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族，主要崛起于东汉时期。当时的贵族集团的势力在逐步衰微，逐渐萎缩为所谓的外戚势力；而代表皇帝本人的皇权也不够强大，不得不借助于中官，也就是宦官来与外戚斗争。

而外戚和宦官两者在宫中相抗衡的时候，又不得不借助于第三股势力，也就是宫廷以外、朝堂之上的士大夫阶层来帮助自己。因此，东汉中后期的政治格局，就是由外戚、宦官和士大夫三足鼎立的格局。

在东汉时期，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皇权的统治机器也还伸不到每一个黎民百姓头上去。因此，由宗族结合产生的世家大族们便成为了代替官府和皇家管理乡间的组织。“士族”这一阶级，也即将应运而生，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心。

但是两场变乱却打乱了这按部就班的历史进程。

黄巾之乱的爆发，使得军力虚弱的东汉不得不放权给各地方官，允许他们自己组织部队，这就等于政府自己默许了地方军阀的产生；

董卓之乱的爆发，更是让各地摩拳擦掌准备登场的军阀们有了表现的机会。勤王与否并不重要，借机招兵买马抢地盘，这才是最关键的。

军阀之间打来打去，最后打出来三个大军阀——曹操、刘备和孙权。他们对士族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曹操是极端鄙视，他的《求贤令》就是对士族的公开蔑视，他“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更是狠狠给了以门第为核心的士族制度一刀；

刘备是没态度，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基本还考虑不到这一层；但他去世以后，蜀汉的主要执政者诸葛亮及其接班人都是对士族没有好脸色，一如易中天教授所云：“没有曹操的曹操制度”；

孙权是表面合作，内心厌恶。他表面上执行孙吴政权本土化，却在东宫和鲁王发生争执时大举屠戮江东士族，连陆逊都被赐死。

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局面——以战争起家的军阀们，是不可能喜欢那些天天除了之乎者也就是拉帮结派的士族们的。更何况，那些在乡野间有绝对话语权的士族们，对皇权本身就是一种威胁。

果不其然，在最强大的魏国，当皇权仅仅传递到第三代不久的时候，就爆发了高平陵之变。温县的顶级士族司马家族以政变的方式鲸吞了曹操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并在三十年后统一了天下，在全中国建立了士族制度为核心的政权。

向士族政权妥协为司马家族赢来了皇位，代价则是天下的动乱以及皇权的彻底沦陷。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清谈之中，晋王朝的盛世幻景仅仅维持了不到二十年就土崩瓦解，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接踵而至。那些曾经支持司马家族的士族，要么不得不和他们一起衣冠南渡，要么就继续在北方为了家族的生存而建立坞堡，艰难度日下去。

那么南渡以后呢？除了晋武帝和晋明帝以外，晋朝的皇帝几乎没有一个说话管用的。以王、谢、桓、庾等家族为代表的家族，成为了贯穿东晋始终的“共天下”之人。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一点，连铜锣湾的混混都知道，不知道司马老儿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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