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西双版纳州反贪污贿赂局原局长杨锋因贪污受贿被捕。西双版纳州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刀勇近日被证实投案自首。

而刀勇一手提拔的继任者，普洱市公安局副局长李乐澎已畏罪自杀。

又是一个“一死百了”，牺牲我一个，保护一窝贼的典型案例。反腐者变成贪腐硕鼠，执法者因畏惧法律制裁而自杀。这是有多么可笑！自杀，名为义气，实为变相抗法！有意切断调查线索保护老虎。只有出台政策，深查，严查自杀者的身后事，才能让蛀虫们“畏罪而不敢自杀”，老老实实的接受法律制裁。

2018年11月1日凌晨，内蒙古公安厅副厅长、呼和浩特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志斌在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休息室内缢亡。经公安机关勘查调查勘验，初步排除他杀可能。现场遗书称其一直被抑郁症困扰，每天都靠高效安眠药才能入睡。

无独有偶，10月21日早，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布消息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于10月20日晚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郑晓松坠亡是因为罹患抑郁症。2018年5月10日浙江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虎森；2018年5月10日浙江衢州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李伯来；2018年5月21日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皆因抑郁症坠楼身亡。

数据统计触目惊心

近年来，官员自杀的报道屡见不鲜，从省部级、厅局级到县处级、乡科级；从党委政府到金融、教育、公安、税务；从坠楼、开枪、卧轨、自缢到割腕、撞墙，五花八门。究其原因几乎惊人的一致，都是抑郁症惹的祸。通过统计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案例，2009年至2016年8年间，共有248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历年非自然死亡官员的数字分别是22人、25人、23人、17人、11人、60人、51人、39人。官员患抑郁症，一直以来带有一丝隐秘性，但是连续不断的官员因抑郁而自杀的事件，反向催化了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据统计，近半数官员自杀原因不明确，但是从精神学的角度来看，自杀本身就是一种异常行为。一般来讲，70%的自杀者都是因为抑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所以自杀官员中患抑郁症者的比例可能不止50%，实际上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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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

是什么导致官员群体易发、高发抑郁症？他们为什么惧怕或羞于公开自己的病情？如何才能解开官员抑郁自杀的魔咒？最新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程度比较高”，而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

自杀并不违法

从法律角度来讲，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都拥有完整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而这些权利都为法律所保护，虽然有时候权利可以放弃，但是关乎生命、健康等权利的放弃就意味着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是对法律的漠视，法律对此没有具体的规定，也就是说自杀等都不犯法。

但现实上这种自杀行为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一种对社会法治基础的损伤。因此，对于频繁发生的官员自杀现象，不能把认识仅仅停滞在“抑郁症的层面”，而应当从法治环境角度考量一下，如何从法治角度挽救他们，让他们切身感知现有法治环境是完全可以确信的。这不仅是一种挽救生命的形式，同时也是对社会法治基础的进一步巩固，因为众多官员的自杀，也会形成一种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羁绊。

“喘不过气”成了官员患抑郁的真实写照

据统计，现在中国大约有1亿人患有精神抑郁症，不过到医院就诊的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数人都在“熬着过日子”。尤其是本身就讲究低调的官员群体，他们的隐秘正在加速这一患病群体的扩大。

统计数据显示，自杀官员的年龄集中在45岁到55岁之间。研究显示，官员压力的首要来源是工作。工作压力是多方面的，比如单位管理严格、上下级关系不和、平级调动、同事之间竞争，以及晋升渠道不通畅等等。

官员压力第二来源就是家庭问题、婚姻情感问题和子女问题。因为官员工作压力大，大部分时间在加班，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孩子可能出现行为问题和学习问题，夫妻关系出现矛盾，进而带来更多压力。

官员压力来源之三，是心理和道德方面。官员犯罪无疑是明知故犯。必然要用一连串的谎言掩盖自己的罪行。道德压力和负罪感使其夜不能寐。长期过着这种“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日子，喝进肚子里的茅台也会自动转化成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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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官场禁词

抑郁症不同于其他的病，尤其是公务员患了抑郁症，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们会感觉特别丢人，甚至前途全失。所以在官员群体中，即使同事和家人也很难知道他们身边有人患上了抑郁症。

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

治疗抑郁症并不难，最大的难题是患者没有勇气来找医生，病耻感特别严重。公务员是抑郁症隐藏最深的一大群体。

依法预防官员自杀

近几年，诱发官员抑郁症的诱发因素很多，但压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对现状不满、工作压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个人升迁受挫、家庭压力、感情纠葛等。

贪污、受贿、担心被纪委查处，也是官员的一大压力源。官员自杀之后，有关腐败的一切指控都会“烟消云散”。在现实生活中，“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现象并不少见，涉事官员自杀后，其家族成员仍然可以利用其影响力大发横财。综合考量之后，部分官员选择自杀。一些官员自杀后，在传统伦理“死者为大”影响下，相关调查往往不了了之。况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一法律规定，立法宗旨并不支持对自杀的问题官员继续调查。

一些官员风闻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启动，感觉问题即将暴露，远未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自杀了。相应的调查终止，违法所得留给家属，其他违法犯罪人员得以逍遥法外。可谓以一人之死，换得多人“幸福”。实际上，即便问题官员自杀，增加了调查难度，但其它人证、物证，比如上下级、家属、情人、电子证据、短信、银行汇款记录仍然存在。但道理上并不过硬的伦理教条，加之并不太支持的法律规定，使调查无法进行下去，把一个又一个的疑问留给公众，正义因此无法抵达。这对一些死者及其家属也不公正——倘若人家一身清白，为何死者本人及整个家庭要为此长时间背负公众的“贪腐”质疑？

防止官员不断自杀，首要问题是正视并承认公务员群体存在数量不小的抑郁症患者，并设法预防治疗。也要在其自杀后，启动调查，查明真相，以免后续者效仿其“一死百了”，同时给清白者以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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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防止出现“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现象。加大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防止犯罪嫌疑人采取极端的方式逃避法律制裁。

第二，必须培养专业队伍，对腐败案件涉及到的财产采取诉讼的方式加以追讨。如果腐败分子通过洗钱等方式，将非法所得转移到海外或者他人的手中，那么，应当按照我国《物权法》、《民事诉讼法》和《反洗钱法》的规定，以合法的程序将涉及到的财产收缴国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出现示范效应，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反腐败达到预期的效果。

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官员在以身作则的同时，社会应该正确地来看待这个群体，不要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同时，作为各级卫健委，应适时将精神心理卫生治疗引入干部保健工作，防止抑郁症在干部队伍中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