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9—1775年英国向北美的四波移民潮深刻地改变了北美大陆，带来了四种不同的不列颠民俗，并奠定了新世界不同地域文化的基础。这四种文化在英属北美扎下根基，最终成为英属北美自愿社会的基石。其中，第三波（1675—1715）是贵格会的移民，把另外一种文化从英国中北部带到了特拉华山谷。这种文化的基础包括基督教精神平等的理念，高强度的工作伦理，对社会等级的疑惧和被马克斯·韦伯称为“现世禁欲主义”的苦行僧精神。它还保留了很多中北部的方言、建筑、穿着和饮食方式。最重要的是，它在特拉华山谷精心创造了一种多元的相互自由体系。

特拉华的财富方式

贵格派的经济秩序

本文节选自《阿尔比恩的种子》

[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 著  王剑鹰 译

贵格派的财富方式揭示出他们的社会价值观深层的讽刺意味。一方面，这些好人坚持信仰上的平等；另一方面，他们的理念和制度逐渐发展出一套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与他们最初的目的南辕北辙。贵格殖民地分配土地的方式与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威廉·佩恩的土地政策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他建立的殖民地提供保障资金——即使是一个“神圣的试验”也需要经济基础。第二个目的是创造一个贫富相对平均的、由自立的农村家庭组成的农业社会。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和失败，佩恩最终成功实现了这个计划。

为了给殖民地提供资金，威廉·佩恩希望以大宗土地的形式（5000 或 10,000 英亩）卖给英国买家。大多数这种交易都附随某些限制。定居者需要持续拥有这些土地。地主如果不在本地，则必须把土地划分成小份分给小的定居者。土地财产办公室和财产委员会负责管理这个系统。

典型的贵格派集会

1681 到 1685 年期间，佩恩实际售出了 715,000 英亩的土地给589 位“第一代购买者”，其中很多人是伦敦和布里斯托的贵格派富人。这批购买者大约有一半从没有驻足美国，很多笔交易因为没有付款或实际居住而被放弃。2 很多土地被实际占有的二手买家分割。宾夕法尼亚的土地规模大多是 100 到 500 英亩。平均大小为 250 英亩——在 17 世纪，这比马萨诸塞的城镇分给各家的土地大一倍，但又比弗吉尼亚的平均土地规模小一倍。

威廉·佩恩的做法有效地推动了移民定居。1715 年就有报道显示，在费城 50 英里范围内所有土地都已经被定居者占有。这位领主和助手迅速地把土地分配出去，同时也阻止了小撮土地寡头的形成。这位领主解释说：

乡间的规则是每户家庭最多有 500 英亩土地……很多拥有这些土地的人最初只是贪婪地想拥有这些土地，而不在乎具体的定居方式，让土地抛荒，并且破坏了乡村，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期望能把社会、协助体系、繁忙的商业、青年人的教育、行为的管束、宗教集会的便利、对技术的鼓励、方便的道路等所有这些方面容纳进来。

特拉华山谷的财富分配长期比其他英属北美地区更平等。以农业为主的切斯特郡税务单上，1693 年 10% 最富有的人只拥有可征税财富的 23.8%——这个比例明显小于其他文化。在切萨皮克地区， 我们知道，10% 最富有的人拥有可征税财富的三分之二。

特拉华山谷的财富分配也并不完全统一。财富主要集中在费城都市区，而非切斯特乡村地区。但即使是在特拉华山谷的都市区， 财富的平等性也超过美洲殖民地的其他海港城市。根据遗嘱记录，1 世纪晚期，费城最富有的 10% 居民只拥有当地 36% 的财富。而在波士顿，最富有的 10% 拥有该市一半以上的财富。在弗吉尼亚，最富有的 10% 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财富。

这种财富分配一定程度上通过继承维系。在未留遗嘱去世的情形下，西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法律最初是根据圣经的两分原则进行继承，遗孀得到三分之一，有挥霍习性的子女只得到很小的份额。但后来的法律中，这种两分原则让位给了所有子女平均分配的方式。贵格殖民地的这种继承法律符合实际的做法，比新英格兰和切萨皮克地区更为平等。贵格家庭的一般准则是平均分配遗产——不仅是长子和其他儿子之间，在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主要指动产）。但女儿不允许继承土地。她们在出嫁时有嫁妆，也可分享动产。

相似的规律也出现在英国贵格派的遗嘱中。约克郡斯蒂顿（Steeton）的狄俄尼斯·戴维（Dionnis Davy）把三分之一的财产留给了妻子艾利斯，其余的“在他的子女中平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方式。有的贵格派把小额的土地留给一位继承人，其余的财产则平分；柴郡的詹姆斯·桑迪兰兹（James Sanderlands）把房子留给了妻子，土地留给了一个儿子，其他财产在所有子女中平分。

贵格派经常会给孙子女留一些财产，在他们之间平分小额的礼品。诺丁汉的约翰·哈特（John Hart）在 1712 年给孙子女留了等分的遗产，他们年满 24 岁时可以领取；如果其中有人去世，留下的份额就在其他人中平分。 埃德蒙·吉布森（Edmund Gibson）把所有的遗产留给了“挚爱的妻子汉娜”，供她有生之年享用，在她去世后再出售， 在所有孙子女当中均分。11 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安排：有时是幸存的儿子得到所有地产，幸存的女儿得到所有动产。 有些拥有农业财产的贵格信徒把农场留给一个孩子，并要求他给其他孩子一些钱。

虽然英国贵格派家庭之间在财产继承的细节上有差别，仍有一般规律。首先，根据传统，配偶得到遗产的三分之一（有时是四分之一或一半），很多文件都是这样记录的。其次，长子继承非常少见， 而普遍是子女均分。第三，女儿通常得到地产之外的遗产。第四， 孙子女通常会有象征性的少许遗产。这种模式不仅来源于贵格派的信仰，而且这种信仰和英格兰中北部习俗相互作用。这个地区的中下家庭长期是遗产均分。贵格派在这个传统中加入了宗教性的含义。

贵格会（基督教公谊会）的传道人玛丽·巴雷特·戴尔曾三次去马塞诸塞州，三次都被当局驱逐出境，但她不理禁令再三回马塞诸塞州宣扬自己的见解。结果，她于1660年6月1日在波士顿被处以绞刑。

在新世界，贵格派进一步摆脱了长子继承制，而向均分的做法靠拢。研究显示，宾夕法尼亚的英格兰和威尔士贵格派有一个以上儿子的家庭至少有 87% 实行均分制。

英格兰和美国的贵格派都有意用继承制度对年轻人实行社群控制，尤其是在对外通婚的问题上。一些教会要求其成员剥夺与非信徒通婚的子女的继承权，或至少拒绝给嫁妆。柴郡季度大会规定：

如果贵格信徒的孩子与非贵格派结婚，其父母在没有征得季度大会的建议和批准前不得给孩子嫁妆，或者只有等到他们去世之前，才能给予遗产。

美国贵格派对改变信仰的后代会毫不犹豫地取消继承权。例如富裕的信徒威廉·温（William Wynne）作出决定，他遗产的一半归妻子，另外一半在所有子女中平分，除了“退出贵格派”的女儿塔比瑟·温（Tabitha Wynne）。塔比瑟只得到象征性的 50 先令遗产； 她的兄弟姐妹每人都得到 50 英镑以上。1748 年的一个观察记录到， 特拉华山谷的贵格派家庭因为信仰原因而取消继承权的情况非常普遍。

遗嘱的执行是重要的社会事务，除了留遗嘱的本人外，还有很多其他人介入。贵格信徒通常会询问邻里有学问的人，这些人可以帮助准备相关的内容和文件。约翰·伍尔曼记得“邻居有位很受尊敬的长者到我们家里，让我们帮助他写遗嘱”。这位邻居拥有奴隶， 伍尔曼要他保证还奴隶以自由，才帮他写遗嘱。

贵格派的遗嘱通常会包含慈善性质的遗赠。无论遗产数额多少， 都有类似的项目。慈善是这个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比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更为突出。通过以上这些方式，特拉华山谷贵格派的继承传统帮助实现了经济上的平等，随着社会的发展，特拉华山谷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的趋势在加强。1750 年之前，这种趋势还是很缓慢的。在特拉华山谷的一些农村地区，直到 19 世纪才开始向这个趋势转化；在某些偏远的地区，趋势甚至是相反的。但在特拉华山谷的多数地方，经济不平等的趋势在 1750年之后显著起来。

2 世纪中期以后，租赁在特拉华山谷逐渐增多。这个地区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较少有租赁的开展。但发展到 1760 年，宾夕法尼亚早年建立的一些郡内，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家庭耕作的土地不是他们自己的。19 特拉华山谷和切萨皮克地区的租赁制度在文化内涵上是不同的。罗达·巴伯（Rhoda Barber）记得，在贵格殖民地，租赁并不是永久性的状态，往往是过渡性的。她写道：

为地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或者被雇用的人可以从地主那里要求得到一些资助。他们很少离开租用的地方，而是设法在附近找到住处，通常是在地主的土地上。他们可以有小花园和西红柿苗圃；他们的租金在收获时计算。

1760 年左右，切斯特郡的租赁达到峰值，此后一直下降，直到独立战争之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宾夕法尼亚相比切萨皮克地区更容易获得小块土地。

虽然如此，特拉华山谷的主要趋势还是不平等日渐增强。贵格派的道德家对此忧心忡忡。约翰·伍尔曼不断对富人集中财富的状况提出警告：“让自私的人拥有大量财产是很不好的趋势，因为真正做有用的事情的人会减少……很多人需要能挣钱养家的工作，而不是那种没有实际用处，仅仅服务于空虚心灵的工作。”约书亚·埃文斯对繁荣的哈弗福德（Haverford）和梅里奥尼思郡（Merion）感到很不满，“他们建起了很大的农场，但却几乎没有聚会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书亚·埃文斯和约翰·伍尔曼这样的贵格派恰恰是不平等递增趋势的获利者。而首要的受害者是晚近到达的移民。在特拉华山谷社会的底层逐渐形成了一个无产阶层——主要是规模递增的穷人。

贵格派一直很关心穷人。可能没有任何英国族群比他们更热心慈善。贵格会从最初就开展对穷人的慈善活动。他们为减轻贫穷所做的努力远远超出更为富有的圣公会和加尔文教派。在英格兰，月度大会一般有“公共金库”用于帮助需要的人，同时还有“全国金库” 由伦敦的年度大会运作。女信徒集会在这方面特别主动。每个成员每个月都要付点钱，即使只有一两个便士。在贵格派中，慈善是一种深入的文化习惯。

慈善是贵格派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曾经非常贫穷。对美国慈善活动的研究表明，穷人的收入用于慈善的比例要高于富人。贵格派执着于慈善，也是因为他们对其他人有责任感。17、18 世纪贵格派慈善资金的大部分用于贫穷的本派信徒。但早在 1683 年，费城教会就已积极地为非贵格信徒提供帮助。

只要条件允许，教会会帮助有需要的人找到工作，而不仅仅是给他们救济品。比如，切斯特的女信徒月度大会在 1698 年邀请男信徒大会和她们一起“集资购买拖斗……以帮助一些贫穷的信徒工作，这样他们就不再成为他人的负担”。贵格信徒对不幸之人有特别强烈的同情心和帮助他们的决心。

这当中也有矛盾之处。贵格派在宾夕法尼亚创造的社会体系让他们有机会去实现慈善的心愿。而他们真诚帮助的贫穷阶层却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导致的。有的贵格派非常明白个中奥妙。约翰·伍尔曼写道：“富人从穷人那里攫取了财富，又转而去支付给其他穷人；穷人又往往花更多的比例去帮助这些穷人。”

这个微妙的穷富之间的文化结构形成于特拉华山谷殖民地建成的头十年，并且至今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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