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耳甫斯诗译丛”首批四种。

　　南都讯记者黄茜“作为河神奥阿格罗斯和缪斯卡莉俄佩的儿子，俄耳甫斯自然是典范的诗人，他的歌声如此动听，以至于可以使树木弯枝，顽石移步，野兽俯首，波浪平息。”

　　以古希腊神祇、抒情歌者的代言人俄耳甫斯命名的“俄耳甫斯诗译丛”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推出。译丛的第一辑包括霍夫曼斯塔尔、翁加雷蒂、布莱希特、勒内·夏尔、安德拉德五位诗人，他们在各自的语言里代表着诗学的高峰，在20世纪西方诗歌传统中独树一帜，是俄耳甫斯———那个“集技艺、勇气、痛苦和不屈于一身的诗人”。

　　在近日举行的“俄耳甫斯诗译丛”新书沙龙上，译丛主编、诗人凌越表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20世纪西方诗歌的高峰期，此次遴选的正是该时段西方享有盛誉、在各自的语言中已被经典化，但汉语里译介较少的诗人。

　　比如意大利“隐逸派”三大诗人中，翁加雷蒂译介最少，此次由刘国鹏翻译的《覆舟的愉悦：翁加雷蒂诗选》让中国读者首次领略翁氏诗歌的全貌，以及那种从词语中爆发的核弹般的力量。布莱希特作为戏剧家早已为人熟知，但他更重要也更私密的成就———诗歌，一直游离在读者的视域之外。黄灿然翻译的《致后代：布莱希特诗选》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布莱希特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伟大天赋。

　　诗人、学者冷霜表示，对于熟悉英美诗歌传统的读者来说，“俄耳甫斯诗译丛”构成了一个新的冲击，要把握住它，须得重新调整我们的诗歌认识、诗歌观念和诗歌视野。值得称道的是，此次的译本不少都携带很强的研究背景，借此可拓宽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冷霜说：“读勒内·夏尔的时候，很多注释能起到非常好的帮助，不仅仅是一些词语的意象的内容，还拉开了历史的纵深，这是这套诗集比较用心的地方。”

　　专访“俄耳甫斯诗译丛”主编凌越：

　　南都：组织翻译“俄耳甫斯诗译丛”的缘由是什么？为什么最后遴选了上下两辑这十位诗人？

　　凌越：大概2012年年底译林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袁楠女士给我打电话，说译林打算做一套外国诗歌译丛，想请我来主编策划这套译丛。我自己在多年的写作阅读过程中早就形成了对于外国诗歌的饥饿感，知道有不少国外杰出诗人少有中译，甚至于在中国都很少为人所知，能通过主编这套诗译丛将这些不为国人所知的外国杰出诗人介绍到中文世界，当然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我也就愉快地应承了此事。

　　在接到袁楠电话后，我用了一周时间完成了诗译丛的策划案，我记得在策划案里列举了二十多种可以做的诗集。遴选的标准就是外国杰出的诗人，但前提是在中国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甚至于几乎不为国人所知，中译也很少。另一方面，我认为文学进化论是不存在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显然是20世纪西方诗歌的高峰期，出现的杰出诗人的数量也是别的时期不可比拟的(因此被忽视的也不少)。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重点遴选这个时期西方杰出但在中国被忽略的诗人，然后以此为中心，旁溢到一战之前和二战之后。当代西方诗人基本不做，除非我们十分有把握这是绝对有实力的诗人，而不是徒有“著名”外衣而内里空洞的诗人，实事求是地说，西方如此“著名诗人”和国内“著名”诗人一样也是人数众多。事实上，两辑诗人中只有一位健在的诗人———安妮·卡森，她是加拿大女诗人，我以为她经得起“俄耳甫斯诗译丛”挑剔眼光的打量。

　　我和译林签了两辑的主编合同，原计划是每辑做六个诗人，两辑十二位诗人。第一辑只做了五位(霍夫曼斯塔尔、布莱希特、翁加雷蒂、勒内·夏尔、安德拉德)，是因为我很想做的《庞德诗选》，因为译者一直没能确定下来，很可能要流产，这是特别让人遗憾的事。第二辑六位诗人及译者也已确定———桑德堡(钟国强译)、尤若夫(余泽民译)、维多夫罗(范晔译)、阿赫玛杜琳娜(王嘎译)、塞克斯顿(冯娜译)、安妮·卡森(黄茜译)。遴选的出发点和标准和第一辑相同。

　　南都：已经出版的第一辑包括翁加雷蒂、勒内·夏尔、布莱希特、霍夫曼斯塔尔、安德拉德五位诗人的作品。可否简要介绍这五位诗人此前在国内的译介情况？

　　凌越：在意大利隐逸派三大诗人中，翁加雷蒂是中译最少，最被中文世界忽视的，原因我想很简单———另两位隐逸派诗人蒙塔莱和夸西莫多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而翁加雷蒂没有，可是在我看来任何文学奖(包括诺奖)都有其功利和势利的一面，所以我在遴选诗人时，任何奖项都不是我考虑的因素，事实上我个人觉得翁加雷蒂要比蒙塔莱和夸西莫多更出色。我们最初找刘国鹏翻译翁加雷蒂，那时他正在译萨巴，他建议我们先做萨巴，但我还是坚持先做翁加雷蒂，这种坚持的原因也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翁加雷蒂较为集中的中译，一个是国内出过一本《意大利隐逸派三诗人诗选》，这本书我见过但从来不曾有过，所以印象不深，译者不是吕同六就是钱鸿嘉。另一个就是台湾诗人李魁贤译过一个“桂冠译丛”，25小册，每册介绍翻译两位西方诗人，其中有翁加雷蒂，但译作不多，也就二十首短诗。198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过一个很薄的《布莱希特诗选》，译者是阳天，但这本书我不曾有过，我对布莱希特诗的最初印象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的一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里的一本《布莱希特》评传，里面有《可怜的B·布》《在江河湖海中游泳》等布莱希特早期名作，这几首诗的硬朗和直接立即让我心生喜爱。我记得黄灿然和欧宁编的《声音》诗刊第一期有过一组霍夫曼斯塔尔的诗作，除此之外，我在某本外国现代流派戏剧选里看到过霍夫曼斯塔尔的一个早期诗剧《傻瓜与死神》，留下深刻印象。安德拉德中译就更少了，有一本巴西驻华大使馆资助的《巴西诗选》有他两首，外研社出的一本双语的《拉丁美洲诗选》里有一首，还有就是赵振江译的《拉丁美洲诗选》里有两首，但是这些零星的诗作已经勾勒出一位大诗人的轮廓———在我看来。夏尔之前有过一个树才的译本，在诗人朋友中是有口皆碑的，只是我太喜欢夏尔，觉得应该更多翻译他的作品。

　　南都：作为诗丛的主编，怎么样挑选与诗歌原作声调接近、最适合翻译这个诗人的译者？

　　凌越：简单地说就是寻找最好最恰当最合适的译者，可是话说回来这又谈何容易，比如欧洲小语种从事诗歌翻译的人从来就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吕同六、钱鸿嘉之后，我想得到的意大利语诗歌翻译就只有刘国鹏一人而已，当然对于刘国鹏的翻译我是信任的，早年我看过他的诗文，了解他对汉语的敏锐感觉。至于请李双志翻译霍夫曼斯塔尔，是基于对他之前的译作《现代诗的结构》的高度认同。黄灿然对于布莱希特的翻译早就在进行，这个译丛刚启动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灿然邀请他加入。安德拉德也是因为胡续冬已经在翻译他，对胡续冬的翻译我也是有信任感的。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双向选择，并不是我想做某位诗人就一定能找到满意的译者，如果实在找不到也就只能放弃，庞德如此，杰尔查文、赫列勃尼科夫也是如此。反过来如果有好的小语种译者，我们就反过来考虑问题，看看在这个语种中有没有符合我们标准的高水准诗人。第二辑请范晔翻译维多夫罗，请余泽民翻译尤若夫应该说都有这种因素，当然我马上要强调的是，维多夫罗和尤若夫也都是各自语种里非常杰出的诗人。这种双向选择不是以降低标准为代价，而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力求保证处于某个较高的水准之上。

　　南都：你认为诗歌翻译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目前流行的“诗人译诗”相对而言有哪些短板和优势？

　　凌越：诗歌翻译的困难在于，它并不是某种语言里的意思在另一种语言里的再现，在忠实转达意思的前提下，诗歌翻译必须还要保持住某种神韵，这是诗之所以是诗的关键所在。因此译者必须对于翻译的目标语言要有足够的敏感度，他要知道将译文落在目标语言的什么地方，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在准确转述意思的同时，也能将诗的感觉保留下来，或者说以最小减损的方式保留下来。

　　诗人译诗的优势正在于此，通常诗人译诗对于意思后面属于诗的那个部分有特别的敏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诗人译诗的现象，不仅仅中国如此。如果说诗人译诗存在短板的话，我想可能是某些时候诗人在翻译的时候为了要保持甚至强化诗的感觉而扭曲甚至歪曲了意思，但这个要因人而异，有些诗人译者更自我一些，那么他犯的此类错误就多一些，有些诗人则没那么自我更尊重原文，那么这样的错误就少一些。

　　南都：在即将出版的第二辑，有哪些诗人或篇目特别值得我们期待？

　　凌越：近年国内各大出版社都在竞相出版诗集，这对诗歌爱好者、诗人来说绝对是好事情，但选题撞车也就在所难免。比如第二辑中的桑德堡，上海译文出版社今年夏天刚推出了一个邹仲之译本，塞克斯顿上海九久今年夏天出了张逸旻的译本，但我相信我们的译者钟国强和冯娜会拿出不一样的更精彩的译本。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期待的是王嘎译的阿赫玛杜琳娜，当初之所以想要做阿赫玛杜琳娜，是因为看到过王守仁的三首译作，感人至深。后来王嘎兄又把他翻译的二十多首阿赫玛杜琳娜发给我看，我发现她不仅有俄罗斯女诗人浓烈真挚的情感，她还有极为开阔的视野和一流的驾驭语言的能力，难怪布罗茨基生前一再说，阿赫玛杜琳娜是在世的最优秀的俄罗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