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鄧小平訪美，與卡特總統站在陽臺上

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衆國發表聯合公報，宣佈兩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這是西方世界最後一個和我國建交的國家。1月28日至2月5日，鄧小平副總理和夫人卓琳應美國總統卡特和夫人的邀請赴美進行了爲期八天的正式訪問。中美關係從此走上了一個新的開端。

我當時在公安部工作，奉命作爲訪美先遣組的負責人，先期赴美進行安排；隨後又以特別助理（負責安全事務）的身份隨鄧訪問了美國。至今那緊張的日日夜夜至今記憶猶新。人們不太明白，在莊嚴隆重的外交活動和熱烈友好的歡呼聲裏，掩蓋着另一種複雜的鬥爭：中國臺灣和美國一小撮反華反共勢力公開挑釁，祕密進行暗害活動；中美雙方安全警衛人員則爲保證鄧小平的安全和訪問的成功，進行了有效的合作和艱辛的努力。這是一場緊張和尖銳的鬥爭。

訪問前傳來的警報

鄧小平訪美是一次歷史性的成功的訪問。美國政府出於國際國內的需要，以及中美建交後在美國國內出現的對中國友好的新熱潮，訪問受到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極大重視和熱烈歡迎，受到了相當於國家元首的禮遇。美國官方竭力宣傳這次訪問的重要性，強調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具歷史意義的事件之一”。國際輿論也認爲，這是“戰後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折點”，“促進亞洲與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然而，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美，對臺灣國民黨當局無疑是一次重重的打擊，對於美國國內一小撮反華勢力也是不能容忍、不肯甘心的。這方面反應之快出乎意料。中美《聯合公報》公佈後的數日內警報就不斷傳來。據我有關方面的信息：

——臺灣一高級特務聲稱要在鄧小平訪美時“給一點顏色看看”；

——美國的蔣方人員正策劃收買“意大利槍手”企圖暗害鄧；

——美國一個極“左”組織揚言：“要做一些使鄧永遠難忘的事”；

——旅美的親蔣組織和臺獨勢力準備收買流氓、打手，並脅迫一些臺灣留學生和僑民在華盛頓等地組織“遊行示威”，進行挑釁。

令人感動的是，一位居住在美國的炎黃同胞寄信給在大陸的親友，要求及時向中國政府轉達“一個盲動的美國極端分子組織，此次有計劃乘鄧訪美時威脅我們副總理的安全”，希望中國政府“能確切地把握及安排，以確保我們鄧副總理的安全……”這封至誠的來信於1月20日即鄧小平訪美前八天由國務院辦公室轉移到了我的手裏。

關於鄧小平訪美期間的安全問題，中共中央一開始就給以極大關注。黨心民心都關注着他這次的美國之行，希望訪問成功，安全歸來。警報的陸續傳來，凡是知情的黨內高級幹部更是憂慮不安。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國務院副總理耿飆、方毅、陳慕華和各有關方面的負責人黃華、韓念龍、章文晉、伍修權、孔原、朱穆之、羅青長、凌雲以及中央警衛局的負責幹部等開了幾次會，研究有關情況和應對措施。一致的看法是：敵情嚴重，切不可掉以輕心。

對於臺灣特務機關的暗害活動，我們是領教過的，有過多次挫敗它的成功經驗，也有過慘痛的血的教訓。1955年萬隆會議時，臺灣特務機關蓄意製造的克什米爾公主號航機空中爆炸事件，就是他們收買香港啓德機場場地工人安放的定時炸彈，企圖殺害赴會的周恩來總理。幸虧周總理沒有乘坐這架飛機，但參加會議的部分工作人員和去萬隆採訪的新聞記者卻不幸遇難，損失慘重。1964年，臺灣特務機關又陰謀乘劉少奇訪問柬埔寨，製造爆炸事件，謀殺劉少奇和西哈努克。這是一起未遂事件，在中柬雙方合作下，人證俱獲，事先擊破了敵人圖謀。現在警報又來了。“收買槍手”！應當作何估計呢？一種可能是故意放風恐嚇；另一種是確有謀劃和行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們必須立足於第二種可能，採取萬無一失的安全措施。這是當時的決斷。

美國社會情況複雜，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據當時瞭解，美國2億人口，民間就有1.5億支槍，每2分鐘要響一槍，每24分鐘就要打死一個人。美國暗殺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怵目驚心，歷屆總統中就有：林肯、加菲爾、麥金萊、肯尼迪等四人遇刺身亡；有傑克遜、T．羅斯福、F．D．羅斯福、杜魯門和福特等五人遇刺倖免於難。我們與美國隔絕多年，對於他們安全警衛工作的情況知之甚少，這些都增加人們的焦慮和不安。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經中央常委決定派先遣組先期赴美進行安排。

先遣組赴美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長黃華將常委決定通知了當時的公安部長趙蒼璧，而由凌雲負責安全事務隨鄧小平出訪，並先期去美打前站。

先遣組的組成人員有：外交部禮賓司司長衛永清和專員唐龍彬，新聞司專員姚偉，中央警衛局處長滕和松，連我六人。中央電視臺也派出陳漢元等三人與先遣組一同去美爲攝製和播送電視節目作安排，到美后單獨活動。

先遣組行前，對安全警衛有一個設想，要點是：一，根據鄧副總理的指示，在美訪問期間的安全責任必須由美方承擔；二．近身的安全警衛不能借手他人，由我們隨行的警衛人員嚴密部署，並爭取美方的合作；三．安全警衛工作要與外交禮賓活動安排緊密結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組一行離開北京踏上了去美的旅途。先遣組受到我駐美聯絡處柴澤民主任等的熱情接待。當晚就在柴的主持下，使館黨委和先遣組一起開會，傳達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關於確保小平同志安全訪問的重要指示，研究了有關情況。

據我駐美聯絡處的瞭解，在華盛頓和其他將去訪問的城市，蔣幫和“臺獨”組織的“遊行示威”已經具體化了。美國內政部國家公園服務處已發給蔣幫和“臺獨”組織許可證，許可自1月29日10時至18時在拉斐特公園和我聯絡處前“遊行示威”。蔣幫揚言參加的將有兩萬人，估計可能有三四千人，看來勢在必行。另有消息說，蔣幫已撥發經費，收買流氓打手；不少蔣幫分子紛紛“南下”和“西行”（即南去亞特蘭大和休斯敦，西去洛杉磯和西雅圖，都是小平同志和方毅副總理將要訪問的地方）糾集隊伍；旅美親蔣組織在紐約還成立了“聯合支援中華民國行動委員會”。各派“臺獨”組織也在紛紛擾擾進行活動。

1月13日至17日先遣組與美方共同工作了五天。在華盛頓三天，一天是會談，兩天是現場考察。然後去喬治亞州的首府亞特蘭大和得克薩斯州的休斯敦。17日晚返回華盛頓，18日就離美經東京回國了。

先遣組與美方的會談是在白宮舉行的。會談中首先要解決的是要美方承諾負責安全保證的問題。我們態度誠懇，表示信賴美方，相信他們一定會採取有效措施保證鄧小平的安全和這次訪問的圓滿成功。美方反應很明確。泰勒表示感謝中方對美方的信任，美方將對鄧副總理這次訪美的安全完全負責。泰勒還透露：卡特總統已下令聯邦安全局負責鄧副總理的安全，整個安全工作將在安全局的統一計劃和指揮下，組織警察、情報各方面力量來共同完成。

美方證實：臺灣方面的人將於1月29日在華盛頓搞“遊行示威”活動。泰勒說限於美國法律，他們無法制止，就連總統也不能制止。即使在白宮外面，只要不往裏面衝，也無法干涉制止，但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使之不能接近鄧副總理，是可以做到的。泰勒說，根據美國的規定，遊行隊伍只能在距國賓館五百英尺以外的地方進行，到時你們可能會聽到和望到，他不認爲這會發生安全問題。我對泰勒說，“遊行示威”是對中美兩國友好關係的挑釁，但我相信美國朋友會負責處理好安全問題。我強調說，中國有一句話：“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們都是乾的這個工作，都知道有時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危害安全的事情，我想提醒美國朋友注意到這一點。

在會談中，泰勒問我：代表團有多少安全人員？我告訴他：除我以外共七人，其中包括方毅副總理的一名警衛。這樣少的安全人員對美國人來說是難於想像的。美國的總統、副總統來中國訪問，見之於名單的安全人員總有百數十人。事有湊巧，1月16日晚先遣組與美方人員同機由亞特蘭大飛往休斯敦，我在機上得到一份當天的《亞特蘭大日報》，載有一篇記者安妮·拜恩寫的《卡特及其一家在“金尼與加比”餐廳》的文章，描寫卡特一家在這個餐廳一頓意大利式午餐的現場警衛情況。文章引述飯館經理的話說：“飯館大概有五十個特工人員。他們在房頂上，街上，街對面的房頂上，甚至在廁所裏。"“還有大批的食物和藥品局人員和警官們……”還說到一些很具體的警衛措施。我把報紙送給泰勒看，問他事實是否這樣？他看了文章說，基本上就是這樣，是事實。我們與美國的安全警衛工作，差別是很大的。

會談後，我們在華盛頓進行了兩天的現場考察，到了白宮、國會、國務院、國賓館，以及肯尼迪藝術中心等將列入訪問計劃的場所，雙方就禮賓安排和現場的安全警衛部署進行具體協商，擬定方案。16日在亞特蘭大，17日在休斯敦進行了同樣的考察。美方派出了總統專機。雙方邊看邊議，在航行途中集中商談，遇有需要請示的問題，美方立即與華盛頓白宮或國務院電話聯繫，及時解決。我們的日程安排很緊，由於美方態度友好，效率很高，工作進行得很順利。

在華盛頓國賓館現場考察時，泰勒和凱利向我們詳細談到了當年杜魯門總統在這裏遇刺的經過。杜魯門因白宮住所在修繕，一家人臨時住到了國賓館。賓館對着白宮後門僅一馬路之隔，是一所不甚起眼的臨街紅磚樓房，不大的一個正門就在數尺寬的人行道旁，門外門裏都有武裝警衛。每天早晨杜魯門一定出來在馬路上跑步。行刺的殺手正是摸準了他的行動規律，在賓館附近突施襲擊。門衛和隨行的安全警衛人員全力衛護，展開一場槍戰，殺手一死一傷，警衛人員也有兩人重傷，杜魯門得免於難。經過這一次事件，他們對國賓館的安全警衛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進和加強措施，重點是防衛來自恐怖分子的突然襲擊。我們詳細考察了這裏的安全設施，可以說是處處設防，如臨大敵。深感在美國這樣的國家裏，對付恐怖活動是保證安全的關鍵，一點也大意不得。

再說一件事。先遣組一到華盛頓就得悉全美華人協會和美中友協要在希爾頓飯店聯合舉行招待會歡迎鄧小平副總理。牽頭的是楊振寧博士和美中友協會長、一位美國友人。他們出於同胞情誼和中美人民的友誼，熱情很高，想把規模搞得大一點，預定將有1200人左右參加，已發出通知，每人只要繳納30美金都可獲許參加。我駐美聯絡處和先遣組卻認爲安全問題甚爲可慮。於是，約請楊振寧博士和那位美國友人於1月15日來華盛頓一敘，柴澤民和我同他們坦誠地談了我們的意見，經過友好協商，商定：適當縮小招待會的規模，人數限定爲500人，有關安全問題應提請美方負責保證，所有參加人員也應當與美方合作，接受安全檢查。就此，我們口頭通報了美方。美方表示，計劃的更改對安全有利，願意負責安全保證。泰勒告訴我，他們將採取的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在希爾頓飯店設置安全門進行安全檢查，安排鄧小平及少數陪同和警衛人員由單獨的通道出入飯店等等。後來當招待會舉行時，場面極爲熱烈，又很有秩序。但若干年後，里根總統恰恰在上面說到的這個通道出入口處的馬路旁遇刺受了傷。看來安全防衛要做到萬無一失確實是非常艱難的事。我在電視新聞中看到，美國安全警衛人員在里根遇刺時的臨場反應極爲迅速有效，這證明他們說的，對各種可能發生的突然事件都有應付的預案，否則恐怕是難於辦到的。

先遣組於1月20日返回北京。21日耿飆召集會議聽取彙報，並由先遣組寫出關於訪美安全工作安排情況的簡報，呈報中央常委。

1月23日，鄧副總理召黃華外長、章文晉副外長和我以及外交部禮賓司衛永清司長談訪美事宜。關於安全問題，他只說了幾句話：簡報已經看了，就照這樣辦；因爲好多同志不放心，可以把簡報批一下發給大家看看。隨後他批發了簡報。給我的印象，鄧小平關注的是外交、政治、戰略等大事，對安全問題，非常沉着冷靜，給我們搞安全工作的人增強了信心和勇氣。

▲本文摘自《政壇高層動態》，杜導正廖蓋隆主編，南海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