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是近年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因墓主身份特殊、园陵完整且未被盗，从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故对于汉代历史、典章制度、文物研究等都极有意义。众多文物中，一床出土于内棺、由金箔包裹丝线编缀成的琉璃席颇引人注目。一般认为汉代琉璃极为珍贵，因此有报导指出，虽然海昏侯的人生以迁居偏远之地的侯位告终，但毕竟曾贵为皇帝，或因此使用珍贵的琉璃葬具以彰显其人生历程。事实上，海昏侯这床琉璃席并非考古发现中的孤例，在其嗣子刘充国墓、江苏尹湾汉墓、扬州西湖蚕桑厂与2017年才发掘的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中也各出了一床，且汉代的考古发现中，更有不少琉璃质葬具出土，可见海昏侯的琉璃席在当时并非珍贵的葬具。相反的，在梳理其他琉璃葬具之后，我们发现这床琉璃席甚至比列侯身份可用的葬具更为低等。

本文将从三个方向来探讨西汉琉璃葬具与海昏侯的琉璃席。首先将先论述西汉时期的琉璃制作工艺发展发展情形，窥知琉璃在西汉时期的价值之后，再梳理西汉时期出土的琉璃葬具，探讨琉璃在西汉“玉敛葬”制度里的地位，确认琉璃质葬具的社会与礼制意义。最后，再回到这件琉璃席的主人—海昏侯的一生，借文献来探讨海昏侯何以经历嗣诸侯王、废帝、侯等奇绝的一生，最终只能以琉璃席裹身的原因。

一、西汉时期的琉璃制作工艺发展情形

琉璃又称玻璃，文献中最早见于西汉桓宽《盐铁论》，文中将琉璃与璧玉、珊瑚并称为国宝。又因《后汉书》中的《南蛮西南夷列传》《西域传》中曾经提及，因而常被认为属于外国输入的珍宝之一。事实上，中国自产的琉璃属于铅钡玻璃系统，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铅钡玻璃易碎，加上中国并未发展出“退热”的程序，所以不宜做为食器；而这正是从西方传来的钠钙玻璃被珍视的原因。早在西周时期陕西宝鸡

国墓地出土的大量琉璃管珠中，就因成分、外貌特征与国外不同而能确定是中国自制产品。最迟至战国时期，中国就已发展出很好的铸造（或压制，以人工技术制成固定形状）玻璃技术，例如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楚墓中的“越王勾践剑”，在剑格两面凹槽部份中分别镶嵌着多块绿松石和玻璃。出土时，绿松石完好无缺，玻璃仅余两块。这两块玻璃都是浅蓝色、半透明状，内部有较大的椭圆形气孔；中国古代玻璃专家后德俊先生认为，这两块玻璃属于中国自产自制。

战国晚期所出土的琉璃以湖南省最多。据湖南省博物馆前馆长傅举有先生于2010年的统计，战国至秦汉时期湖南所出土的琉璃璧共有201件，占全国233件的87%；其中出土于长沙楚墓的就有97件，几乎占全国出土的半数，显示出当时湖南的琉璃制作工艺已非常发达。“璧”为圆圜形平板器物，《说文·玉部》提到：“璧，瑞玉，圜也”，主要用于各种礼仪场所，目前出土的实物中，可见玉质、石质、琉璃质等。一般琉璃璧的制作是将石英砂、方铅矿、重晶石、硝石等原料混合加热至摄氏1050度，使其熔化之后再倒入已制好的泥模或陶模中，最后趁液态玻璃尚未凝固前压制成形。楚墓中出土的琉璃璧形制与当时的玉璧十分相似，依照傅举有先生的分类，有谷纹、芽谷纹、齿纹谷纹复合纹、蒲纹、方格纹等五类，其中出土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是以小乳丁纹为主的谷纹璧。这些玉璧色彩丰富，其中碧绿色、乳白色者与玉器的色泽十分相似，但大多数的琉璃璧都只有一面有纹饰，另一面则素面无纹，且边缘粗糙尖利，似专为丧葬所用。

湖南出土琉璃璧的墓葬均为士级与庶民阶级，不见于高级贵族墓葬中，且墓主男女兼有，使用十分普遍，这显示当时玻璃璧的价值并不高。这些琉璃璧大多置于死者头部和足部，部分出土时仍呈现侧立情形，可见原来可能镶嵌于棺档上。有鉴于满城汉墓、南越王墓中的玉璧曾出于整件玉衣头顶部分，许多汉代镶玉棺、漆棺的两档也镶或绘有玉璧，可见这些琉璃璧的作用与玉璧相当，一样具有保护尸身、引魂升天的作用。至于湖南出土的琉璃璧数量特别多的原因，傅举有先生认为可能有：1.湖南不产玉，但在礼制上却有使用的需要，因此以琉璃代替；2.湖南有丰富的玻璃原料。此外我们也察觉到其中的等级差异：高级贵族用玉，而士、庶民则以类玉的琉璃代之。

西汉以后，广西出土的琉璃器数量增加，似乎形成了另一个玻璃产地。广西的玻璃成分与我国传统的铅钡玻璃、西方的钠钙玻璃均不同，以K20-SiO2（氧化钾—二氧化硅）为主，器型则有珠、耳珰、璧、碗、杯、料饰等。另一方面，平板玻璃的发展也持续进步，透光度、透明度均更上一层楼。1983年发现的南越王墓中出土数十枚蓝色的平板玻璃，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史美光先生认为，这种玻璃在当时是可以作为玻璃窗的采光玻璃来使用的。这正符合了文献中“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焉……”“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在昭阳殿……云母屏风、琉璃屏风”等的记载。

从上可知，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平板琉璃，到了汉代已十分常见。战国时期的湖南地区是琉璃的主要产地，此时的琉璃不论是在色泽与使用上均仍处于“仿玉”的阶段，在楚地大多为下级贵族与平民百姓于丧葬中使用。到了西汉以后，由于制作工艺已能依照需求控制成品的透光度，铸模、抛光技术上也已达到极高的标准，因此琉璃也能成为窗扉、屏风的材料了。这也说明了西汉中、晚期以后出现的片状平板琉璃葬具，在制作上并无高贵、难得的理由。

二、西汉时期出土的琉璃葬具

西汉墓葬中的琉璃璧数量降低，且大多出在身份较高的墓葬内，但是其他的琉璃制品则不少，尤以片状琉璃、琉璃质的琀蝉、琉璃质玉握等较多，此外还有耳珰、带钩、珠饰等。其中与本文相关的则应属片状琉璃制品。

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以小型的片状琉璃组合作为贴身葬具，大约始于西汉中、晚期。西汉至新莽时期，片状琉璃制成的葬具可分为三大类，分别是琉璃玉衣与面罩（或玉衣套）、琉璃温明以及海昏侯墓所出土的琉璃席。由于这三种葬具都贴近尸身，从外形、制作方式与使用方式等迹象来看，可能与“玉衣”相似，其形成与使用也或许与玉衣制度相关。以下先分类论述。

1.琉璃玉衣与面罩

目前确定出土琉璃玉衣与面罩（或琉璃玉衣套）的墓葬有西汉中晚期的山东五莲张家仲崮汉墓、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扬州妾莫书墓、新莽时期的扬州宝女墩新莽墓M104，新莽时期的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墓M33等。此外，大英博物馆、香港的关善明博士、加拿大多伦多的波尔·辛格博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等也藏有疑似琉璃玉衣或面罩的片状玻璃。

这些琉璃片的形状多样，矩形最多，其次有三角形、梯形、圆形等，与目前出土的玉面罩、玉衣类似。矩形琉璃片又可分大小两种，尺寸多在5厘米×4.5厘米之间，厚度则在0.3厘米至0.5厘米之间。以科学发掘的五座墓葬来看，这些墓葬出土的琉璃片从19片至600片不等，似可分为数量较多的琉璃玉衣与数量较少的琉璃玉面罩（或琉璃玉衣套）两类。可能属于玉衣者，目前仅有出土600多片琉璃片的扬州妾莫书墓。此墓属西汉晚期大型木椁墓，出土龟纽银印，墓主身份可能为大贵人、长公主一级，是山阳王陵的陪葬墓之一。可能属于琉璃面罩或玉衣套者，有山东五莲张家仲崮M4、扬州宝女墩M104、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墓M33等。这些墓葬出土的琉璃片数量从19片到200多片不等，应无法构成玉衣。

图1 西汉墓葬琉璃片与纹饰：a.山东五莲张家仲崮M4 b.河北邢台南郊西汉墓（刘迁墓）c.扬州宝女墩汉墓M104 d.大英博物馆藏。前三者引自发掘报告。d.引自Han Dynasty Chinese Glass Plaques in British Museum，笔者制图

表1 西汉出土的琉璃玉衣与面罩

2.琉璃温明

“温明”在文献中仅见于《汉书·霍光传》：“（霍光葬）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服虔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孙机先生率先辨识出考古出土的温明。2017年发现的青岛土山屯汉墓中不仅出土一具琉璃温明，还在遣册上列有“玉温明”一项，其外形确如服虔所注。

图2 西安财干中心M33出土的琉璃片与纹饰，引自张全民：《西安M33汉代玻璃研究》

目前已发现的琉璃温明共有四具，分别出土于：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M6、连云港浦南九凤墩汉墓、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M147、山西阳高古城堡汉墓等。其中，尹湾汉墓M6出土者正面中央内嵌琉璃玉璧一枚，周围配有四枚小玉璧形和四枚水滴形琉璃，最外围则由八枚半圆形琉璃片围成方形；漆板四坡内部可见方格，应是用来镶嵌矩形琉璃片。青岛土山屯汉墓M147的温明罩于墓主头部，盒状盝顶，南侧没有壁板，截面为正方形，边长40厘米。漆板内部中央嵌琉璃璧，璧中央放置一包金箔木雕小龟，盝顶斜坡四角附有四只木雕包金箔螭虎，盒身内外侧均镶有琉璃片，北、东、西三面侧版内均镶嵌一面素面铜镜。镶嵌琉璃片和铜镜的槽内有墨书编号，琉璃片和铜镜上也有相应的编号，可应对嵌入。盒外侧有木质包金箔彩绘的伏羲女娲木偶，盒下底版置有一木雕虎头枕。

这些出土温明的墓葬中，九凤墩汉墓与山西阳高古城堡汉墓无发掘报告，其他二例墓主都曾任地方官员：尹湾汉墓M6墓主师饶，曾任东海郡卒吏、五官掾、功曹史等，青岛土山屯汉墓刘赐则曾任堂邑令，报导称可能是低阶贵族。海昏侯墓内也出一具温明，内镶有玉璧（确认为玉质），已被压毁；嗣子刘充国墓“头部被漆器叠压”，可能也有一具，但材质不明。这两具温明的材质与本文关注的琉璃不同，在此暂不讨论。

表2 西汉出土的琉璃温明

3.琉璃席

目前考古发现的琉璃席有五床：江西海昏侯刘贺墓、海昏侯嗣子刘充国墓、山东青岛土山屯M147、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M9北棺、江苏扬州西湖蚕桑厂西汉董汉夫妇墓南棺等。其中，山东青岛土山屯M147出土的琉璃席，在遣册中写作“玉席”。

图3 尹湾汉墓M6出土的琉璃温明木胎与琉璃片，笔者制图

图4 青岛土山屯墓群M147出土的琉璃温明，引自https://zhuanlan.zhihu.com/p/33485028

以上文物中，目前仅出土于尹湾汉墓M9与山东青岛土山屯M147者有比较清晰的图像。这两床琉璃席均平铺于棺底。尹湾汉墓M9这床长180、宽60厘米，头端及两侧以圆形—菱形—圆形的顺序排列，中央则由小矩形以长33片、宽10片的方式排列。部分矩形片有模铸的阴文纹饰，可以看出有大片者为翼龙，小片则不详，都根据图形贴上金箔；其余的圆形片无纹，菱形片则为Ｘ纹。这些琉璃片均有穿孔，孔中皆有细小中空的金管，可见能以线材穿过加以编缀。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的琉璃席中央长31片、宽8片，每片琉璃厚约0.3厘米至0.5厘米。头尾两端为玉璧形、菱形琉璃，两边则以矩形、玉璧形、菱形琉璃片缀成。外围及中央部分琉璃有贴金箔的纹饰，计有柿蒂纹、龙纹与虎纹。琉璃片四周皆有小孔以供编缀。以上资料显示，这两床琉璃席十分相似，组成的琉璃片形状种类也很一致，只是编缀方式略有不同。两座墓葬的时代相近，虽然距离较远，但仍出现外型十分相似、图像风格也相近的文物，显示此物并不独特，也已有一定的规制。

缺乏图像的有海昏侯刘贺墓、嗣子刘充国墓以及江苏扬州西湖蚕桑厂西汉董汉夫妇墓等。海昏侯墓的琉璃席尚在修复中，纪录片报导此琉璃席长约180、宽约0.45厘米，共有384片，每片四角都有钻孔，以包有金片的丝缕串成席面，周围以附有云母片与金箔的漆皮包边，并由64枚席镇固定。海昏侯刘贺的遗骸上，有七枚玉璧覆盖着墓主面部、口部、胸部、腹部和裆部，琉璃席下方还有60枚金饼铺垫。嗣子刘充国墓的琉璃席报导较少，仅知以丝缕编缀、贴金片的云母包边。这两床琉璃席的琉璃片上是否有纹饰？目前仍未有更进一步的资料。江苏扬州西湖蚕桑厂西汉董汉夫妇墓南棺（女棺）内，有大小十块琉璃璧镶嵌于楠木板上，琉璃片部分有纹饰，并镶有金箔。周围还放置了16个琉璃人（席镇）。此墓为夫妇合葬，北棺为男性，出土“董汉”印章；南棺为女性，规格较高，据考古人员推测，女墓主身份较男墓主高，可能为诸侯王女。

以上几座墓葬的墓主，除了尹湾汉墓墓主身份不详之外，其余的是海昏侯刘贺、侯嗣子刘充国、低阶贵族县令与疑似诸侯王女。

图5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琉璃席，引自杨军、徐长青等：《南昌市海昏候墓》，《考古》2017年第7期，第25页

4.西汉琉璃葬具特点

根据以上资料，琉璃质玉衣、面罩、温明、席等葬具最早出现在西汉中期偏晚的山东，较多出现在西汉晚期，新莽以后则不再出现。出土区域十分广泛，现今江苏扬州一带最多，但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江西等地都有发现，可见并非一地之俗。从这些琉璃片的造型与纹饰来看，外型以圆形、矩形、菱形等最多；纹饰除素面者之外，其余都是模铸的阴文龙、虎、柿蒂纹、回字纹，阴文凹槽中填上金箔、编缀用的钻孔中留有金丝痕迹。《西京杂记》卷一《送葬用珠襦玉匣》篇：“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我们也知道，古代文献与当时实情、现今考古发现之间多少有落差。至今出土许多两汉玉衣，却未发现任何镂刻有龙凤纹饰的玉衣片，反而可见于琉璃葬具上，我们或可推测，《西京杂记》中所谓的“玉匣”很可能就是指这些模铸之后再贴金箔的琉璃片，而“武帝匣”的原型则可能是当时某位身着琉璃葬具下葬的贵族身影。

表3 西汉出土的琉璃席

图6 江苏尹湾汉墓M9北棺出土的琉璃席线绘图，引自朱磊、王冕：《汉代贴金琉璃棺席修复报告》

西汉自中期（前128—前87）之后，玉敛葬的材质、形式等级受到严格控制，晚期以后则较为混乱，制度受到挑战。等级方面，使用玉衣墓主的等级最高，其次是玉面罩、玉衣套一类，且诸侯王与西汉后期的墓葬中是不使用玉衣套的。将此结论与琉璃葬具相比较，可以看到，出土琉璃玉衣与玉面罩（或玉衣套）的五座墓中，出土600多片琉璃、疑是琉璃质玉衣的扬州妾莫书墓等级最高，因其中出土龟纽银印，可能具有大贵人、长公主的身份。另外两座墓主身份明确的墓葬中，山东五莲张家仲崮M4所出的琉璃片数量仅150片，墓主刘祖曾封侯；河北邢台南郊南曲炀侯刘迁墓所出的琉璃片数量约200片，从刘迁谥号‘炀’字中可窥知其生前德性有亏，有可能遭降级使用。可见若将琉璃质葬具纳入玉敛葬系统，琉璃玉衣的等级也一样高于玉面罩。

使用琉璃温明的墓主身份似乎不高。尹湾汉墓M6墓主师饶曾任东海郡卒吏、五官掾、功曹史等，最多仅秩百石，然而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执掌吏员赏罚任免事宜，在诸曹掾中地位最高，甚至权逾秩六百石、由中央任免的郡丞与长史。山东青岛土山屯M147的墓主刘赐则略高，为堂邑县令，简报中称其为“低阶贵族”。两者虽在地方都属握有实权的官吏，但从整个社会结构看来，只能算地方权贵，称不上高级贵族。虽然如此，文献中位至三公的霍光也使用温明（材质不明），故目前尚不能说明琉璃温明与墓主身份间的关系。

使用琉璃席的墓主人中，身份较确定者有堂邑县令刘赐与扬州西湖蚕桑厂董汉的夫人，以及两代海昏侯。堂邑县令刘赐的身份前段已论述过，而扬州西湖蚕桑厂的墓主虽与“妾莫书”同样为诸侯王女眷，但已降嫁董汉，葬具又显然比“妾莫书”低，身份应不到长公主、大贵人等级。两代海昏侯中，刘贺已是罪臣之身；嗣子刘充国早夭，且葬礼需比始封列侯（也就是刘贺）再降一级。种种迹象显示，琉璃席的使用层级其实更低于列侯、长公主、大贵人。回头再来看文献，其中从未记载琉璃席，或可能因为其使用资格不高之故。

《后汉书·礼仪志下》：皇帝大丧“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其余高级贵族“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另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虽然西汉晚期的礼制并不如东汉时期严格，但刘贺曾经身为诸侯王，且曾登大宝，虽经废位之巨大打击，但仍保有昌邑王旧家财产，且墓中出土大量珍宝，显示生活也颇优渥。后又得宣帝重封为海昏侯，并传位给两嗣子，直至次子刘奉亲去世后才国除，为何他与嗣子刘充国的葬具居然连“列侯”一级可用的玉衣都没有，更与地方县令、诸侯王降嫁之女用同一等级的琉璃席呢？或许这可从当时汉宣帝对他的态度得到一点启示。

三、海昏侯刘贺的琉璃席

海昏侯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奇绝的一生。刘贺生于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五岁袭昌邑王，十八岁即帝位，然在位二十七日，旋即被废。之后虽仍保有故王家财产，但朝廷并未立刻恢复其诸侯王身份。直到十一年之后（宣帝元康三年，前63）三月，宣帝才又下诏封授为海昏侯，移居豫章郡。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刘贺薨，终年约34岁。短期内，子刘充国、刘奉亲相继离世，朝野议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因此海昏侯国除。一直到元帝即位，才又封刘贺子代宗为海昏侯。

图7 山东青岛土山屯汉墓出土的琉璃席，引自彭峪：《汉代县令家族的身后事 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大众考古》2018年第2期，第57页

刘贺废位之后，一直受到严密的监控。起初，宣帝对其有所忌惮，交付山阳郡太守张敞就近监看，虽然衣食无缺，但昌邑故宫门禁森严，宛如监狱。后迁居豫章郡海昏县，封海昏侯的同时，宣帝下诏其“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完全剥夺了刘贺身为宗室参与祭祀的权利。因此，这个封授并非表示获得赦免，只表示宣帝对他不再顾忌而已。即便如此，刘贺起居受监视的情形依旧，因而有与卒史孙万世交通而被“削户三千”的记载。虽然如此悲惨，从考古出土的金饼、马蹄金、麟趾金、简牍等文物看来，刘贺仍然不死心的准备着诸侯王陪祭中央所应献的“酎金”，仍然不放弃一丝回到长安的机会，无奈这个梦想并未实现，这些酎金最后只能随他长埋地下。这前后因果关系正表现出早年张敞在昌邑故宫探望刘贺后，回奏宣帝“（贺）轻狂不惠”的一面，虽早已被皇帝列为“天之所弃”“嚣顽放废之人”，他却以为自己只是“留校察看”而已。废位的严重打击，再次封授所带来的希望，之后又因失言而削去大部分食邑，刘贺的心中随时交织着恐惧、希望与失望，如此的情况下，相信他与家属并无胆量制作逾制的葬具。再者，从前文论述可知，琉璃席很可能是玉敛葬系统中较低等者，但属于玉敛葬系统，就更可能受到中央的掌控。文献记载，汉代列侯丧事中央须遣使祭悼，一来以示哀思，二来立嗣，但实则也具有监视之举。这床琉璃席，很有可能是中央在刘贺故去之后，令其降级使用，也有可能是家属因惧怕逾制再受处罚的保守之举。

海昏侯墓虽然出土各样令人叹为观止的珍宝，显示出大量地财富，但将其出土的琉璃席与西汉琉璃葬具比较之后，我们看到，这些财富并不能支持他逾越皇权与当时的丧葬礼仪。汉代琉璃并非珍品，尤其与天然珍贵、能助墓主成仙的玉料不能相比。琉璃片具有类玉的美丽光泽，贴上金箔后更是美观大方，但终不是玉，制成葬具也只能屈居于玉器之下。在汉代盛行玉敛葬且阶级制度分明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玉质与琉璃质各类葬具间的区别透露了许多细节，且与墓主生前身份、地位甚至性格等问题有所关联。而海昏侯的这床琉璃席，也正是他人生晚年的写照。

本文省略参考文献，可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查看

（作者单位：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系）

图文来源：《中国美术研究》2018年02期

责任编辑：杨尚禹

审核：郝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