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萬億催收市場：灰色地帶的監管與混亂

在監管風暴與聲討浪潮中

已在國內隱祕發展十餘年的催收行業

開始浮出水面

自銀行的不良資產規模、未償信貸等數據顯示，催收行業的體量不容小覷。圖/中新

灰色地帶的萬億市場

本刊記者/趙一葦

10月22日，互聯網金融平臺“51信用卡”被曝因委託外包催收公司使用軟暴力手段催收債務而被警方調查。實際上，這場以“暴力催收”爲目標的監管風暴，已持續8個月之久，且監管力度仍在加強。

自今年3月起，公安部圍繞“暴力催收”的一系列整頓行動不斷升級，與催收業務相關聯的網絡貸款平臺、大數據爬蟲公司等相關方紛紛迎來大規模的清查整肅，催收行業尤其成爲重點整頓對象。

除“51信用卡”之外，捷信金融、錦程消費金融等持牌金融機構，趣分期、拉卡拉等知名金融服務平臺，均被曝出與催收相關投訴，一些公司已暫停委外催收業務。

“自整頓風波以來，死掉的催收公司已有數百家。”一位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被整頓清查的催收公司一般規模較小，以回收網絡貸款爲主業，涉嫌“暴力催收”行爲。“但不得不說，業內比較合規的催收公司也受到衝擊，幾乎整個行業的業務和回款率都受到影響”。

在監管風暴與聲討浪潮中，已在國內隱祕發展十餘年的催收行業開始浮出水面。

作爲金融貸後不良資產處置的關鍵一環，催收行業的市場容量和不良資產規模直接掛鉤。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達2.37萬億元，僅全國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已達919.16億元。

在這個上至萬億規模的市場孕育下，催收行業的體量已不容小覷。截至今年6月末，全國市場已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還有1500家以上公司是借其他名目而存在。

“業內現實是，專業催收公司和不規範的討債公司，各自爲陣。”在不良資產催收外包產業聯盟祕書長王暉看來，目前整個國內的委外催收行業的公司規模、層次參差不齊。

時至今日，已擁有萬億級市場規模的催收行業，依然處於監管真空、法律空白、行業混亂的窘境中。

“催收行業市場大，責任重，解決就業廣泛。”一位催收行業協會籌備組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如此描述，“事實上，業內都呼喚立法、擁抱監管，希望實現合理的政府引導”。

　　萬億市場規模

中國催收行業的誕生，最早始於信用卡壞賬的大量出現。回溯催收行業興起脈絡，不難發現，其發展路徑與中國信用卡市場走勢亦步亦趨。國內日益龐大的消費信貸市場和不良資產規模，是催收行業生存發展的根本土壤。

自2000年起，中國信用卡市場逐步進入瘋狂增長期。在單純以髮卡量作爲業績指標的考覈體系下，信用卡營銷員不顧申請人的徵信評級，肆意髮卡，這導致信用卡逾期款規模迅速增長。

2003年前後，以回收銀行信用卡逾期款爲主業務的催收行業應運而生。

“絕大部分銀行會將30天以上的逾期款，委託外包給第三方催收公司。”一位催收公司高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將催收工作外包的模式在美國推行已久。”曾提議加強催收行業自律的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委員王貴國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與債權機構相比，第三方催收機構的人員與流程專業化程度更高，單筆賬款的催回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一位催收行業資深從業人士則透露，根據應收款逾期時間長短，催收公司從回款中抽取的佣金也有所不同。逾期時間越長，佣金越高。

通常，催收行業內將逾期款分爲三個等級。一級逾期款指逾期1~3個月，催回率一般在70％左右，佣金率在8％之內；二級逾期款指逾期4~12個月，催回率在12％至15％之間，佣金率在10％~30％之間。

利潤最豐厚的是三級逾期款，一般逾期達12個月以上，行業平均催回率僅有0.5％左右。

“第三級逾期款是催收公司的主要業務和營收來源。”一位催收公司高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三級逾期款在所有逾期款中佔比40％以上，且佣金率高達本金的35％~40％，“在規模和回報率上都遠遠高於其他逾期款”。

豐厚的利潤下，掘金者衆。

據艾瑞諮詢數據，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國市場共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僅信用卡催收公司就有1000多家。

最近嘗試赴美IPO的湖南永雄集團，在招股書中自稱“中國最大的拖欠信用卡應收賬款催收服務提供商”。

“湖南永雄排名在行業前列，但並不一定是老大，因爲並沒有權威的數據統計。”一位入行十餘年的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在催收行業全市場中，位居前列者，包括華道數據、一諾銀華、高柏（中國）諮詢、華拓金融等。

時至今日，支撐催收行業發展的土壤仍然豐足。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達2.37萬億元，不良貸款率達1.86％。同時，全國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達919.16億元。

“許多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規模和不良率，已經逼近紅線。”不良資產催收外包產業聯盟祕書長王暉向《中國新聞週刊》分析，在2010年前後，銀行的信用卡不良率達到1％就已經是警戒線了。而現在，一些銀行的不良率已達到2％，部分地區超過了4％，“高企的不良率已經威脅到許多銀行的正常發展”。

“催收是金融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前述高管稱，“放貸和催收猶如硬幣的兩面，要經濟健康增長，就要陽光面對兩者的存在價值”。

魚龍混雜

“我都不敢告訴父母，我的工作是催收。”在某知名催收公司工作了三年的催收員小林向《中國新聞週刊》坦言，“一提催收這行，大家都會聯想到黑社會”。

在大衆認知中，催收總是與“黑惡”勢力聯繫在一起。早在近代民國時期，催債的任務就基本交由當地黑幫，通過威脅暴力的手段完成。而在早年的港臺片裏，職業討債人的形象也往往和黑社會脫不了干係。

“目前，大衆對催收行業的整體認知存在較大誤解。”王暉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真正意義上的催收行業，是伴隨現代信用卡市場出現的，“早年興起的催收公司大多有金融或法律背景，大多看重業務操作的合法性和規範性”。

在王暉看來，目前，國內的委外催收行業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行業內也存在行業標準不明確、就業人員不規範、催收執行不合理、法律體系不健全等情況。

催收行業的分化，始於2015年前後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

進入2015年之後，在互聯網金融野蠻成長之下，催收行業的主營業務正在從傳統的銀行信用卡、小貸公司的逾期賬款，擴容至消費金融、P2P、現金貸、車貸等新型網絡貸款業務。

相比銀行的信用卡逾期款30％之內的佣金率，小額短期現金貸的提成比例則高得多。

“譬如714高炮之類的非法網貸，平臺往往拿了砍頭息就把壞賬賣出去了，催收公司能收回來的全流進自己腰包。”一位催收行業資深從業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考慮到風險性，較大的催收公司會很謹慎地對待這類單子，即使要接也會嚴格控制比例”。

傳統催收公司不敢接的單子，正是新一波興起的小型討債公司所覬覦的市場。

“暴利的網貸平臺催生了一批暴利的催收公司，行業分化也以此爲界。”一位入行十餘年的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現在市面上行徑惡劣的暴力催收，大多是專門做非法網貸單子的公司所爲。”

“不能將這些討債公司和傳統的催收公司混爲一談，它們才真正是暴力催收問題的重災區。”前述高管表示。

判斷一家催收公司是否正規，首要條件就是看其合作的甲方性質。“若一家催收公司的合作客戶七成以上爲銀行等持牌金融機構，基本可以肯定其合規性。”一位資深催收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對於催收公司而言，來自銀行的逾期款質量更好，實力雄厚的商業銀行更是能夠提供長期資源的合作對象。爲了獲得銀行大客戶的青睞，一些催收公司不惜重金投入硬件設施，以自證規範。

“現在規範的催收公司，基本要求做到作業間24小時錄音錄像。”一位頭部催收公司高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作業間內的攝像頭要確保能看到每一個催收員的工位，催收員的每一個電話都實行全程監聽。”

催收員小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所在的催收公司有一個敏感詞庫，一旦監測到催收員在通話過程中說了一些敏感詞，系統甚至會自動切斷通話。

但對於另一個陣營中的暴力討債公司而言，搭建規範的操作體系是沒有必要的，因爲他們的客戶大多是在違法邊緣遊走的網貸平臺。

“非銀機構在外包流程中的把關並不嚴，小型討債公司的操作也各有各的野路子。”一位資深催收行業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直言，“一些P2P平臺不一定會像銀行等金融機構一樣要求催債公司提供註冊資金、財務、員工信息、合作機構等信息，催收公司的合作門檻也更低。”

魚龍混雜的行業中，從業人員也素質堪憂。

“有的非法貸款公司業務員會‘ 喫錢’，壞賬扔給催收公司時，矛盾直接就爆發了。”小林透露，所謂“喫錢”，指一些不正規的貸款公司業務員故意扣押債務人的還款，阻止內催部門催收，逾期達30天之後將壞賬轉賣給催收公司，“即使矛盾爆發，也集中在債務人和催收公司之間”。

小林表示，一般與非法網貸合作的催收公司，會採取更暴力極端的催收手段。“由這些小公司引起的社會事件，對整個催收行業都產生了影響。”

事實上，催收公司和暴力討債公司並行增長，由於業務多元，有時很難辨別和劃分彼此之間的界限。

一位知名催收公司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展示的一份《中國消費信貸催收機構行業自律公約》中，明確提出了24條行業操守自律，包括嚴禁使用暴力、恐嚇、脅迫、騷擾、辱罵等行爲，不得泄露債務人隱私信息等規定。

“我們正在申請組建行業協會，對加入協會的會員單位實行審覈准入制。”前述高管表示，“我們不歡迎行徑惡劣的公司，更不願意將兩類公司混爲一談。”

去年3月份，中國互金協會發布《互聯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以下簡稱《公約》），其中要求，機構應建立完善的外包管理制度，審慎選用外包機構。因外包管理不力，造成損害債權人、債務人及相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從業機構應承擔相應責任。

“考慮到責任風險，銀行會更謹慎地挑選合作的委外催收公司。”一家商業銀行信用卡部門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一些大型商業銀行還會自行提供一份嚴格細緻的業務規範要求，如果委外公司出現違規操作，輕則扣佣金，重則終止合作。

“老賴”的反攻

隨着針對“暴力催收”的一系列整頓措施和新規落地，一方面，催收行業有了更多硬性限制，業務操作更加謹慎。另一方面，一些欠債者開始自發抱團，企圖利用業務漏洞和投訴機制，搞垮催收公司和網貸平臺，以達到不還錢的目的。

從最初的交流經驗到手把手教你如何逃債，這些揹負網貸的債務人自發形成了一個組織——“反催收聯盟”。

在任意一個搜索引擎中輸入“反催收”，都可以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有的是自稱“個人債務管家”的服務網站，有的是交流反催收的經驗和說話技巧的帖子，有的是QQ羣或微信羣。對於多頭借貸的網貸債務人，這些組織甚至能提供“一對一定製服務”。

《中國新聞週刊》曾嘗試加入幾個“反催收”QQ羣一探究竟，卻被告知需要提供“逾期90天以上的貸款信息”，否則不予通過。

“這是爲了避免有催收公司的人混進去。”曾和這些組織打過交道的催收員小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此前有不少羣都因混進去的催收員舉報而解散，“這些組織者基本都是在多家網貸平臺多頭借貸的老賴，還有專業薅網貸的羊毛黨”。

這一組織背後，躲藏着數量龐大的失信者，以及因失信而衍生出的“惡意拖欠、逃騙偷稅、商業欺詐”等行爲。

小林透露，專門找網貸平臺借款的行爲被叫做“擼口子”。這羣人專門挑選一些不正規的網貸平臺下手，而這些平臺的利息、手續費、保證金、保險費等各種名目加起來，遠遠超過央行“年利率不高於36％”的規定。即使逾期不還，這些小型非法網貸平臺也不會選擇起訴，只會把壞賬扔給催收公司。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網貸，建議不要接電話，不回短信，不加微信QQ，或者直接換個號碼。”一篇閱讀量已達67萬元的反催收技巧文章中詳細寫道，“換號碼前，最好先安撫你的通訊錄裏面的親朋好友，一旦接到電話直接說不認識自己”。

該文章中詳細列舉了網貸平臺和催收公司可能採取的話術和相應的應答技巧，還有分別針對網貸平臺和銀行的詳細投訴教程。

小林透露，許多“老賴”會在接到催收電話時進行錄音，並以賣慘哭訴、流氓耍賴、言語辱罵等方式應對催收員。“有的催收員耐心不夠，很容易就和債務人開始對着罵，對方直接就拿着通話錄音去投訴了。”

“如果是銀行的債，就去當地銀監會投訴；如果是網貸平臺的債，就去互金協會的網站舉報。”小林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若以“暴力違法催收”爲由進行投訴，可以提出“要求當時催收員賠禮道歉、停止騷擾或停催”的訴求。

隨着監管力度加大，這類投訴通常見效很快，懲罰也很嚴厲。“一旦投訴，這個賬基本就成死賬了，銀行面臨警告和處罰不敢再催，網貸平臺直接面臨被搞垮。”小林說。

在“專業”的反催收指導下，有的債務人不僅不還錢，反而還開始以各種理由爭取“精神賠償金”。

在另一篇“反催收經驗帖”中，發帖人稱，以“暴力違法催收”爲由向銀監會投訴銀行後，會收到當事銀行的電話，在後續溝通中，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提出賠償要求了。“不給錢你就天天投訴，最後總能拿到賠償的。”

“這無異於敲詐勒索。”一位資深催收行業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直言，如果投訴次數過多，金融機構將面臨警告和懲罰，甚至暫停業務接受檢查，“有些機構爲了息事寧人，只能拿錢擺平”。

在金融機構與老賴的貓鼠遊戲中，夾在中間的催收公司，境地越發尷尬。

“兩面不討好，左右不是人。”小林向《中國新聞週刊》這樣形容催收員的角色，“哪怕你一個月掙了一兩萬，也沒有職業榮譽感。”

“在良性的行業循環中，催收公司未必站在債務人的對立面。”一位催收行業高管向《中國新聞週刊》舉例稱，初入社會的年輕人剛接觸消費信貸時，沒有自控能力和徵信意識，很容易產生逾期款，“往小了說，無力償還的貸款最終會拖累父母。往大了說，會抹黑這個人一輩子的徵信記錄”。

“欠債還錢，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位高管直言，“通過合理的手段提醒和催促債務人儘快還清貸款，未嘗不是銀行、催收公司、債務人的共贏。”

一位催收行業協會籌備組人士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不規範的催收經營會給社會帶來重大隱患，但一味向金融機構和催收公司施壓，縱容老賴，反而會損失金融資產和社會誠信。

　　法律真空

對於催收行業在金融末端所承擔角色的重要性，在國際層面已經形成共識。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中國的催收行業仍然沒有可供遵循的相關法律。

從國際經驗來看，催收行業已經具備納入監管和出臺法律的條件。

在國際上，美國是催收行業發展最早、立法也最早的國家。早在1977年，美國國會就通過了《公平債務催收作業法》（FDCPA），從債務催收主體、債務催收行爲以及執行機制三個方面確立了一套完善的債務催收行爲監管法律制度。

這部法律明確指定，聯邦貿易委員會作爲執行機構。對專門替債權人進行催賬和追賬活動的任何第三方作出了規範，是一項專門針對專業商賬追收機構對自然人性質的消費者個人進行催賬活動而制定的法律。

在這部典型的行爲立法中，對於催收過程中的操作細節，亦有細緻規定，包括嚴禁使用暴力、污穢褻瀆言語進行催收，不允許在晚間9點至早晨8點之間撥打催賬電話等。

在美國，催收行業需要同時遵守《公平債務催收作業法》和《消費者金融保護法》。

在催收過程中，一旦催收公司出現侵犯借款人的隱私權、頻繁的電話短信郵件催收、上門催收是脅迫恐嚇等不當行爲，個人可以拿着證據立刻提起訴訟，要求獲得民事賠償，賠償金額包括實際傷害賠償、額外損害賠償、訴訟費和合理的律師費等。

其中，若是由多個借款人共同提起的集體訴訟，集體訴訟的額外損害賠償金額不能低於50萬美金或者催收公司利潤的1％。

此外，個人也可以向聯邦貿易委員會進行舉報。委員會將收集暴力催收的證據，並展開調查。之後，委員會直接與催收機構進行談判解決問題，如果不配合解決問題，聯邦貿易委員會直接由司法部代爲提起訴訟。

此後，英國、日本、德國等國家，也相繼仿效美國，制定了關於債務催收的法律法規。

因有法可依，美國的債務催收行業發展迅速。早在2004年時，全美催收行業從業人員已超過45萬。到了2010年，美國第三方債務催收機構已達4908家，總計收回賬款達5490億美元。

“如今中國催收行業的公司數量也超過了4000家，相當於美國十年前的水平，卻仍然沒有立法。”一位資深催收行業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國內催收公司無法可依，無機構監管，全憑行業自律，“這使得催收公司和借款人的權益都沒有法律保障”。

從國內經驗來看，香港銀行公會和存款公司工會在2001年聯合發佈的《銀行營運守則》中，已經對第三方債務催收公司提出了具體規定，並得到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認可。

推進催收行業合規與立法，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法院國際商事專家委員會委員王貴國提出了《關於加強債務催收行業自律的建議》。

“破解中國債務催收行業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推動行業立法。”王貴國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組建催收行業協會，發起成員內部自律，並由此配合和推動行業立法，這一路徑或是催收立法的最佳模式。

王貴國建議，“建立行業協會來承擔起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的溝通職責，從行業整體利益出發，能夠提供最符合行業發展及兼顧多方主體利益的解決方案。”

誰來監管？

一個尷尬的現實是，在持續收緊的監管環境下，爲高度敏感的催收行業籌建行業協會，並非一件易事。

最初是無法註冊行業協會。“相關部門給出的說法是，最近正處於清理整頓社會團體的過程，暫時不批。”一位行業協會籌備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透露。

其次，缺失行業協會的行業標準無效。“我們希望申請建立行業標準，但國家標準委員會的回覆是，行業標準需要經過提案、研討等一系列流程，至少需要5年時間。”前述人士表示，這一過程困難重重，且耗時太長，“現在的行業情況，很難說能不能耗得起”。

已知催收行業協會無法單獨成立後，業內又試圖尋找一個現有的相關行業協會，先掛靠成立一個二級分會。

“現實是，沒有一個協會願意承接。”該籌備人士表示，包括銀行業、保險業、投資業的行業協會，都回絕了催收行業的掛靠請求，“一聽是催收，紛紛擺手，幾乎是談催收色變”。

對此，王貴國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民政、工商等部門，應適度放開催收行業協會設立的審批限制，支持有資質的行業自律機構依法登記。”

今年3月，國內60餘家催收公司決定發起成立“中國信用清收協會”，並設立籌備小組。

“我們歡迎監管，也呼喚行業協會作爲溝通橋樑。”中國信用清收協會籌備小組祕書長王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目前理想的行業狀態是，能夠統一經營範圍，嚴格准入門檻，機構持牌經營，催收員持證上崗”。

一位催收行業資深人士向《中國新聞週刊》表示，現階段，監管部門缺失，與監管溝通的行業協會也同樣缺失，在持續收緊的監管環境下，行業仍然存在被一刀切的風險。

“應當明確，催收行業監管機構爲中國人民銀行及各級支行（或各級金融監管局），重點參考徵信業和律師業監管模式 。”王貴國向《中國新聞週刊》建議說。

商務部研究院信用與電子商務研究所所長韓家平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則表示，當前，催收行業亟須解決誰來監管和如何監管的問題。“這可能需要國家經貿委、商務部、公安部和銀監會等部門共同研究確定。”

“如果政策能夠放開，監管能夠跟上，催收行業將成爲金融產業鏈末端的重要細分行業。”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副院長王銳在《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國內債務催收行業在防範化解金融風險中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沒有行業的努力，單個金融機構的還貸風險就有可能演化成系統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