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崇寒

在喫貨、廚師、觀光客的眼裏，築地市場是在東京必去的美食朝聖地之一。它在繁華中心銀座的東南側（是可步行至銀座的“一等地”），距離隅田川出海口不遠，佔地近23萬平方米（相當於5個東京巨蛋），是全球最大的生鮮批發市場之一，亦是日本最大的魚市，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前身：日本橋魚河岸

築地魚市的歷史可上溯到德川家康在江戶設立幕府時期。1590年德川家康進入江戶城時，特地從大阪佃村（現在大阪市西澱川區佃）帶來33個漁民，他們居住在隅田川河口的沙洲上，以森孫右衛門爲首領，主要負責在江戶近海撒網捕魚，爲幕府膳房提供漁獲。繳完後仍剩下的魚蝦貝類，便在幕府許可下拿去魚市售賣。

江戶城中運河縱橫交錯，船隻往來，物資走水路運送，船上貨物卸貨上路之處被稱爲河岸，森孫右衛門家族在道三堀河岸開始了販魚生涯，1603年前後，移至地勢更好的日本橋一帶，魚販們簡單用一塊木板搭臺便做起了生意。漸漸地，魚販越聚越多，路邊開始有人搭起棚架支起簡易攤位，不到清晨，日本橋川堆滿了從江戶灣來的漁船，人來人往，熱鬧不已。很快，日本橋“魚河岸”（即魚市）發展成江戶規模最大的魚市。鼎盛時期，日本橋川北岸，自本船町至本小田原町一帶（即今本町一丁目、室町一丁目）魚店林立。各地所捕到的魚均千里迢迢被運送至此，成爲江戶居民盤中之物。時諺“魚河岸朝千兩”說的就是日本橋魚市的繁華。此等繁盛景象在日本版的“清明上河圖”《熙代勝覽》中得到展現，魚市人潮擁擠之程度比《清明上河圖》還要誇張。爲給18世紀江戶一百多萬人提供腹中之物，日本橋魚市迅猛發展，交易量擴增、業者的大量湧入，讓衛生條件不斷惡化。泥濘不堪的路上，到處散亂着魚的殘骸，充斥着難聞的魚腥味，有人甚至將當時霍亂的元兇直指不衛生的魚市，希望遷移市場的聲音開始出現。明治二十二年（1889），東京府發表新的街道規劃《東京市區改正設計》，下令將魚市遷徙到日本橋箱崎地區，一切費用由商家承擔，魚販們不願意，遷移日期不斷拖延，到最後沒了下文。一直到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政府與商販的拉鋸才終於結束。關東大地震幾乎使東京淪爲廢墟，日本橋魚市損失慘重，路面上到處都是裂縫，河面上火光沖天，許多人嘗試乘船從水路逃生，不幸被蔓延的火勢擋住了退路，葬身火海。一片焦土之上，嶄新的築地市場順勢而生。

 《 熙 代 勝 覽 》，1805 年，日 本 浮 世 繪，縱43.7釐米，橫 1232.2釐米，現藏柏林國立美術館，描繪了江戶時代日本橋一帶商業繁榮的景象，被譽爲“江戶版”《清明上河圖》。畫卷左側日本橋魚市人潮擁擠之程度比《清明上河圖》還要誇張

天災人禍交相催生的“築地”

築地，顧名思義，有“填海土地”之意。日本橋魚河岸剛興起時，築地還在一片海上。1657年明歷大火後開始的填海工程讓“築地”成爲隅田川北岸的土地。瀕臨東京灣面向太平洋的優越位置使得築地的身份不斷變幻。從江戶時代大名們在江戶郊區的別墅區到1869年被闢爲外國人的居留地，再到明治維新之後海軍大本營———海軍兵學校、海軍省、海軍兵工廠、海軍大學、軍醫學校、會計學校等，都曾先後在此落腳。而1935年築地市場的誕生，堪稱一次“革命性事件”，既是對傳統魚市商業模式的變革，也傳遞出向近代化全面靠攏的信息。

其實早在關東大地震之前，在富山縣魚津發生的“1918年米騷動”事件已經讓日本政府認識到向老百姓廉價提供大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安定國民消費生活的必要性，不單要在大城市設置公益零售市場，還必須整治所有零售貨物來源的批發場所，設立中央批發市場。1923年3月《中央批發市場法》頒佈後，東京開始着手準備中央批發市場相關事宜。這意味長期以來擁有獨立店鋪進行魚類、蔬菜、水果批發業務的個體批發商制度的廢除。按照《中央批發市場法》（1923）的規定，新建的中央批發市場內只能有一家公司有權經營批發業務，公司可由個體批發商合併組成，而後多家中間商進駐市場，他們分別是市場中的賣方(批發商)與買方(中間商)。賣方公司的職員作爲拍賣人主持拍賣，買方公司競購產品，決定價格，最後由中間商將通過拍賣購入的農產品賣給零售商。不用想都知道，對搬遷都拒絕的日本橋魚販們自然不願意進駐有法可依的公有市場。9個月後的關東大地震，讓築地魚市成爲可能。

 2018 年 9 月 29 日，東京築地市場，競拍者通過觀察金槍魚尾部的橫切面來判斷肉質

一方面，東京頒佈了禁止營業以及禁止使用公共道路的命令，徹頭徹尾地阻止了日本橋市場的重開張；另一方面，東京市長永田秀次郎向農商務大臣田健治郎提出了借用“築地海軍兵工廠燒燬原址”開始臨時魚市的訴求，加上海軍透露出要搬出築地的意思，一切水到渠成。地震3個月後，12月1日，在築地海軍兵工廠原址上，人們站在臨時準備的屋舍前，等待“市立臨時東京魚市場”的啓用。後來因爲施工的原因，臨時魚市搬到軍醫學校的原址，直到1935年築地中央批發市場開幕爲止都在此地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