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天，攝影師肖全在位於昌平沙河鎮北京第三福利院食堂裏，見到了這個中年人：穿一件白色的老頭衫，手腕上纏着三片鑰匙，夾着煙的手舉在面前，擋住了三分之一的臉。肖全見到他的時候，他正與一位坐在輪椅上的病人對火。

這個人也是病人，精神病。北京第三福利院，其實就是一家精神病院。

中年人看起來倒是一切如常，只是說話的時候臉上肌肉有些抽搐。他反覆強調：“我不想出去，我出去幹什麼呢？我是瘋子，這裏很好！”看到他抽的煙不是什麼好煙，肖全跑出去給他買了一包萬寶路。

很少有人會知道，這個潦倒落魄神經兮兮的男人，在二十五年前，在全中國青年中是家喻戶曉的人物，每一個經歷過與家人在車站分別，之後被火車送走的知青，都反覆誦讀過他的詩：

“媽媽綴釦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領／終於抓住了什麼東西／管他是誰的手，不能松／因爲，這是我的最後的北京。”（《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執着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詩句（《相信未來》）度過沒有明天的日子。

他是詩人食指（原名郭路生），就在昨天，食指度過了他70歲的生日。

七十歲的食指，還會相信未來嗎?

文 | 羣學君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

當灰燼的餘煙嘆息着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的紫葡萄化爲深秋的露水

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

我依然固執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我要用手指那湧向天邊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陽的大海

搖曳着曙光那枝溫暖漂亮的筆桿

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食指《相信未來》（節選）

一

2000年5月，在北京第三福利院一間廚房、飯廳兼接待室房間裏，山東詩人張傑見到了52歲的郭路生。張傑後來說，當那個身穿條紋病號服，身材微胖走路微跛的中年人走到他面前，帶着一種長期精神病院生活形成的習慣式機械應答說到“我是郭路生”時，他有點不敢相信這個人就是詩人食指。

此時，樓道里此時有人在瞪着陌生的眼神散步，有的低吟着，有的轉動脖頸瞪大眼睛注視着來人，彷彿充滿了喫力和憤怒，還有的被放在小推車中，除了眼珠的轉動證明這是一個生命或活物外，其餘一切便如植物一般沒有了生氣。據說，以前來看望食指時，總是能聽到周圍傳來淒厲的叫喊聲。

稍微寒暄幾句，食指就激動地一下子站直身子，突然聲音一沉，聲調一轉，開始朗誦起他新近創作的詩篇《暴風雪》：

哦，下雪了，正當我在

紛紛揚揚的大雪中獨自徘徊

親愛的，你像一陣風裹着的雪團

砰的一聲撲進了我的胸懷

哦，親愛的，你不再是個女孩

連鬢角也被無情的歲月染白

可茫茫風雪中，我猛然發現

你重現了年輕時身披婚紗的風采

人生就是場感情的暴風雪

我從詩情畫意中走來

張傑說，“我被驚呆了，想不到他的思維切向詩歌的速度那樣快那樣令人猝不及防，也想不到他有如此激情的朗誦方式，張口就來，沒有任何障礙，表情豐富感情充沛抑揚頓挫，這種把詩歌朗誦到盡頭程度的能力和技藝，真讓人歎爲觀止”。他暗自思忖：這大概是這個詩歌奇蹟又一種天才的表達方式和特質罷。

二

郭路生是真正的少年成名。

17歲寫詩，18歲完成代表作。1968年，成千上萬知青手抄《相信未來》《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其中絕大多數人並非出自對詩歌的特殊興趣。

每一個經歷過與家人在車站分別，之後被火車送走的知青，都反覆誦讀過他的詩：“媽媽綴釦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領／終於抓住了什麼東西／管他是誰的手，不能松／因爲，這是我的最後的北京。”或者依靠着“我依然固執着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詩句（《相信未來》）度過沒有明天的日子。

儘管沒有多少人知道這幾首手抄詩的作者是誰，但對於當時年僅20歲的郭路生來說，這已是中國當代詩歌史上少有的殊榮了。

十一年後，在北島、芒克主編地下文學刊物《今天》第二期中，郭路生第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食指”。很多年以後，郭路生寫文章，說食指的意思就是“時之子”，時是母親的姓，又和老師的“師”諧音。這其實多少有些掩飾——在當初，他的說法是“別人在背後的指指點點絕損傷不了一個人格健全的詩人，故名食指”。

爲什麼會遭人指指點點？原因很簡單，早在1973年，在郭路生剛過了二十五週歲生日三天後的11月25日，就因爲“精神分裂”的診斷，被送北醫三院精神科，從此，郭路生在正常人的世界和精神病院之間遊歷，一晃就是三十年。

在醫院裏，他寫下這樣的句子：

死神穿着雪白的單衣，躺在病牀上痛苦地嘆息。

詩人多多後來寫了一篇文章，《被埋葬的中國詩人》，“就我記憶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殺以來所有詩人中唯一瘋狂了的詩人，也是七十年代以來爲新詩歌運動伏在地上的第一人”。

三

80年代以後，新詩繁榮，大多數讀者不再需要郭路生的詩了。因爲“有病”，食指也極少出現在當年有無數文學青年們追捧的各種公開的活動中。也因爲“有病”，爲了養活自己，還能有些時間寫詩，他選擇回到母親的老家山東單縣去教書。

有天，母親下班回家後，把食指叫進屋裏，沉默了好一會兒才心情沉重地對他說：以後抽菸回屋裏抽，剛纔有路過的人指着你對另一個人說，那人是個瘋子。

食指說他從此再也不敢去前院，就去後院站着抽菸，思考修改以前寫的詩，然後回屋裏整理。那些年，食指心情很壞，詩也寫得很苦，但他“堅持鍛鍊身體，堅持洗冷水澡，能連續做三十多個俯臥撐”。

日後人們說起這段歲月，用“被掩埋”來形容食指。詩人多多說：我所經歷的一個時代的精英已被埋入歷史，倒是一些屠弱者在今日飛上天空。

時間進入90年代，“讓食指浮出水面”的呼籲，使正在福利院的“地下詩人”郭路生，帶着一種被時代和歷史賦予的責任進入主流詩壇的視野。他被北島、多多、芒克追認爲他們那一代70年代“寫新詩的第一人”。默默無聞的詩人食指，在很短時間內重新步入大衆視野，被賦予“朦朧詩先驅者”的顯赫地位。

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這個瘋子，是在怎樣近於嚴苛的條件下堅持創作的。“睡覺時病房裏一片漆黑，我只好藉着過道的照明燈光趴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寫詩（因腿有傷蹲不下，即使能蹲下手也夠不着地）。我把紙鋪在地上，全身趴地上，硌得膝蓋真疼。想好一句趴地上寫在紙上，趕快爬起來活動活動。再想一句，再趴下寫，胳膊肘都硌得疼”。

1998年，林莽、劉福春主編的《詩探索金庫．食指卷》出版，他倆爲食指舉辦了一次籤售會，地點在甘家口大廈。到了現場，食指傻了，滿坑滿谷。書籤了七個小時，二十塊的一本詩集，有人拿着一千元直接塞到食指口袋裏，這本書一共賣了近三萬元，全部給了食指。

儘管開始逐漸獲得官方話語體系的認可，也開始得到無數終於獲知他姓名的知青紛沓而至的致敬，食指依然過得極苦極難。他那時已經住進北京第三福利院了，除了養病，每天的工作是洗碗，卻還堅持寫詩，“想起一個詞或一句詩，有時是改動的一個字，找護士借筆寫在手背上，洗碗還怕洗掉。有時還是不小心會洗掉，以後就寫在胳膊上”。

四

200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將第三屆人民文學獎詩歌獎授予兩位詩人：海子和食指。前者已經在12年前自殺去世，而後者還住在精神病院。某種程度上，這是當代中國詩歌一種尷尬局面的隱喻。

2016年，一位學者花了將近一年時間做了各種統計數據，通過數據的顯示，他認爲現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十大詩人依次是：

胡適、艾青、徐志摩、海子、洛夫、汪國真、易白、北島、舒婷、席慕蓉、食指

大衆和媒體很感興趣一個問題：爲什麼一個精神病人可以寫出這樣的詩歌？林莽說，“一代人爲一代人寫作，他把我們那一代人的東西確實寫到了位，確實有歷史價值。食指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一年以後，食指迎來了生命的轉折點——說是“新生”也不爲過。一個叫翟寒樂的女人，把食指接出福利院，這一天是2001年3月21日，世界詩歌日。

食指用出院之後看到的一棵巴西木形容自己的心情，“粗壯飽經滄桑的一截樹幹上長出充滿生機的綠芽，一看就讓人感慨萬千”。從那以後，他粗茶淡飯，從容放鬆，自由地讀書、看報，心中感動了寫首詩，可以從容地沏上杯茶，可以隨意地點上支菸，關注自己有興趣的問題，在“平平淡淡纔是真”的生活中品咂生活滋味。

三年以後，食指和翟寒樂結爲夫婦。兩人住在北京西北郊，臨着稻香湖溼地，靠兩人不高的退休金爲生。他們在屋外種了大豆、葫蘆、向日葵等，還養着兩隻白色的小京巴。朋友們都說，要是沒有寒樂，沒準老郭現在已經不在了。

五

到了2018年年初，因爲與詩人餘秀華的爭論，食指一度又成爲輿論風口上的人物。事情源於他在《在北師大課堂講詩》新書發佈會活動現場的一段發言：

看過餘秀華的一個視頻，她理想的下午就是喝喝咖啡、看看書、聊聊天、打打炮，一個詩人，對人類的命運、對祖國的未來考慮都不考慮，想都不想；從農村出來的詩人，把農民生活的痛苦，以及對小康生活的嚮往，提都不提，統統忘得一乾二淨，這不可怕嗎？評論界把她捧紅是什麼意思？評論界的嚴肅呢？我很擔心。今天嚴肅地談這個問題，是強調對歷史負責。不對歷史負責，就會被歷史嘲弄，成爲歷史的笑話。

被批評的詩人餘秀華很快隔空喊話：

我的過錯在於：我不會裝，更不願意裝可憐！我的過錯還在於，在社會底層，偏偏高昂着頭。我不知道何爲尊嚴，我只是想如此活着……姑奶奶腦癱，想不到啊。

論修養的培養：一個喝醉了的老流氓歪斜着向她走過來，朝她身上吐痰，她想罵他，圍觀的人拉住她：要尊重老人啊！年紀大真是好事，像一件華麗的外衣把身上的骯髒都遮蓋起來。

兩人不在一個時空和語境下隔空喊話，本沒有什麼好談的，但如果考慮到1990年代以來，詩歌寫作路徑的轉向和詩人羣體的處境就頗值得玩味。

有評論者表示，食指最重要也是他最滿意的一批詩歌都是完成於特殊年代，是集體頌歌轉向個人化寫作重要的一環，但也永遠停留在了那裏。80年代，儘管詩歌寫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如果從發聲的調門上來說，這個時期的主流詩歌仍然是一種高音頻寫作，是吶喊式的。只不過是從集體頌歌轉向了反頌歌，但在一致性的“我不相信”下，反對也變成了一種“政治正確”。

進入90年代以後，長期以來的集體經驗和“對抗經驗”全部瓦解。詩人們不再共享某一種共同的歷史。每個人只能從個體出發，“以獨立的精神姿態和個人的話語修辭方式，去處理具體的生存、歷史、文化、語言和個體生命中的問題，使我們的詩歌能在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個人化的形式探索與寬廣的人文關懷之間，建立起一種更富於異質包容力的、彼此激發的能動關係”，這就是後來被廣泛響應的“歷史個人化”，由此更進一步就是個人化寫作、日常化寫作。不過，對個體和日常生活的關注，並沒有使詩歌淪爲“個人的小小悲歡的玩味”，也沒有使詩歌“最後喪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負”。因爲此時的詩人相信，只有在具體的細節中，歷史才能得到恰當的呈現。正如王家新所言，當你擠上北京的公共汽車，或是到託兒所接孩子時，你就是在歷史之中。

詩人廖偉棠說，作爲當代詩歌語境下個人化寫作羣體中的一個，餘秀華的詩歌就是在具體的生活細節中呈現歷史。農村的痛苦滲透在她詩歌的生活細節中，“只不過她不去聲淚俱下地哭訴、控訴，她不叫自己有多慘，相反，她極其倔強，用語言掌控了自己的世界，她的世界實在、自足，不需要誰來憐憫和知道”。

北大教授李零是食指的同齡人，也是老朋友，在寫給食指70歲生日的短文裏，李零寫道：

有一幅俄國名畫，列維坦的《弗拉基米爾之路》，畫的是一片曠野，地上有條路，再普通不過。但許多人看了都潸然淚下。因爲所有從這裏啓程，到過流亡之地的人，都很熟悉這條路。

李零說，我們這一代人，真的都老了。

參考文獻

楊楠：《詩人食指，獨自面對命運的人》，《中國新聞週刊》2018年

徐蕭：《食指與餘秀華之爭：兩個時空的喊話》，澎湃新聞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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