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失竊案如何將《蒙娜麗莎》變爲了藝術史上最知名的油畫

藝術品竊賊也是賊

在公衆想象中，偷盜藝術品的罪犯往往是些雅賊，就像竊書非偷。周潤發、德尼羅等明星，都曾出演這類題材的影片。好像一沾藝術的邊兒，刑事犯罪也都跟着純潔起來。世界上從不存在“純潔的”藝術，因爲它永遠與少數人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地位相關。精英階級則通過參與文化資本的流通，獲得某種佔有歷史的權力幻覺。一切帶有俱樂部性質的活動，其罪惡和價值，都表現在與生俱來的排他傾向之中，藝術盜賊因而也就有了道德正當性。

可按照專業人士的說法，這類文藝形象太過浪漫，就和其他領域的俠盜一樣。根據統計，這類案件多屬家賊招外鬼的俗套，極少用到精巧周密的計劃，更談不上那些驚悚戲碼，而作案目的也大多是爲了錢。

在《藝術世界陰暗面》（Art &Crime:Explor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Art World）一書中，荷蘭犯罪學家泰惠斯（A.J.G.Tijhuis）曾經提到一件老案子。這個故事裏，倫敦國立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丟失過一張威靈頓公爵的肖像，警方怎麼都查不出線索。畫像的作者鼎鼎大名，就是西班牙畫家戈雅（Francisco Goya），畫中人物是在滑鐵盧戰勝拿破崙的統帥。對於當時的西班牙人，這位英國爵爺打敗法國侵略者，也算救星一枚，畫家應該也是抱着真誠的感情爲人家畫像的。

總之，國立美術館領導急得好像熱地裏的蚰蜒，可沒曾想，賊人四年之後自動出來投案。大家一看，竟然是個貌不驚人的胖老頭。他坦白說，因爲看見博物館有一扇窗子開着，下面還立着維修工留下的梯子，就順梯子爬了進去。作案動機？他說是爲了抗議電視收費。

這些人除了破壞正常的展藏和流通秩序，還有意無意地破壞藝術品。1991年4月14日，也就是加德納博物館出事一年之後，又有兩個竊賊出現在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術館。畫家文森特·梵高的弟弟提奧（Theodorus van Gogh），生前持有不少其兄未能出售的作品，它們後來成爲這家博物館的基礎收藏。

那天閉館後，潛入者藏身館內，避開警衛，捱到凌晨再次現身，用槍逼迫警衛切斷警報。那次作案，他們總共搶走了二十幅畫，而且都是重量級作品，其中有梵高1890年死前創作的《麥田上的烏鴉》。雖然案件發生僅幾個小時後，兩名逃犯就被警方緝獲，但其中三幅從木框上割下的油畫，在他們強行塞入提囊時受損。

遊客正在欣賞《喫土豆的人》東方IC 資料圖受損最爲嚴重的一幅，是梵高早期的名作《喫土豆的人》。它完成於畫家移居法國之前，色調晦暗，筆法粗糲凝重，暗淡的燈光下呈現出一個礦工家庭的簡陋晚餐。畫面的部分後來得到了妥善修復，掛回到原有的展位。然而就在博物館的禮品部，你可以看到這件對於貧弱者充滿同情的作品，被用在一種薯片的包裝設計中，顯得很不嚴肅。

2002年，梵高美術館再次被盜，失竊的藏畫直到最近才被意大利警方從那不勒斯追回。作爲世界最大的藝術文物富礦，意大利組建了一支專業的警察隊伍，專門負責保護這筆遺產。

盧浮宮內的《蒙娜麗莎》視覺中國資料圖博物館中的博物館

然而，不管這個國家擁有多少珍藏，尋常百姓心目中最出名的一件（至少在繪畫範圍內），卻沒有留在本土。不用說你也知道，這裏指的是那幅麗莎·代爾·喬宮多（Lisa del Giocondo）畫像，俗稱《蒙娜麗莎》。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說起油畫這玩意兒，第一個想到的，十有八九是它。1517年，它的作者列奧納多·達·芬奇應國王弗朗索瓦一世之邀，定居盧瓦爾河邊的昂布瓦斯，直到辭世，並在那裏最後完成了這一名作。

你也知道它就在盧浮宮棲身。如同《蒙娜麗莎》成了油畫的代名詞，世人眼裏的盧浮宮，也早已升格爲博物館的柏拉圖原型，博物館中的博物館，甚至成了一說就俗的話題。可真要是離了它，整個故事實在講不下去。究其原因，首要的還不是其中浩如煙海的收藏。作爲世界上首座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博物館，它的首要功能不在藏，而在展。

自12世紀起，盧浮宮就由一座行獵城堡擴展到後來的規模，或迎合上意，或追逐風尚，式樣與時俱進。1665年，紅衣主教馬薩林建言國王路易十四，召請羅馬建築師貝爾尼尼赴法。到了盧浮宮，這位代表巴洛克藝術最高成就的大師，指着那些芒薩爾式屋頂上密集的煙囪，對路易十四說：陛下，這不像宮殿，倒像梳子。他忘了巴黎地處北方，煙囪雖不美觀，卻屬必需。這種大不敬態度，使他失去了參與擴建的機會。

1682年，太陽王的宮廷遷往凡爾賽，而這座“故宮”將被冷落多年，直到大革命爆發，宮中的王家珍藏對公衆開放。盧浮宮美術館成立於1793年，算是雅各賓專政元年除舊佈新的舉措之一。館內整齊有致的藝術品陳列，呈現出一種秩序感，有如血腥動盪年代的颱風眼。

盧浮宮的另一項功能，是國民的榮譽供應站。它向新社會的公民們昭示，作爲法國人，他們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需要培養與其崇高地位相稱的榮譽感。就像《馬賽曲》中所唱：“起來，祖國的兒女，光榮的日子已來臨！”一堆藝術品的無序彙集，就此被編入一條故事線，一個關於文明進步的“元敘事”。它爲理性、進步這一套意識形態，史無前例地賦予了物質的形式。

我們今天見到的其他博物館，基本都在複述這個故事。而故事背後，還有一套知識系統。啓蒙時期，一些收藏家開始借用博物學家林奈的分類法，圍繞名家名作，依據歷史線索佈置藏品，而散漫、獵奇的貴族口味，則逐漸式微。先是一個名叫克拉赫的人，在杜塞爾多夫，以派別及作家爲索引，爲當地選帝侯的畫廊重新布展。各國有些存貨的人士，紛紛起而仿效，現代美術館的雛形開始顯現。

但論影響之深遠，還是要屬盧浮宮的歷史和學派劃分。它的核心部分，是三大畫派學說：意大利（又細分爲佛羅倫薩、威尼斯、博洛尼亞等）、北方（尼德蘭、德意志、荷蘭）以及法國。名師的家法傳承、影響來源以及歷史貢獻，也開始得到重視和研究。每個藝術現象都被納入一條清晰完整的歷史文脈。據我們瞭解，西方近代藝術至今沒能脫出這一窠臼。

當代盧浮宮的社會功能，早已發生巨大變化。這個傳統上供人研習臨摹名家經典的場所，逐漸發展成旅遊景點，也被越來越多的人視爲上演文化成人禮的舞臺。近年來，這個典禮幾經概括提煉，發展到只要把一組自拍快照上傳到社交媒體，就算搞定。本猴有個做旅遊的朋友，旗下的導遊能在半小時內，帶隊看完那裏的“三大件”——《米洛的維納斯》《薩莫德拉克的勝利女神》，再就是《蒙娜麗莎》。

巴黎本地人也瞄準了這趟生意。國內剛開放時，北京有個常在文藝圈泡妞的法國留學生，練得一嘴天橋京片子。後來好幾次在盧浮宮見他陪着幾個中國人，都是一身肥肉來回晃動，新置的西裝捉襟見肘，幾根殘毛兒染得比烏鴉還黑。“各位領導，”這個巴黎地陪滿臉雞賊地指着《蒙娜麗莎》說，“趁這會兒人不太多，我給您幾位再多照幾張。”

早年間去盧浮宮，還能先去其他各館轉一圈，從埃及、亞述，再到古典主義、巴比松派。一路看下來，天已向晚，多數人去了餐館，這時再去那幾個熱點，還能享受到片刻清靜。如今這一手基本失效。直到臨近閉館，《蒙娜麗莎》仍被一層層自拍杆圍得水泄不通。而在不遠處，同樣出自列奧納多·達·芬奇之手的傑作《巖間聖母》，跟前則一片冷落。當我們看一幅畫時，我們究竟想要看什麼，或者只是爲了被看，這是一個問題。

被偷走的《蒙娜麗莎》

有關《蒙娜麗莎》最早的文獻記載，可以在瓦薩里（Giorgio Vasari）1550年發表的《藝苑名人傳》中找到。此後它被不少人視爲典範。拿破崙在位期間，曾將此畫移至杜伊勒裏宮的臥室，一度成爲禁臠。19世紀的英國文藝批評家沃爾特·佩特（Walter Pater），也曾撰文論述此畫作爲永恆女性象徵的藝術地位。法國詩人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則最早注意到畫中人物的神祕微笑。

盧浮宮對外開放後，曾爲它開設私用信箱，甚至還有一個人，模仿少年維特的樣子，跑到它跟前飲彈殉情。因爲它太過出名，開始惹人生厭，還被弄成了漫畫，戲仿惡搞。這些都有資料記載。但一幅畫的名氣竟能大到後來的地步，卻跟一個偶然事件有關。

1911年8月21日，那是星期一，盧浮宮依例閉館。修繕部主任皮蓋在各處巡查時，恰好路過著名的四方大廳。這個展區專門用於陳列文藝復興和巴洛克名家。他一路檢閱那些價值連城的作品：從提香、委羅內塞、丁託列託、拉斐爾、魯本斯、倫勃朗，直到委拉斯凱茲。其中只有《蒙娜麗莎》一幅畫缺席，它沒有在牆上。皮蓋當時並沒在意。當年博物館管理制度鬆弛，經常有攝影師把畫拿到室外拍照。

皮蓋剛剛離開大廳，牆上的一道暗門便打開了，從裏面走出一個人。那是一間隱蔽的儲藏室，裏面堆滿了三腳架、畫框、調色板之類的畫具，都是供美院學生臨摹古典大師之作用的。神祕現身的人個子很小，是博物館僱的油漆工，名叫文森佐·佩魯吉亞（Vincenzo Perugia），他是意大利人。前一天收工後，他沒有回家，而是躲進暗室待了一夜。

確認四下沒人，他跑到《蒙娜麗莎》跟前，把畫摘了下來，然後換上館內員工的白大褂，摺疊起那幅畫在三塊楊木板上的名作（文藝復興前期的佛羅倫薩，尚不流行布面油畫），夾藏在衣服裏，順着扶梯下了樓。這時他才發現，通道下面的出口已經上鎖，他被困在樓梯間，直到一個管道工聽見門內有動靜，幫他把門撬開。佩魯吉亞的好運氣還沒結束。等他趕到博物館大門時，唯一的門衛恰好擅自離崗。竊賊就這樣逃離現場。

次日一早，博物館照常開放。畫家路易·貝魯（Louis Béroud）來到四方大廳，支起畫架，準備開始寫生。他的作品屬於行畫，主要取材於巴黎的室內空間，特別是歌劇院、博物館和博覽會內景，很能討好有錢的外國遊客喜歡。然而，本該出現神祕微笑的牆面上，只有四顆鐵釘留在那裏。他找到警衛報告，可人家根本就懶得搭理他——想必又是哪個攝影師拍完照，忘記把畫送回原處。畫家非常直男癌地打趣道：“一個女人要是沒去找情人，那就一定是在照相。”

可直到中午，他要等的那張畫還是沒有送回來。在貝魯反覆催問之下，警衛這纔去問攝影師。對方回話說從來就沒借過那幅畫。下面的事輪到警察去忙了。可這件事很難找出頭緒。那年頭的博物館，連個警報電鈴都沒有，更別提什麼攝像頭、紅外格柵之類的。博物館領導接到的報告很簡單：它沒了！失竊的消息這時已經外泄，新聞界趁機起鬨八卦。

人們質問當局，下一次會不會輪到埃菲爾鐵塔被偷。關於嫌疑犯，意見領袖們紛紛捕風捉影，接着開始互撕，就像剛打完雞血。有人說這是美國富豪摩根僱人所爲，要不就是德國人暗中使壞。保守派報紙則繼承了壞事一律歸罪猶太人的老傳統。美麗城的黑幫自然也難脫嫌疑。還有人提到亞當·沃斯（Adams Worth）的名字。這個美籍德裔大盜縱橫四海，人稱黑道拿破崙。在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小說裏，罪犯之王莫里亞蒂的原型就是此人。

《蒙娜麗莎》一案，恰好趕上西方傳播史的一個節點。新聞管制放鬆，加上識字率提高，一些新型小報佔領市場，面向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較低的人羣。正是這些小報，以聳人聽聞的方式，把重要事件的消息傳送到社會各個角落。關於盧浮宮名畫失竊的報道，一下子成爲全球衆多報刊的頭版頭條，從巴黎到紐約，從倫敦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件藝術品獲得如此巨大規模的宣傳，歷史上還沒有過先例。此外，盜畫故事還被編成小品，在夜總會演出。這是一張名畫一夜成名的故事，它從原本的名流級別，一下飛昇到衆神行列。

九天後，盧浮宮重新開放，拿破崙庭院南側的入口處車來人往（當年沒有玻璃金字塔），來看《蒙娜麗莎》失蹤。牆上的空位留着四顆鐵釘，夾在一幅提香和一幅科雷喬（Correggio）之間，就像缺掉一顆門牙。這幅尺度謙遜的鉅作，還沒混到後來獨佔一面展牆的規格。

人潮當中，有個布拉格年輕人，名叫弗蘭茨·卡夫卡。當時他從米蘭途經瑞士的盧加諾，一路北上，親身嘗試一套創新模式，用最省錢的辦法旅遊。他籌劃出版導遊手冊，推廣自己的食宿攻略，希望藉此實現財務自由，不用再去上那糟心的破班。可他老怕別人剽竊，不肯多談自己的創意，結果既沒拿到訂單，也沒談下風投。

停留巴黎期間，卡夫卡沒能看到《蒙娜麗莎》，卻平生頭一回坐上了地鐵。和他同行的，是他的朋友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就是後來違背作家遺願，把原來商定全部銷燬的手稿拿出來出版的那位。可他們不知道，也是在布拉格城裏，當時還有另外一個人，也姓卡夫卡，一門心思只想當作家。此人還寫過一部小說，講一隻甲蟲進化成人的故事，應該比較勵志吧。那部手稿倒是真的沒了。這些都是命。

《蒙娜麗莎》一案牽涉極廣，嫌疑人當中不乏各界名流。先是詩人阿波利奈爾遭到拘留，因爲他倒賣過一件從盧浮宮偷來的雕像，買主是畫家畢加索。這件雕像的造型，啓發畢加索構思出《阿維尼翁的少女》，開創了一代立體派畫風。

當時尚未脫貧的畢加索新泡一蘿莉，賭咒發誓要在藝術世界出人頭地，讓她共享富貴，於是積極蒐羅各種獨家專享的風格資源，以圖創新。先鋒詩人一進局子全撂了。等到傳訊畫家時，他也把屎盆子全都扣到阿波利奈爾腦袋上。可警察煩心的不是雕像，而是古畫，最後一看查不出什麼名堂，就把倆人都放了。

還有人說“快樂婦人”是被觀衆看煩了，於是伺機私奔。前面說過，Mona Lisa是俗稱，更有文藝氣息的叫法是La Gioconda或者La Jaconde（取決於你是意粉兒還是法粉兒），字面意思是“快樂的女人”。一件高端藝術品，因爲失竊成爲公共話題，又意外普及了文化知識，也算是不幸之幸。有家菸草公司打出廣告，畫面上蒙娜麗莎溜出展廳，躲到外面抽菸。相比之下，後來馬塞爾·杜尚給她添的那兩撇鬍子，實在是無傷大雅。所以，藝術家在“流氓”面前永遠自卑。

當時法國一片歌舞昇平，史稱“美好時代”。十年前那屆世博會，讓巴黎成爲“光明之城”，也多少洗刷了普法戰爭的恥辱。但繁榮的經濟並未惠及社會下層，加之肉食者鄙，一面刺激民間叛逆情緒，一面助長頹廢的世紀末遺風。社會心理的扭曲，又讓不少江洋大盜被神話爲大衆偶像，並以通俗文學、流行歌舞等娛樂形式賦予他們美感。信奉暴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則頻繁襲擊政府，刺殺政要。至於一般的偷盜、搶劫，就更不在話下，而且手法與時俱進，問世不久的汽車、自動槍械都被用來作案。

這對警方也是激勵。探員單靠經驗和線報辦案已經過時。這是科學精神深入人心的時代，念過書的人不管真懂假懂，言必稱龐加萊、愛因斯坦、弗洛伊德。

接手偵辦名畫失竊案的，正是以科學方法著稱的名探貝爾提翁（Alphonse Bertillon）。此人是查案科學化的先驅，各國沿用至今的標準化罪犯檔案照以及犯罪現場攝影，都是他的發明。他的另一貢獻，是將囚犯身體各部分測量後存檔，如囚犯刑滿後重操舊業，便可用於提調稽對。貝爾提翁法至今仍是人體測量術的別稱。在小說《巴斯克維爾的獵犬》中，有人恭維福爾摩斯的專業知識僅次於貝爾提翁，由此可見此人的影響力。他也的確爲柯南·道爾塑造神探提供過靈感。

貝爾提翁同樣幹過違背科學精神的勾當。比如，他拒不承認指紋較之人體其他尺度特徵，在指認罪犯時更加有效。而在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中，他向法庭提供了錯誤的筆跡鑑定。左拉的《我控訴》一文，便是爲這個讓軍方誣告爲德國間諜的猶太裔上尉申冤。貝爾提翁沒能偵破此案，因爲現場提取的竊賊作案痕跡和警方檔案中的任何記錄都對不上號。

兩年後，潛回佛羅倫薩的文森佐·佩魯吉亞找人銷贓，結果被人報了警。在法庭受審期間，這個文化程度有限的人打出民族主義這張牌，自稱是爲祖國意大利拿回被外族掠奪的文化遺產。他也討厭油漆工這個身份，自稱是一個畫家。不管盧浮宮的館藏當中有多少東西的來歷不堪深究，《蒙娜麗莎》肯定不在此列。它是畫家本人帶到法國，並在法國完成的。

歸還法國前，這件成爲世界新聞的名作曾在佛羅倫薩烏菲齊美術館寄展，供當地人觀賞。它畢竟出自一位托斯卡納的天才之手。那個人達到過人類創造力的極限，文藝復興式人物這一榮銜，他可以無愧專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