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底，山西省文物鑑定站接受了山西省公安廳委託的左權縣公安局文物鑑定事項，對涉事的三件青銅器做了鑑定，初步認定被鑑定物爲西周時期的珍貴文物，並向山西省文物局做了彙報。

鑑於這三件文物的重要性，2017年12月6日，山西省文物鑑定站如約再次進行了鑑定，邀請了山西博物院文物保護中心的專家參加。博物院專家的鑑定意見和山西省文物鑑定站前次的鑑定意見完全一致。由此，這三件西周的青銅重器被確認爲國家一級文物，並出具了鑑定文書。

1．中吉父盤（圖一）

圖一　西周中吉父盤及其銘文、拓片

口徑37.4、足徑28.2-29.3（略變形）、通髙13.5釐米。折沿，方脣，雙附耳，平底，圈足外撇。附耳與盤沿間有柱體橋連。腹部一週飾兩組鳳鳥紋，每組中間有中隔線，兩側鳳鳥三三相對，沒有大小主次區分，共12只鳳鳥組成帶狀紋飾，有草率的雲雷紋地紋。內底有鑄銘兩行，共九字：“中吉父作盤其永寶用”。

2．中吉父盉（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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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西周中吉父盉 →

銘文、拓片

口徑16.9、通高25釐米。鬲式，帶蓋。蓋中央設片狀環鈕，器身有獸首鋬，鋬蓋間有“8”字形鏈條相連，管狀流，撇口，束頸，下爲三袋形腹，腹部有雙凸棱Ｖ形紋，蹄足。

器蓋近口沿處飾鳳鳥紋一週，頸部一組鳳鳥紋帶飾，流和鋬上飾以捲雲紋。蓋內有銘文兩行，共九字：“中吉父作盉其永寶用”。

3．即盤（圖三）

圖三　西周即盤及其銘文、拓片

口徑36.2、足徑26.4—27.8（略變形）、通高12.7釐米。折沿，方脣，雙附耳，平底，圈足外撇。腹部四組鳳鳥組成的帶狀紋飾，附耳背部的兩組鳳鳥紋短小，另兩組形體則較長，有草率的雲雷紋地紋。內底有銘文七行，行十字，重文二，共七十二字：

中吉父盤和中吉父盉，鏽蝕並不嚴重，都有較多鐵鏽斑跡，器物皆具同時期特徵，符合盤、盉流行於西周中期的歷史事實，爲中吉父一人作器，顯然不會有什麼出入。中吉父盉與1975年陝西岐山縣董家村一號青銅窖藏出土的衛盉較爲接近，是爲佐證[1]。兩件器物沒有出土地點和資料來源，別具了一些特殊意義。

1978年陝西扶風縣齊家村曾有西周中期墓葬青銅盉置於盤中的盉盤同出之典型實例[2]。筆者主持發掘的晉候墓地Ｍ92，同墓出有青銅“晉候喜父盤”與盉，並沒有置盉於盤中，盤盉的器形與中吉父盤盉較爲接近，體現了流行於西周中期的器物共性（青銅盉資料待發表）[3]。而稍晚的Ｍ31雖同墓出土有青銅盤盉，但盉的形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4]。

盉或爲古代盛酒器，或說是古人調和酒、水的器具。而盤則是盛水器，用於宴饗之前的沃盥禮。盉與盤在功用上的直接聯繫，目前似乎還沒有確鑿的文獻或考古依據。

即盤保存狀況不錯，沒有如中吉父盤、盉器物上的斑斑鐵鏽。底部銘紋達七十二字，一字鏽蝕不可辨，是—件西周中期難得的重要器物。事有蹊蹺，1974年12月陝西扶風縣黃堆公社雲塘大隊強家生產隊平整土地時發現一批西周青銅器[5]，其中一件獸首銜環瓦紋即簋，內底銘文也七十二字，與即盤銘文體例、佈局一致，內容僅一字之差。即盤銘文之末行首字鏽蝕嚴重，不可釋讀。按即簋之末行首字爲“簋”，則即盤末行首字當爲“簋”。由此，1974年發現之即簋與近期發現之即盤，應爲“即”一人所鑄，此推測當不會有太大出入。兩者的其他關聯，不得而知。是當年同出而流散之物，或者異穴出土？成了歷史之謎。

註釋：

［1］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吉金鑄國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6月。

［2］李西興主編：《陝西青銅器》，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3］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沃北趙晉候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第7期。

［4］同［3］。

［5］吳鎮烽、雒忠如：《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青銅器》，《文物》1975年第8期。

文章來源：《文物天地》2018年11期

責任編輯：梅雅萱

審覈：郝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