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期，在严厉处置中国信教徒众的同时，朝廷接纳有各种技艺的外国传教士来京供职的政策，也依然不变。仅乾隆八年至九年（1743-1744）就有通天文算法的庞进仁、葡萄牙人索智能（Polycarpe de Souza）、知外科及西药的葡萄牙人马得昭（Antoine Gomes）、吴直方（Barthelemy de Azevedo）、捷克人画家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和鲁仲贤（Jean Walter）、法国人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赵圣修（Louis des Roberts）、蒋友仁（Michel Benoist）、那永福等奉旨来京效力 。戴进贤、刘松龄等任钦天监监正、监副的要职。苏霖、巴多明、费隐、徐懋德等传教士去世时，乾隆皇帝也分别赐予银两绸缎。

乾隆十一年（1746），一场更大规模的禁教风潮再次席卷全国各省。此次事端又是从福建的福安闹起来的。

雍正年间，已将在各省传教的外国传教士押解至广州。但是后来，一些来自菲律宾的道明会士又悄悄地潜回福建，秘密传教，且渐成气候。当地官员发现，一些教民聚众礼拜，“一心唯知侍奉天主，不顾父母，不避水火，自然可登天堂。一有反悔，便入地狱。凡男妇入教之始，先于密室内令尽告其从前所作恶暧昧之事。为之解罪。解罪既毕，每人给予钱大麦饼一枚，纳诸口中。复与葡萄酒一杯各令咽下。以麦饼为圣体，以酒为圣血。自此一番领受之后，无论男妇坚心信奉。”当地官员怀疑“夷人于饼酒中暗下迷药，是以一经领受，终身不知改悔”。 另有信众“不认祖宗，不敬神明”，焚烧其祖先牌位，以示其弃绝祖先之教。还有的西洋人对“初入其教者，每月给大番银一员（圆），诱人转相招引；留匿之家，每日给中番银一员（圆），以供饮食。其银每年两次从广东、澳门取至”。 更有甚者，当官兵前往擒拿传教士之时，遭受教民反抗，致使官兵“被男妇围拥殴打受伤” 。为此，福建巡抚周学健上奏曰：天主教乃“邪教蛊惑，深为人心风俗之害。不可不严究根株，剪除萌孽，以静地方” 。

于是乾隆皇帝降圣旨：“现在福建福宁府属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妇礼拜诵经，又以番银诱骗愚氓，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害。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此，或有遣散各省，亦未可知。可传谕各省督抚等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船回国，毋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钦此。”

在乾隆帝圣旨的严督下，直隶总督那苏图对本地天主教传布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上奏曰：“今访得直隶、天津、古北口及近京州邑颇有传习天主教之事。”也有经文、十字架起获，但并未发现有西洋人。这些教民“均系匠作愚民，在京师天主堂传习入教，并无西洋人到境及引诱他人入教诵经等情”。如河间府献县村民周某“家藏天主教画像、经文、十字架。讯系周宗故父在京带回”。“各犯均系乡愚，所供传自京城天主堂内……其供出天主堂传教之傅姓、张姓、戴姓等人……” 显然，这些教民都是在北京的教堂中受到神父们的教导而入教的。所谓“傅姓、张姓、戴姓等人”很可能就是在京供职的传教士傅作霖、戴进贤等人。那苏图称已将“经像销毁，勒令（教民）改悔”，关于京师西洋人，他请示是否也“拿究责惩”，“以示儆戒”？乾隆皇帝则对在京传教士放了一马，以朱笔批答曰：“只可如此办理。不必过严以滋扰。” 将他们从宽处理。

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再次对天主教和传教士政策作出宣示：“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土旧习相沿，一如僧尼、道士、回回。何处无此异端？然非内地邪教开堂聚众散扎为匪者可比。若西洋人仅在广东、澳门自行其教，本在所不禁。原不必如内地民人一一绳之以法。如其潜匿各省州县村落煽惑愚民，或致男女杂沓，自当严行禁绝。”

总之，雍正、乾隆两朝对西方传教士基本上延续了“重其学，不重其教”的政策。一方面，禁止中国百姓信教，将坚持排斥中国儒家礼教的和不听劝告、流散各地传教的传教士驱逐到广东、澳门；另一方面，继续容纳，甚至欢迎遵“利玛窦规矩”的、同时学有专长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京师宫廷服务。乾隆皇帝曾说：“北京西士功绩甚伟，有益于国；然京外诸省西士，毫无功绩可言。”

然而，对传教士而言，这两者则是不能分开的。在京供职，为皇室朝廷服务，仅仅是他们的手段，传教才是真正的目的。正如郎世宁所说的，中国实行禁教政策，势必影响到欧洲传教士来华服务的热情。乾隆四十六年（1781），皇帝向两广总督巴延三发出圣谕：“向来西洋人有情愿赴京当差者。该督随时奏闻。近年来此等人到京者绝少。曾经传谕该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原来京，即行奏闻，遣令赴京当差，勿为阻拒。据该督复奏，近年并无此等呈请赴京者。是以未经奏送等因。但现在堂中如艾启蒙、傅作霖等相继物故，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渐少。再传谕巴延三，令其留心体察，如由该处人来粤，即行访问，奏闻送京。”巴延三无奈地奏答曰：“近年来具呈者竟无其人。”

可见到了乾隆末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所致，来华、来京传教士骤减，因此北京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以上诸项概述了从利玛窦进京到清乾隆年间近200年中西关系，特别是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脉络，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期间有数百名深怀各种技艺的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从事了为皇家服务的各项事务。中国皇帝，特别是清王朝的顺、康、雍、干几任皇帝，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他们。这就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在京西兴建的圆明园发生各种联系。这就是我们在考察发生在圆明园中的中西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时，不可忽视的宏观历史背景。

精彩回顾：

圆明园研究 | 圆明园兴起的中西互动背景考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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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 三 乐

［编辑］

付 怀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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