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贯穿北宋的大部分时间,由变法与反变法双方形成的新旧党争是北宋中后期政治生活中永不落幕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又极为深刻地影响到当时文士的境遇与心态。

先是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与章得象、夏竦之间的"庆历朋党"。而后,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由于变法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之反对。哲宗元祐元年(1086),虽然新旧双方党魁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但党争并未平息,而是愈演愈烈愈复杂。哲宗年幼,高太后听政,废新法,重用旧党。由于失去了新党制衡,旧党内部开始分化,出现了三派: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此三派虽从整体上说属同一阵营,但仍然互相挤兑倾轧。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废黜旧党,起用新党,政治路线与太后时的几乎完全相反。

哲宗以后,徽宗前期尽力调解两党之争,但由于用人不当,功亏一篑。蔡京掌握大权后,阳行元丰改革之法,阴谋打击异己之实。如此等等,再三反复,剪不断、理还乱,可以说北宋中后期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争史。派系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矛盾错综复杂,一方一旦失势,不但党魁首先遭殃(如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曾两次罢相,后因其所倡导的变法被反对派完全终结,郁郁而终),而且身不由己卷入其中的绝大多数文士也随即面临贬谪、丢官、流放,贫困交加、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甚至生存也成为问题,天天都有屈死沟壑之忧。这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得势时耀武扬威的文士长时间遭受如此境遇,志意难抒,胸中愤懑难平不难想象,此时的他们当然不会让久郁心中的忧愤之气活活憋死,怎么办呢?

尽管愤懑不平、怨天尤人,毕竟这只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加之饱读诗书的文土大抵都有"忠君爱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俟命"、"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夫子温、良、恭、俭、让"、"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儒家思想基础与内在追求维持着平衡,因而,还不至于革命。但胸中忧愤不平尚在,总得发泄,发泄又需有渠道。显然,在革命等其它渠道都不可能的情况下,文艺就成了最好的方式,而这本为当时文化传统中怀才不遇的文士不得不选择的宿命。

如屈原《离骚》云:"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等等。因而,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接续屈原、陶渊明等的传统,以著述、文艺抒写心志,自遣自娱。然而,不得不注意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如上引屈原、陶渊明等所说的"自娱"仅是表面现象,因为后世人们恐怕谁也不能从他们的诗、文、骚、赋中读出消遣、娱乐、儿戏来,相反,读出的是屈原、陶渊明等所寄寓的不为逆境所屈的高尚人格与崇高理想,而这种人格与理想以其极大的魅力又时时昭示与引导着后来者努力的方向。因而,"自娱"的真正目的是有所为而作,是通过"立言"(或文艺创作)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寄寓自己的理想。

此处不妨稍作展开,先秦左丘明《左传》总结云: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

这"三不朽"不仅是先秦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规矩,也是此后中国人,特别是文士实现自身价值的金科玉律,北宋文人何能例外?如上文所述,在党争大语境中,他们"立德"、"立功"之路几乎已经被完全堵死,实现自身价值的选择只有"立言"。那么,何谓"立言"?"立言"何以能作为个人安身立命、实现自身价值的选择?唐孔颖达疏云:"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可见,"立言"实际上是通过著书立说(当然也包括诸如书画等文艺创作)以实现"不朽"。在古人的心目中,"立德"、"立功"是敦民化俗的礼乐政教,被视为"大道",十分重要,

而做官是实现它的最重要途径;"立言"则是诗文歌赋、工巧技艺,被视为"小道",常被轻视,如东汉大儒扬雄云:"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徳"、"功"、"言"对个人安身立命而言虽有主次轻重之分,但无论"大道"、"小道",毕竟均是"道"的显现,只是显现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纵然是小道,也有"可观"处,也是不可缺少的。如《论语・述而》云:"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子张》云:"子夏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汉郑玄注云:"小道,如今诸子书也。"既然圣人都倡导和实践"游于艺",都肯定"小道"中"必有可观者",当然"立言"(如书画创作等)对于个人的安身立命而言,就不可或缺了,特别是当"立德"、"立功"的道路被完全堵死以后。

甚至可以说,"立言"是仕途失意、怀才不遇的传统文士实现自身价值的宿命。在以"学而优则仕"为基本信念的传统社会中,文士怀才不遇,做官无望的直接后果是穷困潦倒,忧愤满腹,而穷困忧愤又不可能久郁于中,必须发之于外,否则非得屈死不可,而文艺几乎是唯一可能的抒发心志的方式。这就又涉及到当时文化传统中悠久强大的因穷困忧愤而著书立言的"愤书"传统。《诗经・魏风・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论语・阳货》云"(诗)可以怨";《楚辞・九章・惜通》云"惜通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其前的"愤书"传统作了精彩的总结:昔西伯拘羑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四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都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韩愈《送孟东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郴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エ。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与此一致的论述俯拾皆是,内容涉及到文艺创作的各个门类。因而,可以说"立言"或文艺创作的本质特征即在于怀才不遇、贫困潦倒的文士满腔"优愤"的抒发,胸无忧愤便不会有精彩纷呈之"立言"或文艺创作,而通过"立言",失意的文士完全可以实现与寄寓自己在道德、事功上难以实现的价值与理想。虽然手段不同,但目的却并无二致,正所谓"殊途同归"也。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时新旧党争中打击异己较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诗案"(或与之性质相同的有关诗文的事件),即政敌之间相互在对方的诗文中寻章摘句以"对君不利"为借口罗织罪名,以打击政敌。当时的文士作诗文时稍不留心就有可能致祸。

最著名的是苏轼遭遇到的"乌台诗案"与蔡确遭遇到的"车盖亭诗案",两个诗案相隔十年发生,前者是新党对旧党的打击,后者可以看作是旧党对新党的报复。所以,当时被贬谪的文士由于害怕政敌"寻章摘句"以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大都不太敢吟诗。

这样,小词、书、画便几乎成了他们发泄愤懑和自遣自娱的唯一通道。可以想见,大批才高八斗、聪明智慧而被贬谪后又"无所事事"、时间充裕的文士成天以小词、书画创作相标榜,为能事,当时的文人词坛、书坛、画坛会是怎样的一种欣欣向荣景象。不知道是否"后有来者",以"前无古人"来形容这种盛况应该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这或许就是文人"尚意"词、书、画在北宋异军突起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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