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中期的前半段城鎮化增速較快，在 2017 年後城鎮化增速開始放緩。進入新時代，步入下半場的城鎮化又該何去何從？

　　文│本刊記者 宋慧芳

　　從各地政府紛紛開展人才爭奪大戰，到棚戶區改造謹慎使用貨幣化安置，再到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價量齊增，今年我國活躍於媒體和民衆茶餘飯後的衆多熱詞都可以歸結到一個焦點，那就是城鎮化。

　　自實施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從一個擁有8億農民的國家一躍變成一個擁有8億城市人口的國家，城鎮化率從18%提升到了58%。中國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城鎮化幾十年上百年的路程。且我國中期的前半段城鎮化增速較快，在 2017 年後城鎮化增速開始放緩。

　　然而，這個城鎮化數據只是一個總的數據，城鎮化過程中的經濟和產業發展、人口流動、房地產發展等都是促進城鎮化的重要過程，接下來我國城鎮化的進程是否會開始放緩？進入新時代，步入下半場的城鎮化又該何去何從？

　　加速乏力

　　城鎮化是一個綜合指標，可以用來衡量當地經濟發展情況、基礎設施和人民生活水平，正常情況下的城鎮化的過程應該是：經濟發展，產業發展起來，企業經營情況好，有旺盛的人才需求和優厚的工資待遇，然後高素質人才聚集過來，在當地買房、結婚、消費，反向促進當地的產業發展，同時拉動一些服務業需求，吸引周邊勞務人口聚集。

　　近年來，我國三四線城市在棚改和人口迴流驅動下城鎮化率有了明顯提升，從分地區來看，我國各省城鎮化率中較高的已經達到80%以上，進入城鎮化後期的包括上海（87.9%）、北京（86.5%）和天津（82.9%），其中有 13 個省級行政單位（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浙江、江蘇、遼寧、福建、重慶、內蒙古、山東、黑龍江、湖北）的城鎮化率均超過全國平均的 58.52%。

　　根據城鎮化率的三階段，我國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其他都已經進入到了中期階段。

　　不過，10月19日，在第十四屆中國地產金融年會上，北京市政協委員、華遠集團原董事長任志強表示，中國的城鎮化率還非常低，城市仍然缺少住房，在城市化的高增長期，需要快速發展房地產，以滿足基本的居住條件，而如何解決高房價問題根本原因還是土地制度。

　　任志強認爲，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很低，2018年，中國的戶籍城市化人口只有42%，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

　　從世界城市化進程看，從1800年至今，世界城市人口增長60倍，2016年城市人口40億，超過農村人口，處於高速城市化狀態。相比之下，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很慢。2017年，中國50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16個，300-500萬人口的城市只有25個，而50萬人口的城市卻有349個，與我們的城市化目標還差很多。

　　在任志強看來，城市化的發展程度決定了經濟發展的質量，人口集中的城市是發展二三產業的基礎。典型的例子是美國，1960年，當時世界上千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只有紐約和曼哈頓，與此相對應的是這兩個城市的GDP非常高。

　　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來自於城市化。城市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不僅提高了生活與工作效率，還提高了設施利用效率，增強科技創新，這也是爲什麼二三產業都位於城市。根據《規模：複雜世界的簡單法則》一書中的數據，人口越多的地方，城市專利數量越多。

　　未來中國的城鎮化還會提高，而任何城市化的高增長期，都需要快速發展房地產，以滿足基本的居住條件，房價上漲是必然過程，這是不可避免的。

　　“其他國家在城市化進程中，能夠避免房價大幅上漲，原因是土地制度” 任志強對此分析，中國的城鎮化從農村到城鎮，從城鎮到城市，唯獨缺少從城市到郊區這一階段，郊區的宅基地和城市的住宅用地性質不同，使得無法釋放更多供給，從而推高了房價。另外，早期分房制度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已經進入拆遷重建階段，這也加大了房價上漲的壓力。

　　目前，城市化的問題是農村和城鎮人口無法進入大城市，高房價和限購是重要的原因。從城市化的角度看，中國還需要大量的房子。

　　問題再現

　　歷史上，但凡社會在發生重大變革的時候，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沒有任何變革是順順利利一帆風順的。同樣，在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們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大城市、中小城市在這個過程中均遇到了自己需要面對的問題。

　　10月19日，在第十四屆中國地產金融年會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城鄉建設經濟系主任、博導陳淮先生在《新型城鎮化——中國的戰略選擇》的主題演講中表示，中國城市化還需要面對四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是城市結構失衡。”陳淮表示，進入21世紀之後，北京舉辦奧運會，上海舉辦世博會，廣州舉辦亞運會，我們的時間、資金、建設力量、基礎設施的投入集中在沿海屈指可數的少數超大特大城市中，導致人流也過度向這些屈指可數的少數超大城市集聚和集中。而二三線城市與沿海超大城市的發展差距在拉大，特別是地市級中心城市和縣城與中心鎮被忽略了，由此帶來的包括房價問題，其實也和大中小城市結構的失衡密切相關。

　　在陳淮看來，如果我們不能實現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不能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和第三個十年中，在一部分中部的省會城市，一部分地市級中心城市以及縣城和中心鎮有時間層次地加快發展，縮小和沿海大城市的差距，依靠限購、限貸等調控政策不可能解決超大城市的房價問題。

　　“第二，城鄉壁壘。”陳淮表示，我們的城市人口存在着嚴重的高估和嚴重的低估兩個方面。

　　我國至少17%涉及2.4億人遠遠沒有真正在城市中穩定地定居落戶，他們遠遠沒有享受到正常的市民待遇、福利待遇、社保待遇，他們在城和鄉之間兩極擺動。這叫城市化嗎？城鄉分割，這是嚴重的高估。

　　不過，城鎮常住人口實際上還不包括流動人口，北京的流動人口在2200萬之外還有四百多萬人。例如，儘管張三沒有在北京住半年，張三走了李四會來，北京的公共汽車、公共廁所，喫早點的人數不是2200萬，是2200萬+400萬，實際上大城市都存在同樣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城市人口還存在着嚴重的低估。

　　在陳淮看來，其實不管是城市結構失衡還是城鄉壁壘，都和土地財政相連，其相關的土地制度、戶籍制度等導致我們城市化寸步難行。例如到今天爲止，仍存在着城中村、小產權問題等一系列在住房制度和房地產市場中久拖未決的新難題。

　　“第三，城市基礎設施的薄弱。”陳淮表示，地表建築我們可以和美國、歐洲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相媲美，但是基礎設施、減防減災能力卻很不匹配。實際上從2003年濟南第一次到過去十多年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城市內澇，所以媒體流行一句話，叫到城裏去看海，你說我們城市的脆弱性是不是表現無疑。

　　“第四，城市管理水平不高。”陳淮最後強調道，例如我們城市的立交橋的建設，各式各樣的建築藝術掩蓋了其原本的簡單、高效的價值屬性。

　　當然，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曾經、現在出現過或者在未來將會出現的問題肯定遠遠不止以上幾個。

　　但是，城市是人類現代社會文明發展的結晶。通過城鎮化集中大量人口居住在一個城市裏面，可以提高社會效率，讓更多人分攤公共物品的成本以及其他的諸多好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城鎮化也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那麼對城鎮化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我們就不能逃避，只能迎難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