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程将近进行到快一半的时候，生产队以打场人手不够为由，派生产组长李恒喜率领四名社员何宝柱，王振起，贾职信，王德昌到修河工地，要将我们六名知青换回四名，参加小队的打场工作。

可是到底让谁回去，这个问题还真难定。最后还是生产组长李恒喜做出决定，留下两头的知青，即老大：关文学，老疙瘩：陈东亮，其余四人回生产队参加场院的打场工作。

当我帮助同伴们向车上装行李时，张忠绪悄悄的对我嘱咐道“东亮，以后干活时注意点，别太过力，小心自己身体”。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生产队的马车载着他们走了，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为什么干得好好就将他们换走了呢？是他们在干活是不出力吗？

他们也没别人少干哪。是因为敲打饭碗的事情吗？我们已经不再敲打啦。是因为知识青年同年轻社员开玩笑开得过火吗?不能吧，一个开玩笑还有谁能当真呢。

为什么六个知青当中又单单留下我们两个呢？当初生产队长那么动员，社员们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出民工呢？既然现在生产队场院打场确实需要人手，那这几位社员留在家里参加场院打场不一样吗？

虽然心里有着这些疑问和不解，但在表面上我还是没有露出半点不满。只是一如既往进行那，早上为大家烧洗脸水，白天到工地挑土、筑堤，晚上回来坚持烧炕的单调工作。可就是这单调的工作，这微不足道的工作照样被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那一天晚上收工后，吃完晚饭回到住处，我和往常一样，在房东家的外屋为大家烧洗脸、洗脚水，就听见房东和几个社员在闲聊，闲聊的话题竟然是我的为人。

房东大叔对几个社员说：“你们小队儿这个小老疙瘩，真是一个好样的，在工地和你们小队里，他干得咋样，因为没在一起干过活，我不知道。但至从他们几个住在我家里这一段时间，我最佩服的，就是他。

白天在修河工地干一天，那也是挺累的。只要他们吃完饭回到我家里，他不是为我家往缸里挑水，就是拿起扫帚扫院子。他不但每天早上，早早起来为大伙烧洗脸水，晚上收工回来还是为大伙烧炕、烧热水，让大家烫脚、解乏。

对于这些他不但不叫苦、叫累和与别人攀比，就连一句牢骚和抱怨话都没有说过。就从这一点，我看这个小家伙以后准错不了”。“敢情了（那是），你别看他在这些知识青年里，年纪最小，是老疙瘩，但在我们小队里可是好样的，可干起活来却从不落后，不管干什么活从不藏奸耍滑。

就是在他们青年点，他也总是利用空闲时间帮助做饭的大师傅挑水、烧火。要不队里这次换人为什么能把他留下呢”。对于他们的闲聊，我并未以为然，只是淡淡的一笑了之。心想就这么点举手之劳的事情，有什么好显摆（炫耀）的。

再说啦，我自己每天晚上睡觉前不也得要洗洗脚、解解乏、讲讲卫生吗？我总不能光烧自己够用就得的洗脚水吧，那也太自私了吧。如果那样自私，那以后我还怎么和大家在一起相处。

还有我永远不能忘记，在秋收割地期间，我不慎将磨石弄丢了，在那最困难的时候不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帮助吗？我永远不会忘记阿尔巴尼亚地下游击队电影中，那位越狱的组织者所说的那句话：“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到，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我不但牢牢地记住了这句台词，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我自己的座右铭：“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一定要做到，我必需全力为人人，不要强求他人为我”。但对小队领导为什么突然半途换人，我很长时间没有闹明白其中的奥秘。

难道这些人当中就我自己干得出色吗？我真的就比别人强那么多吗？他们几个真的比我差的很多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真是急于想得到答案，但当时我又能去问谁？，谁又能给我准确的答案。去问我们青年点的大哥关文学？他肯定不知道。去问同我们一起到工地的其他六名年轻社员？

他们哥几个，我想也不会知道。去问后来的几名社员？可能他们也不一定会知道，甚至是即便他们全都知道其中的奥秘，也绝对不会对我说。唉！等着吧，黑夜虽漫长，终有天光大亮的时候。

世界上任何一个扑朔迷离的迷踪疑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都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文/小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