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天，摄影师肖全在位于昌平沙河镇北京第三福利院食堂里，见到了这个中年人：穿一件白色的老头衫，手腕上缠着三片钥匙，夹着烟的手举在面前，挡住了三分之一的脸。肖全见到他的时候，他正与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病人对火。

这个人也是病人，精神病。北京第三福利院，其实就是一家精神病院。

中年人看起来倒是一切如常，只是说话的时候脸上肌肉有些抽搐。他反复强调：“我不想出去，我出去干什么呢？我是疯子，这里很好！”看到他抽的烟不是什么好烟，肖全跑出去给他买了一包万宝路。

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个潦倒落魄神经兮兮的男人，在二十五年前，在全中国青年中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每一个经历过与家人在车站分别，之后被火车送走的知青，都反复诵读过他的诗：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诗句（《相信未来》）度过没有明天的日子。

他是诗人食指（原名郭路生），就在昨天，食指度过了他70岁的生日。

七十岁的食指，还会相信未来吗?

文 | 群学君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食指《相信未来》（节选）

一

2000年5月，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一间厨房、饭厅兼接待室房间里，山东诗人张杰见到了52岁的郭路生。张杰后来说，当那个身穿条纹病号服，身材微胖走路微跛的中年人走到他面前，带着一种长期精神病院生活形成的习惯式机械应答说到“我是郭路生”时，他有点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诗人食指。

此时，楼道里此时有人在瞪着陌生的眼神散步，有的低吟着，有的转动脖颈瞪大眼睛注视着来人，仿佛充满了吃力和愤怒，还有的被放在小推车中，除了眼珠的转动证明这是一个生命或活物外，其余一切便如植物一般没有了生气。据说，以前来看望食指时，总是能听到周围传来凄厉的叫喊声。

稍微寒暄几句，食指就激动地一下子站直身子，突然声音一沉，声调一转，开始朗诵起他新近创作的诗篇《暴风雪》：

哦，下雪了，正当我在

纷纷扬扬的大雪中独自徘徊

亲爱的，你像一阵风裹着的雪团

砰的一声扑进了我的胸怀

哦，亲爱的，你不再是个女孩

连鬓角也被无情的岁月染白

可茫茫风雪中，我猛然发现

你重现了年轻时身披婚纱的风采

人生就是场感情的暴风雪

我从诗情画意中走来

张杰说，“我被惊呆了，想不到他的思维切向诗歌的速度那样快那样令人猝不及防，也想不到他有如此激情的朗诵方式，张口就来，没有任何障碍，表情丰富感情充沛抑扬顿挫，这种把诗歌朗诵到尽头程度的能力和技艺，真让人叹为观止”。他暗自思忖：这大概是这个诗歌奇迹又一种天才的表达方式和特质罢。

二

郭路生是真正的少年成名。

17岁写诗，18岁完成代表作。1968年，成千上万知青手抄《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其中绝大多数人并非出自对诗歌的特殊兴趣。

每一个经历过与家人在车站分别，之后被火车送走的知青，都反复诵读过他的诗：“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执着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诗句（《相信未来》）度过没有明天的日子。

尽管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几首手抄诗的作者是谁，但对于当时年仅20岁的郭路生来说，这已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少有的殊荣了。

十一年后，在北岛、芒克主编地下文学刊物《今天》第二期中，郭路生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食指”。很多年以后，郭路生写文章，说食指的意思就是“时之子”，时是母亲的姓，又和老师的“师”谐音。这其实多少有些掩饰——在当初，他的说法是“别人在背后的指指点点绝损伤不了一个人格健全的诗人，故名食指”。

为什么会遭人指指点点？原因很简单，早在1973年，在郭路生刚过了二十五周岁生日三天后的11月25日，就因为“精神分裂”的诊断，被送北医三院精神科，从此，郭路生在正常人的世界和精神病院之间游历，一晃就是三十年。

在医院里，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死神穿着雪白的单衣，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叹息。

诗人多多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七十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上的第一人”。

三

80年代以后，新诗繁荣，大多数读者不再需要郭路生的诗了。因为“有病”，食指也极少出现在当年有无数文学青年们追捧的各种公开的活动中。也因为“有病”，为了养活自己，还能有些时间写诗，他选择回到母亲的老家山东单县去教书。

有天，母亲下班回家后，把食指叫进屋里，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心情沉重地对他说：以后抽烟回屋里抽，刚才有路过的人指着你对另一个人说，那人是个疯子。

食指说他从此再也不敢去前院，就去后院站着抽烟，思考修改以前写的诗，然后回屋里整理。那些年，食指心情很坏，诗也写得很苦，但他“坚持锻炼身体，坚持洗冷水澡，能连续做三十多个俯卧撑”。

日后人们说起这段岁月，用“被掩埋”来形容食指。诗人多多说：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屠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

时间进入90年代，“让食指浮出水面”的呼吁，使正在福利院的“地下诗人”郭路生，带着一种被时代和历史赋予的责任进入主流诗坛的视野。他被北岛、多多、芒克追认为他们那一代70年代“写新诗的第一人”。默默无闻的诗人食指，在很短时间内重新步入大众视野，被赋予“朦胧诗先驱者”的显赫地位。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疯子，是在怎样近于严苛的条件下坚持创作的。“睡觉时病房里一片漆黑，我只好借着过道的照明灯光趴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写诗（因腿有伤蹲不下，即使能蹲下手也够不着地）。我把纸铺在地上，全身趴地上，硌得膝盖真疼。想好一句趴地上写在纸上，赶快爬起来活动活动。再想一句，再趴下写，胳膊肘都硌得疼”。

1998年，林莽、刘福春主编的《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出版，他俩为食指举办了一次签售会，地点在甘家口大厦。到了现场，食指傻了，满坑满谷。书签了七个小时，二十块的一本诗集，有人拿着一千元直接塞到食指口袋里，这本书一共卖了近三万元，全部给了食指。

尽管开始逐渐获得官方话语体系的认可，也开始得到无数终于获知他姓名的知青纷沓而至的致敬，食指依然过得极苦极难。他那时已经住进北京第三福利院了，除了养病，每天的工作是洗碗，却还坚持写诗，“想起一个词或一句诗，有时是改动的一个字，找护士借笔写在手背上，洗碗还怕洗掉。有时还是不小心会洗掉，以后就写在胳膊上”。

四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授予两位诗人：海子和食指。前者已经在12年前自杀去世，而后者还住在精神病院。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代中国诗歌一种尴尬局面的隐喻。

2016年，一位学者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做了各种统计数据，通过数据的显示，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十大诗人依次是：

胡适、艾青、徐志摩、海子、洛夫、汪国真、易白、北岛、舒婷、席慕蓉、食指

大众和媒体很感兴趣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精神病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林莽说，“一代人为一代人写作，他把我们那一代人的东西确实写到了位，确实有历史价值。食指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年以后，食指迎来了生命的转折点——说是“新生”也不为过。一个叫翟寒乐的女人，把食指接出福利院，这一天是2001年3月21日，世界诗歌日。

食指用出院之后看到的一棵巴西木形容自己的心情，“粗壮饱经沧桑的一截树干上长出充满生机的绿芽，一看就让人感慨万千”。从那以后，他粗茶淡饭，从容放松，自由地读书、看报，心中感动了写首诗，可以从容地沏上杯茶，可以随意地点上支烟，关注自己有兴趣的问题，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中品咂生活滋味。

三年以后，食指和翟寒乐结为夫妇。两人住在北京西北郊，临着稻香湖湿地，靠两人不高的退休金为生。他们在屋外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还养着两只白色的小京巴。朋友们都说，要是没有寒乐，没准老郭现在已经不在了。

五

到了2018年年初，因为与诗人余秀华的争论，食指一度又成为舆论风口上的人物。事情源于他在《在北师大课堂讲诗》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的一段发言：

看过余秀华的一个视频，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书、聊聊天、打打炮，一个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对祖国的未来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从农村出来的诗人，把农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对小康生活的向往，提都不提，统统忘得一干二净，这不可怕吗？评论界把她捧红是什么意思？评论界的严肃呢？我很担心。今天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是强调对历史负责。不对历史负责，就会被历史嘲弄，成为历史的笑话。

被批评的诗人余秀华很快隔空喊话：

我的过错在于：我不会装，更不愿意装可怜！我的过错还在于，在社会底层，偏偏高昂着头。我不知道何为尊严，我只是想如此活着……姑奶奶脑瘫，想不到啊。

论修养的培养：一个喝醉了的老流氓歪斜着向她走过来，朝她身上吐痰，她想骂他，围观的人拉住她：要尊重老人啊！年纪大真是好事，像一件华丽的外衣把身上的肮脏都遮盖起来。

两人不在一个时空和语境下隔空喊话，本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如果考虑到1990年代以来，诗歌写作路径的转向和诗人群体的处境就颇值得玩味。

有评论者表示，食指最重要也是他最满意的一批诗歌都是完成于特殊年代，是集体颂歌转向个人化写作重要的一环，但也永远停留在了那里。80年代，尽管诗歌写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如果从发声的调门上来说，这个时期的主流诗歌仍然是一种高音频写作，是呐喊式的。只不过是从集体颂歌转向了反颂歌，但在一致性的“我不相信”下，反对也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进入90年代以后，长期以来的集体经验和“对抗经验”全部瓦解。诗人们不再共享某一种共同的历史。每个人只能从个体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修辞方式，去处理具体的生存、历史、文化、语言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使我们的诗歌能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探索与宽广的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富于异质包容力的、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这就是后来被广泛响应的“历史个人化”，由此更进一步就是个人化写作、日常化写作。不过，对个体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并没有使诗歌沦为“个人的小小悲欢的玩味”，也没有使诗歌“最后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因为此时的诗人相信，只有在具体的细节中，历史才能得到恰当的呈现。正如王家新所言，当你挤上北京的公共汽车，或是到托儿所接孩子时，你就是在历史之中。

诗人廖伟棠说，作为当代诗歌语境下个人化写作群体中的一个，余秀华的诗歌就是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中呈现历史。农村的痛苦渗透在她诗歌的生活细节中，“只不过她不去声泪俱下地哭诉、控诉，她不叫自己有多惨，相反，她极其倔强，用语言掌控了自己的世界，她的世界实在、自足，不需要谁来怜悯和知道”。

北大教授李零是食指的同龄人，也是老朋友，在写给食指70岁生日的短文里，李零写道：

有一幅俄国名画，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之路》，画的是一片旷野，地上有条路，再普通不过。但许多人看了都潸然泪下。因为所有从这里启程，到过流亡之地的人，都很熟悉这条路。

李零说，我们这一代人，真的都老了。

参考文献

杨楠：《诗人食指，独自面对命运的人》，《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

徐萧：《食指与余秀华之争：两个时空的喊话》，澎湃新闻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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