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佈投降，舉國歡騰。但此時國民政府公佈的前往日本受降簽字的中國代表，卻令公衆有些意外：不是何應欽白崇禧陳誠這些萬人矚目的名將，而是軍令部部長徐永昌。雖然也是陸軍上將，但徐永昌的存在感，着實比那幾個人要弱多了。

但蔣介石選徐永昌登上“密蘇里”號受降，其實是事出有因的。以當時情形而言，有資格代表中國出席日本東京灣受降儀式的高級將領，其實並不多：國防部長何應欽忙於國內受降，分身乏術；白崇禧雖然智謀出衆，但向來爲蔣介石所猜忌；陳誠作爲軍政部長，既是蔣的嫡系，也有資格前往——但軍政部長在日本投降後，要負責敵佔區的接收工作——這樣的肥缺不讓陳誠經手，陳誠自己都不答應。

而徐永昌雖然少爲人知，但在抗戰中作爲軍令部長，負責整頓軍隊、分析情報、部署作戰以及協調中央軍和地方軍的關係等工作。雖然並不發號施令，但大多數作戰計劃都是他與何應欽、白崇禧和陳誠一起討論制訂的，堪稱幕後英雄。一般人看不到徐永昌的運籌帷幄，但蔣介石自己心知肚明。

另外，雖然出身並非蔣介石的黃埔北伐嫡系、一度還是政敵閻錫山的幕僚，但徐永昌卻是極少數令蔣介石深爲信任的非中央系將領之一。所以看來看去，徐永昌是當時蔣介石心中最合適的受降人選：軍銜甚高、功勳卓著、日本投降後其負責的作戰指導業務暫告一段落、出席受降儀式也不會讓嫡系眼紅。

而且，徐永昌本來也有常人不及之處。

徐永昌是山西大同人，13歲就父母雙亡成了孤兒。爲了謀生，他在大同的車馬店裏打雜。1900年，慈禧光緒因爲八國聯軍攻破京師而倉皇出逃，一支護駕的清軍在大同暫駐。由於士兵都外出遊玩，無人照應師爺徐椿齡的茶水，徐永昌就爲這位師爺服侍奔走。徐椿齡可憐他的身世，再加上他自己也姓徐，所以清軍出發時就將他帶在身邊，徐永昌就此入軍。

徐永昌從最下級的挑水打更的雜役做起，靠着勤奮好學，一步步改變自己的命運。1914年，他考入陸軍大學，九年內完成了當時國內最高級別的軍事教育。之後被直系將領孫嶽賞識，從此成爲舉足輕重的軍界人物。

只是雖然出身行伍，徐永昌在當時的將領裏卻是個異類。當所有人都熱衷撈人撈槍佔地盤的民國，徐永昌卻沒有自己真正意義上的軍隊。在孫嶽病重時他成爲國民第三軍的代理軍長，後來歸附閻錫山，徐永昌認爲北伐成功、中國不再有內戰了，於是自解兵權。在有槍便是草頭王的亂世，徐永昌跟其他軍閥不一樣。

雖然不一樣，但徐永昌卻不是貪生怕死之輩。1927年，北伐軍到達河北，徐永昌赴前線督師。他的譯電員沒有看過打仗，要求到第一線觀戰。到了最前線之後，槍聲不絕、塵土濺起，譯電員嚇得不敢仰視，而徐永昌鎮定自若。回去之後，徐永昌問他：“前線好看嗎？”

譯電員回答：“司令神勇，我是不敢看了。”

但徐永昌之所以能得到蔣介石的信任，還因爲他爲人正直，能得到各方勢力的容納。雖然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蔣介石各自爲敵，對徐永昌卻都能給予相當信任。

1936年10月21日，在杭州，徐永昌與蔣介石暢談時局。蔣介石告訴徐永昌，接下來準備去一趟西北，“我先去（閻錫山）的山西還是（張學良）的陝西？”

徐永昌建議他先去陝西，“一則以安抗日戰線後方，一則以撫慰東北軍，俾與中央一德一心，尤爲急要。”

蔣介石採納了徐永昌的建議，結果兩人都萬萬沒想到，蔣這一去，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但即便蔣介石被扣押弄得灰頭土臉，在安全脫身返回南京之後，他對徐永昌仍然信任不減，對他的評價是“他很愛國”。有這樣的品評，也纔有日後徐永昌代表中國簽字受降的一幕。

徐永昌的確愛國，更希望反求諸己、圖強救亡。九一八事變後，他在日記裏感慨到：

“對日問題只有責己。今日國民缺感情、少理性，在鄉都是可憐的百姓，到營都是可殺的兵，在家都是可愛的孩子，到校都是壞學生。學生時代皆自命不凡，恨教習、恨校長、恨官吏，一到教習、校長、官吏時，便爲人所恨。或謂環境不好，不知環境仍是這幫人造的。不平等條約不是被人強訂了去的，是比試了一下失敗了以後相訂的。今日想要平等，還得比試一下，能勝了纔行，不是能爭不能爭的問題，是能勝不能勝的問題。所以要平等，須科學強、機械強、工業強、兵強，不是嘴強即能勝任的。”

在跟日本交戰十餘年之後終於慘勝，但作爲第一個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將軍，徐永昌的心情更多的是痛心國運不濟。到達橫濱時，美、英艦隊的三百八十艘軍艦已經抵達，徐永昌想起的，卻是半個世紀前的甲午中日海戰：

“但見四周艨艟圍繞，入晚燈光閃爍照耀海濱，如一扇形，真有舳艫千里之概。甲午之役果能一勝，則我海軍今日不悉何似。”

普通人去受降，大多是意氣風發地走個過場，但徐永昌不同。作爲中方受降代表，他在58歲這一年，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歷史上。但他在東京，想的卻完全不是欣喜慶祝，而是戰後即將來臨的憂難時局。所以當《大公報》記者採訪他， 問他關於受降的感言，他完全沒有說一句場面話：

“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該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在舉國上下一片歡呼之際，這番話多少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直到五年後，已到臺灣的徐永昌才解釋了自己的初衷：

“這次大戰，實導源於十四年前所謂九一八的日本侵華。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經七十餘年，在這長久的時期中，我們的國家未能做到自圉吾國的必要措施，這是我們應該懺悔的！”

“在受降當日，我的內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爲大戰末期的幾次強國會議，又造成了現今岌岌可危的局面。”

“可是懺悔過去，原是爲警惕未來，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轍相尋，那就對不起以往的先烈與後來的人羣。”

就因爲對時局已經感覺到危機重重，所以徐永昌才深懷隱憂。受降簽字儀式結束後，他在東京街頭漫步，發現日本警察站崗一如平常、民衆肅靜。而日本媒體登載受降毫不避諱，直接承認戰敗。對比國內“不實在、無紀律”的國民，“將來困苦必較日本爲大。”

早在七七事變之際，徐永昌就已對蔣介石進言，至少要用八年的時間來戰鬥。考慮到中國人教育程度不及日本，甚至要以十年爲期。目睹受降後依然整齊不亂的日本，徐永昌再次看到了二十年後的未來，“盟方對日如無一具體嚴密管制方法，則日人之興可計日而待。”

勝方雖然戰勝，卻是山河破碎的慘勝；敗方雖然投降，卻是一如以往的可怕。徐永昌看在眼裏、堵在心頭。晚上中方代表團有人邀約出去喝酒，“痛飲黃龍”云云，徐永昌堅決制止才作罷。

徐永昌並非不知人情世故。在軍中，他並不禁止部下飲酒，理由是人到了20歲以後，就很難有“天人交泰”的狀態出現。要達到這種狀態有兩個途徑，一是靠學問，一是靠喝酒。但學問修養到“天人交泰”的境界很難，而喝酒是最方便的途徑。

但在受降這一天，目睹強敵在側強鄰如舊、內憂外患依然不去，徐永昌實在沒有心情放任部下出去慶祝，“諸人不悟憂難之將臨，似怪餘不近人情者。”智者在衆人歡呼之時看到危難將至，因而無心宴樂；而衆人卻覺得憂心忡忡的智者是傻逼。古往今來，大多如此。

參考：南方人物週刊鄒金燦《徐永昌 七十年前他接過日本的投降書》 葉銘《“這是一個應該懺悔的經過”——徐永昌受降的心路歷程》 胡博《徐永昌日記：軍令部長的失算與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