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9月30日，距《中英天津條約》規定的10年修約的期限已近，爲早作準備，清廷下旨命各大員上奏言事。其中以“覲見”一事討論最爲激烈。

沈葆楨當時尚屬較爲開明的人士，仍堅決反對改變覲見禮制，表示不廢典章。他在奏摺中大談練精兵以固京城，其意是乘此數年內，速行修政強兵之道，待同治帝親政時，國勢之盛如康熙之時，西方公使覲見，自然必行中華儀節。廣東巡撫蔣益澧在奏摺中對請覲一事，僅言“攸關體制，朝廷自有權衡，非臣下所敢擅擬”，可他在奏摺中也大談練兵之道，稱“揀將練兵，以衛京師而固根本”。他的意見是在京師練精兵1.5萬人，再選“卓著戰功素有威望之大員”，各國必不敢隨意要求。江西巡撫劉坤一的意見與蔣益澧相同，奏摺中一字未提覲見之事，卻提出“多練禁旅，以立不拔之基”。

圖：沈葆楨

另有一些官員引經據典地反對改變儀節，其言論自不相同。官文考訂了“覲”之本義後，認爲只要告訴西方公使“覲”之含義，他們就會放棄要求覲見。至於總理衙門信函中提出的“權其適中者”，官文表示，“其中機宜，非奴才所能及也”。由於一時想不出辦法，也有官員主張先拖下一段時間再說。

以洋務名臣顯著當時留史後世的兩江總督曾國藩，一字未言該行何禮，卻又明白表示可不用“屬藩之禮”，且又引史爲據。這正是他的一貫作風。爲臣子而改禮儀，本就衝犯理教。時世轉變並不能同時帶動觀念轉變。同是洋務出身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之奏摺，雖稱“入覲之儀，必應妥議”，但也明言“順機俯從”，“創行之典”，不與越南等國同禮。最有意思的是，他竟稱此項“大政”爲“苟非隱憂實害”。另一位洋務名臣新任湖廣總督李鴻章，則表示各國公使可在清朝御史行列中排班入覲，等到中國使節至西方各國行西禮時，即有了依據，命來華各國公使同例行華禮！

圖：曾國藩

在清朝的歷史中，如此大規模地商議朝政，實屬罕見，也正說明覲見之禮繫於“國體”不可輕意變革。在這些官員的言論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天朝”觀念的痕跡，而這些官員，無一任官內地，其職守或正在或曾在沿海沿江，都與西方各國打過不同程度的交道，由此更能體現傳統禮教觀念之根深蒂固。毫無疑問，清朝的此次討論，衆說紛紜，得不出任何結論。1869年，總理衙門與英國商議修約時，對覲見之禮並無新議。而同治帝尚未親政，覲見一事也隨之拖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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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當代學人精品：茅海建卷》，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蘇子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