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底，山西省文物鉴定站接受了山西省公安厅委托的左权县公安局文物鉴定事项，对涉事的三件青铜器做了鉴定，初步认定被鉴定物为西周时期的珍贵文物，并向山西省文物局做了汇报。

鉴于这三件文物的重要性，2017年12月6日，山西省文物鉴定站如约再次进行了鉴定，邀请了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参加。博物院专家的鉴定意见和山西省文物鉴定站前次的鉴定意见完全一致。由此，这三件西周的青铜重器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出具了鉴定文书。

1．中吉父盘（图一）

图一　西周中吉父盘及其铭文、拓片

口径37.4、足径28.2-29.3（略变形）、通髙13.5厘米。折沿，方唇，双附耳，平底，圈足外撇。附耳与盘沿间有柱体桥连。腹部一周饰两组凤鸟纹，每组中间有中隔线，两侧凤鸟三三相对，没有大小主次区分，共12只凤鸟组成带状纹饰，有草率的云雷纹地纹。内底有铸铭两行，共九字：“中吉父作盘其永宝用”。

2．中吉父盉（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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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西周中吉父盉 →

铭文、拓片

口径16.9、通高25厘米。鬲式，带盖。盖中央设片状环钮，器身有兽首鋬，鋬盖间有“8”字形链条相连，管状流，撇口，束颈，下为三袋形腹，腹部有双凸棱Ｖ形纹，蹄足。

器盖近口沿处饰凤鸟纹一周，颈部一组凤鸟纹带饰，流和鋬上饰以卷云纹。盖内有铭文两行，共九字：“中吉父作盉其永宝用”。

3．即盘（图三）

图三　西周即盘及其铭文、拓片

口径36.2、足径26.4—27.8（略变形）、通高12.7厘米。折沿，方唇，双附耳，平底，圈足外撇。腹部四组凤鸟组成的带状纹饰，附耳背部的两组凤鸟纹短小，另两组形体则较长，有草率的云雷纹地纹。内底有铭文七行，行十字，重文二，共七十二字：

中吉父盘和中吉父盉，锈蚀并不严重，都有较多铁锈斑迹，器物皆具同时期特征，符合盘、盉流行于西周中期的历史事实，为中吉父一人作器，显然不会有什么出入。中吉父盉与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一号青铜窖藏出土的衛盉较为接近，是为佐证[1]。两件器物没有出土地点和资料来源，别具了一些特殊意义。

1978年陕西扶风县齐家村曾有西周中期墓葬青铜盉置于盘中的盉盘同出之典型实例[2]。笔者主持发掘的晋候墓地Ｍ92，同墓出有青铜“晋候喜父盘”与盉，并没有置盉于盘中，盘盉的器形与中吉父盘盉较为接近，体现了流行于西周中期的器物共性（青铜盉资料待发表）[3]。而稍晚的Ｍ31虽同墓出土有青铜盘盉，但盉的形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4]。

盉或为古代盛酒器，或说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而盘则是盛水器，用于宴飨之前的沃盥礼。盉与盘在功用上的直接联系，目前似乎还没有确凿的文献或考古依据。

即盘保存状况不错，没有如中吉父盘、盉器物上的斑斑铁锈。底部铭纹达七十二字，一字锈蚀不可辨，是—件西周中期难得的重要器物。事有蹊跷，1974年12月陕西扶风县黄堆公社云塘大队强家生产队平整土地时发现一批西周青铜器[5]，其中一件兽首衔环瓦纹即簋，内底铭文也七十二字，与即盘铭文体例、布局一致，内容仅一字之差。即盘铭文之末行首字锈蚀严重，不可释读。按即簋之末行首字为“簋”，则即盘末行首字当为“簋”。由此，1974年发现之即簋与近期发现之即盘，应为“即”一人所铸，此推测当不会有太大出入。两者的其他关联，不得而知。是当年同出而流散之物，或者异穴出土？成了历史之谜。

注释：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吉金铸国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2］李西兴主编：《陕西青铜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3］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沃北赵晋候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年第7期。

［4］同［3］。

［5］吴镇烽、雒忠如：《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文物》1975年第8期。

文章来源：《文物天地》2018年11期

责任编辑：梅雅萱

审核：郝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