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9月30日，距《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的10年修约的期限已近，为早作准备，清廷下旨命各大员上奏言事。其中以“觐见”一事讨论最为激烈。

沈葆桢当时尚属较为开明的人士，仍坚决反对改变觐见礼制，表示不废典章。他在奏折中大谈练精兵以固京城，其意是乘此数年内，速行修政强兵之道，待同治帝亲政时，国势之盛如康熙之时，西方公使觐见，自然必行中华仪节。广东巡抚蒋益澧在奏折中对请觐一事，仅言“攸关体制，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敢擅拟”，可他在奏折中也大谈练兵之道，称“拣将练兵，以卫京师而固根本”。他的意见是在京师练精兵1.5万人，再选“卓著战功素有威望之大员”，各国必不敢随意要求。江西巡抚刘坤一的意见与蒋益澧相同，奏折中一字未提觐见之事，却提出“多练禁旅，以立不拔之基”。

图：沈葆桢

另有一些官员引经据典地反对改变仪节，其言论自不相同。官文考订了“觐”之本义后，认为只要告诉西方公使“觐”之含义，他们就会放弃要求觐见。至于总理衙门信函中提出的“权其适中者”，官文表示，“其中机宜，非奴才所能及也”。由于一时想不出办法，也有官员主张先拖下一段时间再说。

以洋务名臣显著当时留史后世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一字未言该行何礼，却又明白表示可不用“属藩之礼”，且又引史为据。这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为臣子而改礼仪，本就冲犯理教。时世转变并不能同时带动观念转变。同是洋务出身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之奏折，虽称“入觐之仪，必应妥议”，但也明言“顺机俯从”，“创行之典”，不与越南等国同礼。最有意思的是，他竟称此项“大政”为“苟非隐忧实害”。另一位洋务名臣新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则表示各国公使可在清朝御史行列中排班入觐，等到中国使节至西方各国行西礼时，即有了依据，命来华各国公使同例行华礼！

图：曾国藩

在清朝的历史中，如此大规模地商议朝政，实属罕见，也正说明觐见之礼系于“国体”不可轻意变革。在这些官员的言论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天朝”观念的痕迹，而这些官员，无一任官内地，其职守或正在或曾在沿海沿江，都与西方各国打过不同程度的交道，由此更能体现传统礼教观念之根深蒂固。毫无疑问，清朝的此次讨论，众说纷纭，得不出任何结论。1869年，总理衙门与英国商议修约时，对觐见之礼并无新议。而同治帝尚未亲政，觐见一事也随之拖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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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苏子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