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這兩個漢字,說的是日本新天皇的年號。尤其是從平安時代(794-1192年)中期以後,日本幾乎所有的年號,都是出自中國古典。

原標題:日本4月1日將公佈新年號,這兩個漢字讓他們很糾結

最近,在日本,關於兩個漢字的選擇成爲全國最爲熱議的話題。這兩個漢字,說的是日本新天皇的年號。

此前,日本現任明仁天皇宣佈將“生前退位”。2017年12月,日本召開皇室會議,確定明仁天皇將在2019年4月30日退位,皇太子德仁於5月1日即位天皇並改元(更換年號)。

如今,天皇更替及改元已經近在眼前,因此擬定新年號相當迫切,日本確定將於4月1日公佈新年號。

而據日本《朝日新聞》3月19日報道,自去年8月開始,在有關於年號的討論中,除了主張遵循從中國古典書籍中選取年號的傳統,也有提倡從日本古典等國書中尋找的候選方案,但同時參與者也認爲從日本古典選取年號絕非易事。

日本天皇的年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怎樣擬定?“區區”兩個漢字的擇取又爲何會如此糾結?

1

漢化產物

說到“年號”,我們最熟悉的還是中國古代王朝綿延兩千餘年、紛繁複雜的年號譜系,貞觀、開元、永樂、乾隆……很多年號大家都耳熟能詳。

其實,年號作爲紀年的一種手段,並非帝制時代的自然產物,從上古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戰國,再到秦代和漢初,都還沒有年號一說,直到西漢武帝時期。

漢武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年號——“建元”,公元前140年即建元元年。此後,年號這一紀年系統就被歷代承襲下來,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改用民國紀年爲止。

日本的天皇年號,可以說完全是日本學習中國的“人爲”產物。

日本的第一個年號,是“大化”。時值中國唐代開國治世——貞觀之治,日本國內改革派通過“乙巳之變”,清除反對改革的蘇我氏貴族,擁立孝德天皇上位,建立年號制度並在第二年(646年,大化二年)元月開始全面學習唐朝制度的改革,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大化改新”。日本年號的創立,可說是這場全面漢化改革的序幕。日本使用年號,也就從那時開始延續至今。

[注:東北亞、東南亞中南半島多數地區都曾使用過年號紀年,如朝鮮半島、越南等,日本則是其中最爲典型的例子。]

因此,同根同源的中日年號,就有着相當多共同的特徵。開始時,年號的制定和廢除並無一定之規,並非一任君主只有一個年號,可以隨君主的意志隨時更換,其中多是因任期內“天降祥瑞”或者軍國重大事變而修改(當然,新帝即位一般都會更換年號)。年號的創始人——漢武帝就使用過多達11個年號,後來的“換年號狂人”唐高宗、武則天夫妻,分別使用過14個和13個年號。

[注:武則天在建立武周、正式稱帝之前,早已臨朝稱制,成爲當時唐朝的實際最高統治者。在稱制期間,她共使用了4個年號,加上稱帝以後的13個,武則天實際使用過的年號數量爲17個。]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日本。到15世紀下葉“戰國時代”開啓之前,日本的年號也是頻繁更易,能“存活”10年以上的年號屈指可數。

因大事或“祥瑞”而更改的年號名稱,一般都與相應事件緊密相關。以漢武帝爲例,比如公元前122年改元“元狩”,就是因爲前一年武帝在狩獵中獲得一隻“一角而足有五蹄”的獸;前110年改元“元封”,是因爲當年武帝封禪泰山……諸如此類。

日本的情況與此相同,如708年因有人在武藏國秩父郡(今日本埼玉縣黑谷)發現了銅塊獻給朝廷,改元“和銅”,“神龜”(724-729年)則是因白龜出現以爲吉祥而改元等等。

而其他的年號改變,往往名稱是出自經傳典籍,或者就是取一個吉祥美好的組詞。比如著名的“貞觀”,就是取自《易經·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前朝隋文帝年號“開皇”,則是來源於道教靈寶派所稱的天地五劫之一,寓意新紀元;而像武則天所使用的“天授”、“如意”、“延載”等年號含義,更是不言自明。

日本同樣遵循這個規律,“貞觀”、“貞元”等年號甚至出現中日“撞車”的情況。尤其是從平安時代(794-1192年)中期以後,日本幾乎所有的年號,都是出自中國古典。比如著名的“明治”,就是取自《易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的年號在字數上其實沒有一定之規,如武則天“萬歲登封”、宋真宗“大中祥符”等,都逾越了兩字的限制;但日本幾乎全部年號都採用兩個漢字,唯一的例外出現,只有729-770年連續的“天平”、“天平感寶”、“天平勝寶”、“天平寶字”、“天平神護”、“神護景雲”這一組明顯帶有承襲關聯的年號。

(圖爲唐太宗李世民畫像,他在位時的“貞觀之治”衆所周知,其實日本清和天皇也使用過“貞觀”這個年號,巧合的是也形成了一個比較清明的“貞觀之治”)

從最初的“大化”,到目前的“平成”,日本共使用過247個年號。時至今日,日本是唯一仍在使用年號的國家。

2

年號更迭,爲何引起巨大關注?

這次的年號更迭,在日本國內外都引起了很高的關注,而對於日本本國人來說,這就像是在日常的生活中突然拋來一個意想不到的難題。

日本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學術界,對此都感到相當陌生。日本史學界年號研究第一人所功教授就談到,在日本關於年號的研究微乎其微,在2018年新出版的《日本漢學珍稀文獻集成》第一種《年號之部》之前,上一次綜合研究要追溯到昭和8年(1933年)。

依照前面所說,年號這東西更迭頻繁,幾乎就是君主隨心爲之。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日本普通民衆對更換年號這般陌生呢?這次更換年號,又爲何會引起廣泛關注?

這要從日本年號制度的變革說起。

從標誌日本近代化的“明治時期”開始,日本的年號制度發生了一個明顯轉變:每個天皇只有一個年號,天皇更替纔會改變年號。

就在明治維新之際,朝廷1868年10月23日頒佈“關於規定今後年號“一代一號(一世一元)”的政令。1889年制定的舊皇室典範第12條又規定“即位後,立年號,一代之內不再更改,遵從明治元年之定製”。

由此稱呼天皇也可以用其年號,比如現任的日本天皇,既可用其名稱明仁天皇,也可用其年號稱爲平成天皇。

這種制度是不是看起來有點眼熟?沒錯,在中國帝制晚期的明清兩朝,實行的就是這樣的年號制度,我們熟知的永樂皇帝、康熙皇帝等,說的都是年號。這種一代君主使用一個年號的制度,叫做“一世一元制”。一般認爲,日本的“一世一元制”是引自同時期的中國清朝。

[注:這一說法尚存爭議,也有觀點認爲這是年號本身發展邏輯的必然結果(讖緯之學衰落、“一世一元制”清晰方便等)。]

這就成爲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日本“全盤西化”的“明治維新”當中,卻有這樣“明清式”的變革內容。明治以來,日本一直延續這一制度,共歷經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個年號。這四個年號,時間跨度長達150多年。

可見,實行“一世一元制”以來,日本年號不再頻繁更易,每個年號成爲了當時天皇統治時代的標誌和象徵。中國古代的“一世一元”時期,雖然也有像康熙、乾隆這樣“超長待機”的例子,但畢竟屬於偶然;而近代以來,隨着醫療等條件的進步,人類壽命顯著延長,使得日本每個年號的延續時間更久。日本上一年號“昭和”持續時間就長達64年;如今的平成天皇雖然要“生前退位”,但他也已經是85歲高齡,50多歲才即位的他也已在位31年之久。因此,對如今的日本人來說,改變年號這種事實屬“幾十年不遇”,感到陌生也十分正常。

而日本國內對此事的關注,更是因爲年號的改變與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平成30餘年時間內,正是科技與信息化飛速發展的時代,現代人的日常事務之繁雜、手中的設備之豐富,遠非此前可比,因此同樣是改變年號,對今天日本人的影響更加顯著。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團體所用的公文,基本上都是年號紀年;普通民衆在填寫政府機關的資料時,也經常使用年號。日本居民卡,身份證,保險卡,駕駛證等個人證件上的生日年份,全部是用年號紀年,駕駛證上的有效日期也是用年號表示。日本使用的硬幣、電車車票、銀行存摺,乃至食品的保質期,也是以年號標記。印刷日曆、電腦、手機上的日期顯示等問題更不必說……

這樣與國民日常生活切身關聯的變更,不引起關注是不可能的事情。

3

兩個漢字,竟如此難選

然而,變更年號這件事,最難的還是這兩個漢字的擇取。

日本年號的擬定,是否有一定之規呢?

明治時期,1909年頒佈了登極令,規定修改年號的方法是“天皇即位後立刻改年號。諮詢樞密顧問後,敕定年號”,並規定“以詔書”形式公佈年號。按照這一規定,年號原則上由天皇本人確定並昭告全國。

不過如此確認下來的日本的年號制度及擬定程序,在後來遭遇到一次重大的危機,那就是二戰的戰敗。

戰敗後的日本,天皇從“神位”跌落,《帝國憲法》及其框架下的舊皇室規範都被廢除,新憲法下的皇室規範則沒有關於年號的規定。戰後初期,也出現了針對天皇制本身的質疑以及昭和天皇退位論,當時就有人提出應該廢除年號。1950年,日本學術會議也向內閣總理大臣和衆參兩院議長提出了“廢除年號,採用西曆”的建議。該建議稱“年號是不合理的”,“沒有任何科學意義”,同時也沒有法律依據,而且由於年號與天皇主權具有表裏一體的關係,所以有悖於民主主義。當年,參議院文部委員會審議了年號廢除法案。

但在執政的自民黨主導下,上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重新爲年號制度賦予法律依據,在1979年先後制定了“年號法”(6月)和“年號選定程序(要點)”(10月)。

年號法的內容非常簡單:

1。年號通過政令加以確定。

2。年號僅在發生皇位繼承情況時變更。

它也被稱爲日本“最短的法律”。

而當年10月23日製定的年號選定程序,除了規範年號的確定過程,將選擇年號的權限從天皇收歸內閣,任何一環節都不再體現天皇的意志外,更明確了候選年號名稱的“硬性標準”:

1。要具有符合國民理想的美好意義

2。應爲兩個漢字

3。應易於書寫

4。應朗朗上口

5。不應是過去的年號或作爲諡號用過的名稱

6。不應是日常通俗詞彙

這項1979年做出的“新規定”,基本繼承了日本歷史上年號選定的傳統,但對於這兩個漢字是否一定要出自漢典卻沒有規定。縱觀日本截至目前的所有年號,能確定典故的基本全部來自中國古代典籍,而從沒有出自過日本本土古典。據日本《讀賣新聞》稱,日本歷史上的247個年號,共出自77部中國古代文獻,其中半數以上是唐代以前的作品。

而針對這次的年號改變,據日媒報道,在首相安倍晉三等保守派人士的支持下,日本方面在考慮“破天荒”地從本土古典中擬定新年號。

從日本古典中尋找兩個漢字,這並不奇怪。一般認爲,在中國曹魏時期,漢字就傳到了日本。而到了7世紀聖德太子攝政期間,日本的漢文水平得到長足進步,並逐漸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漢字。而在大化改新以後,漢文在日本成爲“風尚”,也成爲一種地位的象徵。

不過,從日本古典中選出兩個漢字作爲年號,卻是困難重重。

對於原本沒有文字的日本,漢字剛剛傳入時,主要被用來標記讀音。比如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中有名的萬葉假名雖然是漢字,但僅是用來表示日語發音的表音文字,漢字本身並無任何意義。這就不符合“年號選定程序”中必須“有意義”這一要求。

而後來日本漢文水平提高後的古典著作,又有大量內容本就是摘錄自中國古籍。日本共同社就引述日本古籍研究者的話報道稱,“日本古籍中也有許多由‘漢文’(古漢語)寫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來自中國古籍。越是有格調的語言,這樣的傾向越強。”

因此,有日本政府內部人士也不得不承認,“從假借字中選取年號實在是有一定的難度”,有分析認爲,年號完全撇開中國文化的影響很難,但可能折中同時取自中日兩國古典。

4

從昭和到平成

三十餘年了,平成時代即將走向終結。回望平成時代,這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三十年?當今不少日本人也經歷過的昭和時代,到平成時代又有怎樣的變化?

1926年,日本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即位,改元昭和。“昭和”,取自《尚書·堯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如前面所說,彼時年號仍體現着天皇自己的意志,“昭和”這一年號也被認爲體現着裕仁天皇坐望世界的野心,日本先後發動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也成爲這一時代不可抹去的痕跡。戰敗後的裕仁在美國庇護下,僥倖逃脫被追究戰爭責任乃至被迫退位的命運,一直在位至1989年。戰後的日本,在昭和時代呈現出相當積極進取的姿態,並迅速從戰後狀況解脫出來,實現了經濟復興。

1989年1月7日,87歲的昭和天皇在東京病逝,太子明仁即位,開啓平成時代。“平成”,取自兩部中國典籍,即《史記·五帝本紀》“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尚書·大禹謨》“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平成這個年號,從含義上看顯然內斂了許多。

平成時代的開啓,正處在日本當代史的重要關節點上。平成天皇即位之時,日本的經濟正走向頂峯。經過昭和中後期的努力進取,加上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的“泡沫經濟”,日本經濟呈現出空前的欣欣向榮局面。當年索尼買下美國哥倫比亞影業,三菱地產買下紐約地標性建築洛克菲勒中心,讓日本人一度看到了衝擊世界第一的曙光。

而相比於激進的昭和時代,更多的日本人也寄予新的平成時代很大的希望。

的確,新天皇明仁相當低調,展現了與其父裕仁截然不同的面貌,他首次娶民間女子爲妻,在1992年還訪問中國,成爲目前唯一訪華的日本天皇。當時,明仁還特意去西安碑林博物館看了自己年號的出處,並對中國文化表達了敬意;平成時代,也是日本近代第一個沒有戰爭的時代,科學昌明,文化發展,讓日本人引以爲豪。

然而90年代的泡沫經濟破滅,這一日本當代史最重大的事件,給平成時代帶來了巨大的危機,其影響至今也揮之不去。這次經濟停滯持續有多久?有人稱之爲日本“失去的十年”,有人稱“二十年”,還有人說是“三十年”——幾乎持續了整個平成時代。這巨大的變故,加劇了日本的財政困難,高齡少子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也更加凸顯,這甚至讓整個社會氣象變易,如日媒指出的,日本在經濟頹勢下形成了“低慾望社會”,新生代缺乏前幾代日本人的“肉食性”,“草食男”流行,呈現着與昭和時代完全不同的面貌。

平成時代,在一開始就給予日本人巨大的希望,然而隨後的崩盤幻滅,也成爲日本巨大的陰影。如今,“平成”將成回憶,新的年號,將寄託日本人怎樣的期望?

文:黃俊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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