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初期，在嚴厲處置中國信教徒衆的同時，朝廷接納有各種技藝的外國傳教士來京供職的政策，也依然不變。僅乾隆八年至九年（1743-1744）就有通天文算法的龐進仁、葡萄牙人索智能（Polycarpe de Souza）、知外科及西藥的葡萄牙人馬得昭（Antoine Gomes）、吳直方（Barthelemy de Azevedo）、捷克人畫家艾啓蒙（Ignace Sichelbarth）和魯仲賢（Jean Walter）、法國人湯執中（Pierre d’Incarville）、趙聖修（Louis des Roberts）、蔣友仁（Michel Benoist）、那永福等奉旨來京效力 。戴進賢、劉松齡等任欽天監監正、監副的要職。蘇霖、巴多明、費隱、徐懋德等傳教士去世時，乾隆皇帝也分別賜予銀兩綢緞。

乾隆十一年（1746），一場更大規模的禁教風潮再次席捲全國各省。此次事端又是從福建的福安鬧起來的。

雍正年間，已將在各省傳教的外國傳教士押解至廣州。但是後來，一些來自菲律賓的道明會士又悄悄地潛回福建，祕密傳教，且漸成氣候。當地官員發現，一些教民聚衆禮拜，“一心唯知侍奉天主，不顧父母，不避水火，自然可登天堂。一有反悔，便入地獄。凡男婦入教之始，先於密室內令盡告其從前所作惡曖昧之事。爲之解罪。解罪既畢，每人給予錢大麥餅一枚，納諸口中。復與葡萄酒一杯各令嚥下。以麥餅爲聖體，以酒爲聖血。自此一番領受之後，無論男婦堅心信奉。”當地官員懷疑“夷人於餅酒中暗下迷藥，是以一經領受，終身不知改悔”。 另有信衆“不認祖宗，不敬神明”，焚燒其祖先牌位，以示其棄絕祖先之教。還有的西洋人對“初入其教者，每月給大番銀一員（圓），誘人轉相招引；留匿之家，每日給中番銀一員（圓），以供飲食。其銀每年兩次從廣東、澳門取至”。 更有甚者，當官兵前往擒拿傳教士之時，遭受教民反抗，致使官兵“被男婦圍擁毆打受傷” 。爲此，福建巡撫周學健上奏曰：天主教乃“邪教蠱惑，深爲人心風俗之害。不可不嚴究根株，剪除萌孽，以靜地方” 。

於是乾隆皇帝降聖旨：“現在福建福寧府屬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婦禮拜誦經，又以番銀誘騙愚氓，設立會長，創建教堂，種種不法，挾其左道，煽惑人心。甚爲風俗之害。天主教久經嚴禁，福建如此，或有遣散各省，亦未可知。可傳諭各省督撫等密飭該地方官，嚴加訪緝。如有以天主教引誘男婦聚衆誦經者，立即查拿，分別首從，按法懲治。其西洋人俱遞解廣東，勒限搭船回國，毋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實心查拿，容留不報者，該督撫即行參處。欽此。”

在乾隆帝聖旨的嚴督下，直隸總督那蘇圖對本地天主教傳佈狀況進行了調查，並上奏曰：“今訪得直隸、天津、古北口及近京州邑頗有傳習天主教之事。”也有經文、十字架起獲，但並未發現有西洋人。這些教民“均系匠作愚民，在京師天主堂傳習入教，並無西洋人到境及引誘他人入教誦經等情”。如河間府獻縣村民周某“家藏天主教畫像、經文、十字架。訊系周宗故父在京帶回”。“各犯均系鄉愚，所供傳自京城天主堂內……其供出天主堂傳教之傅姓、張姓、戴姓等人……” 顯然，這些教民都是在北京的教堂中受到神父們的教導而入教的。所謂“傅姓、張姓、戴姓等人”很可能就是在京供職的傳教士傅作霖、戴進賢等人。那蘇圖稱已將“經像銷燬，勒令（教民）改悔”，關於京師西洋人，他請示是否也“拿究責懲”，“以示儆戒”？乾隆皇帝則對在京傳教士放了一馬，以硃筆批答曰：“只可如此辦理。不必過嚴以滋擾。” 將他們從寬處理。

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再次對天主教和傳教士政策作出宣示：“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土舊習相沿，一如僧尼、道士、回回。何處無此異端？然非內地邪教開堂聚衆散扎爲匪者可比。若西洋人僅在廣東、澳門自行其教，本在所不禁。原不必如內地民人一一繩之以法。如其潛匿各省州縣村落煽惑愚民，或致男女雜沓，自當嚴行禁絕。”

總之，雍正、乾隆兩朝對西方傳教士基本上延續了“重其學，不重其教”的政策。一方面，禁止中國百姓信教，將堅持排斥中國儒家禮教的和不聽勸告、流散各地傳教的傳教士驅逐到廣東、澳門；另一方面，繼續容納，甚至歡迎遵“利瑪竇規矩”的、同時學有專長的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在京師宮廷服務。乾隆皇帝曾說：“北京西士功績甚偉，有益於國；然京外諸省西士，毫無功績可言。”

然而，對傳教士而言，這兩者則是不能分開的。在京供職，爲皇室朝廷服務，僅僅是他們的手段，傳教纔是真正的目的。正如郎世寧所說的，中國實行禁教政策，勢必影響到歐洲傳教士來華服務的熱情。乾隆四十六年（1781），皇帝向兩廣總督巴延三發出聖諭：“向來西洋人有情願赴京當差者。該督隨時奏聞。近年來此等人到京者絕少。曾經傳諭該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原來京，即行奏聞，遣令赴京當差，勿爲阻拒。據該督復奏，近年並無此等呈請赴京者。是以未經奏送等因。但現在堂中如艾啓蒙、傅作霖等相繼物故，所有西洋人在京者漸少。再傳諭巴延三，令其留心體察，如由該處人來粵，即行訪問，奏聞送京。”巴延三無奈地奏答曰：“近年來具呈者竟無其人。”

可見到了乾隆末年，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所致，來華、來京傳教士驟減，因此北京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黃金時代就差不多已經結束了。

以上諸項概述了從利瑪竇進京到清乾隆年間近200年中西關係，特別是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歷史脈絡，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一期間有數百名深懷各種技藝的歐洲傳教士來到中國，來到北京，從事了爲皇家服務的各項事務。中國皇帝，特別是清王朝的順、康、雍、乾幾任皇帝，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他們。這就不可避免地與當時在京西興建的圓明園發生各種聯繫。這就是我們在考察發生在圓明園中的中西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時，不可忽視的宏觀歷史背景。

精彩回顧：

圓明園研究 | 圓明園興起的中西互動背景考察（一）

圓明園研究 | 圓明園興起的中西互動背景考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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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餘 三 樂

［編輯］

付 懷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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