达，徐永昌想起的，却是半个世纪前的甲午中日海战：

“但见四周艨艟围绕，入晚灯光闪烁照耀海滨，如一扇形，真有舳舻千里之概。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何似。”

普通人去受降，大多是意气风发地走个过场，但徐永昌不同。作为中方受降代表，他在58岁这一年，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历史上。但他在东京，想的却完全不是欣喜庆祝，而是战后即将来临的忧难时局。所以当《大公报》记者采访他， 问他关于受降的感言，他完全没有说一句场面话：

“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在举国上下一片欢呼之际，这番话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直到五年后，已到台湾的徐永昌才解释了自己的初衷：

“这次大战，实导源于十四年前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圉吾国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在受降当日，我的内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为大战末期的几次强国会议，又造成了现今岌岌可危的局面。”

“可是忏悔过去，原是为警惕未来，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辙相寻，那就对不起以往的先烈与后来的人群。”

就因为对时局已经感觉到危机重重，所以徐永昌才深怀隐忧。受降签字仪式结束后，他在东京街头漫步，发现日本警察站岗一如平常、民众肃静。而日本媒体登载受降毫不避讳，直接承认战败。对比国内“不实在、无纪律”的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早在七七事变之际，徐永昌就已对蒋介石进言，至少要用八年的时间来战斗。考虑到中国人教育程度不及日本，甚至要以十年为期。目睹受降后依然整齐不乱的日本，徐永昌再次看到了二十年后的未来，“盟方对日如无一具体严密管制方法，则日人之兴可计日而待。”

胜方虽然战胜，却是山河破碎的惨胜；败方虽然投降，却是一如以往的可怕。徐永昌看在眼里、堵在心头。晚上中方代表团有人邀约出去喝酒，“痛饮黄龙”云云，徐永昌坚决制止才作罢。

徐永昌并非不知人情世故。在军中，他并不禁止部下饮酒，理由是人到了20岁以后，就很难有“天人交泰”的状态出现。要达到这种状态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学问，一是靠喝酒。但学问修养到“天人交泰”的境界很难，而喝酒是最方便的途径。

但在受降这一天，目睹强敌在侧强邻如旧、内忧外患依然不去，徐永昌实在没有心情放任部下出去庆祝，“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近人情者。”智者在众人欢呼之时看到危难将至，因而无心宴乐；而众人却觉得忧心忡忡的智者是傻逼。古往今来，大多如此。

参考：南方人物周刊邹金灿《徐永昌 七十年前他接过日本的投降书》 叶铭《“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徐永昌受降的心路历程》 胡博《徐永昌日记：军令部长的失算与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