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先知書店

作者：千字君、白果

愛因斯坦說：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加重要。因爲解決一個問題，往往只是數學上或實驗上的一個技巧問題，而提出新的問題，或者從新的角度看問題，卻需要創造性的想象力。

創造性的想象力爲什麼難得？因爲世界上充斥着各種冠冕堂皇的僞問題。很多問題之所以一直無法突破，往往不是因爲爭論的人不高明，而是因爲提問的方式就有問題——經濟學的江湖，正是這樣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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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與政府之爭：

200年的經濟學江湖』

200多年來，經濟學一直被定義爲“研究資源配置的學問”（例如“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爲誰生產”）。於是，經濟學家們總是在爭論一個問題：政府和市場，誰才能更好地配置資源？

迄今爲止，由於對市場與政府的不同理解，經濟學江湖大致分裂成四大門派：

第一個門派，完全不信任市場的“自由配置”，主張計劃經濟體制，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第二個門派，對“市場配置”半信半疑，主張政府幹預、財政刺激，喜歡印鈔票、搞公共工程，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第三個門派，相信“市場配置”，但同時也認爲，政府在必要時（如經濟危機時）應該介入市場，這是弗裏德曼爲代表的芝加哥學派；

第四個門派，對市場的功能、倫理都深信不疑，反對一切形式的政府幹預，這是米塞斯、哈耶克代表的奧地利學派。

| 最近100年的戰況大致是：

1.凱恩斯主義總體佔上風，但每逢經濟泡沫時期都會被拖出來痛打。政府幹預似乎總是“立竿見影”，但劑量總是不好掌控，財政刺激就像吸毒一樣，會上癮，還會透支社會肌體，導致惡性通脹、經濟崩盤、企業倒閉潮。

2.奧地利學派長期被邊緣化。儘管完全的計劃體制已經破產，但人類對“改造社會”始終抱有極大的熱情，對“有爲政府”的神話也一直心嚮往之。對於“完全放任的市場”，人們總感覺不大放心。

人類爲何總是無法抑制“調控市場”的衝動？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對概念的理解。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把市場稱爲“看不見的手”（invisible-hand），意思是社會生產無人計劃、無需指揮，各生產環節的人都互不相識，市場就會自動運轉。於是相應的，有一些“聰明”的後人，把“政府對資源的配置”，稱爲“看得見的手”（visible-hand）。

支持政府幹預的人總是振振有詞：明明有“看得見的手”，爲什麼棄之不用？政府掌握着最多的資源和信息，怎麼可能不如市場？你敢說一個瞎子比正常人可靠嗎？

而那些最優秀的學者，總是以各種強有力的論據，不厭其煩地向世人證明：市場是最公平、最高效的，“看得見的手”更可能犯錯，要把自主權還給每一個企業家……

▴ 哈耶克的老師米塞斯，從1920年代起堅決反對烏托邦，因此一生顛沛流離

200多年來，經濟學江湖一直是這種“拉鋸戰”的格局，直到一個名叫楊小凱的中國人出現。

在楊小凱看來：“政府和市場，哪一個才能更好地配置資源”——這個提問的方式，就已經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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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配置”爲何是個僞問題 』

所謂“資源配置”模型，就像撲克牌遊戲。在遊戲中，企業家們把資金、土地、人力、信息等“資源”寫在一張張撲克牌上，然後以“市場”規則組合這些牌，並以各自的組合能力定勝負。經濟學家反覆告誡政府：“如果有企業家違規時，你可以出手，但是每一張撲克牌你都不能碰，你一碰就會亂”。

然而，政府既能看牌、又能解釋遊戲規則，怎麼可能阻止他們插手呢？他們總會熱心地說：“明明可以組合出炸彈嘛，你爲什麼要三帶一？你只有三張？嗯，我認爲應該把他的那一張給你……”

當經濟學家們熱衷於討論“哪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最佳”時，就已經給“政府參與”預留了位置。無論在什麼樣的制度環境下，政府都是既有權力，又有衝動干擾市場的。而且，他們的干預不僅“很有必要”，還時常“表現不俗”——因爲政府是“看得見的手”嘛！

但後來人們才發現，干預經濟的不良後果，並不是由干預者承擔，而是轉嫁給市場和社會，自由競爭的規則被破壞了——由於犯錯的人沒有受到懲罰，錯誤就會蔓延開來。當系統性的風險逐漸暴露時，很多人只好歸咎於“過度”干預導致的資源錯配。

▴ 楊小凱生前，與布坎南、黃有光在莫納什大學，2002年

而楊小凱認爲，如果將經濟學看作“研究資源配置的學問”，那麼無論如何解釋，都必定會給政府插手的理由。要想讓市場和政府各歸其位，就必須重建經濟學大廈。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極具野心的計劃。所有門派的經濟學家都不得不承認：楊小凱的思想高度和學術勇氣，在整個人類思想史上都堪稱罕見。

楊小凱進的是一扇窄門。但冥冥之中似乎是上帝的安排：與其說是他選擇了這條艱辛的道路，不如說是這條路選擇了他——他的“選擇”，乃是一種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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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不可靠的“公理”』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從一根針的生產流程中，發現了人類進步的祕密。《國富論》描述：在十八世紀的英國，一個10人工廠，要比單人作坊的效率高出4800倍，“這就是專業化分工帶來的奇蹟”。

斯密對分工的發現，被人們粗暴地理解爲：分工越精細，生產效率就一定越高。這幾乎成了全人類的公理，後世的經濟學家也相信：分工理論已經到頭了，不必再深究了。

自此，經濟學幾乎再沒有對“分工”有過縱深的挖掘，而是以此爲起點開始了平面推進。最具代表性的是大衛·李嘉圖，他開創了“比較優勢”理論——這成爲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之一。

受“比較優勢”理論的影響，19世紀的大英帝國相信：只要把更多的人羣納入全球市場，那些擁有獨特優勢的國家，就會自動加入全球分工，人類財富就會像斯密時代的英國那樣，複製出千百倍的增長。於是，他們致力於開拓更多的市場、原料產地，逼迫“不懂商業”的經濟體打開國門。

▴ “古典經濟學最後一人”：英國學者大衛·李嘉圖(1772—1823)

而楊小凱率先質疑道：爲什麼非洲和大清國擁有海量的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卻根本無法發揮出任何“比較優勢”？爲什麼國土狹小、資源匱乏的日本，卻可以發展出領先世界的工業體系？可見，“比較優勢”理論根本不具備一般性，不該成爲不證自明的公理。

爲了釐清經濟學的本質，楊小凱決定拋棄“比較優勢”理論，回到最初的經濟學問題——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楊小凱認爲：“分工與效率”纔是問題本身。無視分工的制度環境，將“分工一定會帶來效率”視爲理所當然，並以此推導出的“比較優勢”理論，都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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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科斯-楊小凱”框架』

分工的效率從何而來？哪些因素會影響分工？從1991年諾獎得主科斯發現的“交易費用”中，楊小凱得到了啓示。

在斯密的時代，一根針的生產流程只有18道工序，即便每一環節的成本增加，最後也不會太高。而現代的汽車、電子產業，需要數百個零部件供應商，合作完成數十萬道工序。每個環節只要成本增加一點點，企業都難以承受。

可見，越是專業化分工的經濟，對每個環節的成本越敏感。而各環節的成本，都和該經濟體的制度、習俗密切相關。因此，交易費用主要來自制度環境，比如稅費額度、融資難易度，以及因法治環境所承擔的風險和信息成本……

▴ 拉美國家充斥着搶劫、綁架，是投資者的噩夢

楊小凱認爲，在斯密時代的英國，私有財產已經受到很好的保護，各生產環節的稅率都很低，因此分工可以提高效率。但在那些法治不健全的國家，各生產環節的成本都很高，於是，分工網絡越複雜，效率反而越低，如果制度環境持續惡化，甚至會發生經濟災難、社會崩潰。

“比較優勢”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在他的視角內變得如此簡潔又清晰：

爲什麼非洲勞動力便宜、自然資源豐富，卻無法承接產業分工？因爲，在市場和私產不受制度保護的地方，就連最原始的“血汗工廠”，都無力承受累加的成本，必定想方設法地跑路。

爲什麼德國人少地少、日本資源貧乏，卻可以發展出高科技產業？因爲，當一個國家有了健全的法治、穩固的產權，交易費用低廉，企業就會主動前來投資設廠，專業化分工也變得順理成章——這也是高科技產品只會成長於法治國家的原因。

經濟學家茅老描述，第一次聽到楊小凱這個理論時，“使我豁然開朗”。那一年，楊小凱還是武漢大學的一名臨時工。

▴ 互聯網巨頭谷歌公司的產品：阿爾法Go

在楊小凱的理論中：社會生產不再是“資源配置”，而是人類個體的真實決策；企業不僅是經濟發展、社會分工的核心，還是新生活理念的倡導者。並且，這個由私營企業主導的分工網絡，沒有給“看得見的手”留下任何位置。

這就是中國人開創的第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經濟學流派——由“斯密-科斯-楊小凱”框架搭建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派。

無數優秀的經濟學家，一直呼籲“改善企業家的處境”。而楊小凱認爲，企業家可以通過網絡化分工，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處境，甚至實現企業自治。

他生前沒有看到互聯網行業的興盛，他的理論卻被多年後的經濟現實所驗證。2013年，在紀念楊小凱的學術研討會上，來自阿里巴巴的梁春曉表示，十多年來，從來沒有哪種理論能夠清晰地說明互聯網的內部規律，直到他讀到楊小凱的《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

“一個通宵全部讀完，後來又讀過若干遍。突然開始有答案了。”梁春曉這樣描述當時的驚喜：“商業模式歸根結底是分工問題！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核心優勢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要在交易成本上找答案，而這兩個問題居然可以用同一個體系來解答，這就是新興古典經濟學。”

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發表演講：“新的經濟分析框架，將對全球化問題帶來啓示，而楊小凱創建的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這其中的最佳”。他強調，“這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研究”。

新經濟理論已經誕生，“拿諾貝爾獎綽綽有餘”。但楊小凱並未就此滿足，他還試圖以理論回答：人類進步的根本動力是什麼？西方強大而富裕的祕密是什麼？以及他的世紀追問——遠隔重洋的故土，將會向何處去？

楊小凱的思考也因此超越了經濟學，拓展至政治哲學。他非常欣賞哈耶克，尤其是哈耶克所推崇的“思想市場”：經濟市場如果沒有公平競爭，質次價高的企業就會鳩佔鵲巢，思想市場如果沒有自由競爭，錯誤觀念就會流毒人間；只有觀念才能戰勝觀念，學者的使命就是糾正錯誤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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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小凱的思想爲何無人傳承？  』

2004年7月7日，罹患肺癌的楊小凱，在56歲的黃金年華去世。諾獎得主布坎南發表演說：“經濟學界失去了當代最重要的科學家”。就在楊小凱去世前的兩年，布坎南還連續兩次爲他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

▴ 楊小凱之墓，澳大利亞

楊小凱的出現，使世界開始重新評估華人經濟學者的分量。

“世界上最有錢的經濟學家”、華爾街天才費希爾·布萊克，臨終前曾給楊小凱寫信，希望捐贈一筆鉅款支持他“具有遠大前程”的研究，遭楊小凱婉拒。楊小凱後來才知道，布萊克的願望是資助“人類最有價值的研究”。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評價：“他是全世界最嚴謹、最具洞察力的經濟理論家之一，是經濟學家中最富創造力的思想者之一”。

楊小凱開創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然而，國外的學者認可他，卻不願跟隨他——因爲那意味着，他們要親手推倒自大衛·李嘉圖以來，長達200年時間構建起來的經濟學大廈。

楊小凱生前，一直想把自己的思想介紹到國內，茅老等學者也熱情推薦他回國講學，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行。他那些蜚聲海外的作品，也無法引進國內。因此，除了經濟學界，國內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即便認識他的人，也很難窺見他思想體系的全貌。

▴1981年讀研期間出版《經濟控制論初步》《數理經濟學研究》，是當時國內少有的西方經濟學教材

楊小凱的生命只有短短56年，如流星一般短暫，卻無比璀璨。從出獄考取研究生，到留學普林斯頓，再到衝擊諾貝爾獎，他的學術生涯僅有二十多年。

如果再給楊小凱十年時間，他究竟能做到哪一步？如果這些諾獎水平的思想能在國內受到足夠的重視，將會有多少人因此受益？中國的思想市場會怎樣？中國的命運又會怎樣？

歷史已經無法假設，正如苦難的中國總是錯過的一個個選擇與機遇。世間已無楊小凱，一直苦苦追趕世界腳步而不得的中國，在不經意間，失去了一位具有世界聲譽的思想者，失去了“以最深刻的思想改變世界”的契機。

作爲經濟學大師，楊小凱後半生幾乎都是在國外度過的，卻從未真正拋下自己的故土。作爲基督徒，在自知時日無多之時，他將最終的關懷，給予了那些受苦的生靈、孱弱的靈魂。

薪盡火傳。楊小凱逝世14年後的今天，在他的學生和出版方的共同努力下，楊小凱所有的學術作品終於被編譯集結、首度出版，使他的思想不致被繼續遺忘和誤讀。在中國經濟似乎要再次陷入歷史週期循怪圈的轉折點上，楊小凱指出了跳出歷史怪圈的另一種可能，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而言，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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