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生性寡言，温润如玉，被时人称为“寡言君子”。他不爱说话、不事声张的性格在民国是出了名的。清华大学的体育教师马约翰曾评价说：“梅先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具备了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据说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考生们都来看榜，考上的自然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惟有梅贻琦，他在看榜时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没人能从他的表情里猜出他究竟是考上还是没考上。最终，梅贻琦名列第六，顺利考取。

1935年，那时正值“一二·九”运动的高潮，清华大学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这引来不少军警进入学校逮捕学生。学生们激于义愤，怀疑军警得到的名单是由校方提供的，于是便围住教务长质问，还有几个学生甚至扬言要动手殴打。这时，梅贻琦如往常一样慢步走来，面对着二三百名学生，一言不发长达两三分钟。最后，他慢吞吞地吐出五个字：“要打，就打我。”学生听罢，不敢侵犯校长威严，只好纷纷散去。

民国大师无数，梅贻琦温吞吞的性格显然不怎么起眼。但在他的任内，他却为清华大学请来了众多大师，被誉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他虽然话不多，但句句经典，比如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就任典礼上说的那句话，就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永恒的经典。他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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