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黃益平：不要行政性地要求金融機構降低對民企的融資成本

中國經濟在機遇與挑戰中走過坎坷而又平穩的一年。在2018年行將結束時，民營經濟走到了“聚光燈”下，成爲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年中，“民營經濟退場論”甚囂塵上，年尾，一場座談會廓清了對民企的思想迷霧。

11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民企座談會上說，我國的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廣闊的舞臺。隨後，各部門和各地政府聲勢浩大馳援民企，資金與政策並行，民營企業在艱難的環境中迎來希望。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國經濟面貌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也是民營經濟波瀾壯闊的發展史。

除了民營經濟，2018年房價快速上漲勢頭繼續被遏制，金融保持穩定，去槓桿進一步推進，傳統經濟和新經濟依然展現出巨大的潛能。2018年即將結束，2019年倏忽而來，明年民營經濟如何發展，中國經濟又將走向何方？

新京報經濟新聞部一如既往推出年度鉅獻《看2019.新聲》，邀請國內頂尖級經濟學家、企業家和官員，共話民營企業，問道中國經濟。

近期，隨着外部環境和國內經濟運行的變化，民營企業的發展受到空前關注。今年以來民企生存困境問題加劇的原因是什麼？如何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黃益平認爲，要幫助民企發展，首先從政策的角度可以發力；第二，要從市場化的角度，進一步推動金融機構爲民企服務；第三，要從技術和金融創新的角度，幫助改變民企融資難的問題。

不要行政性要求金融機構降低對民企的融資成本

新京報：最近出現了一些討論，認爲去槓桿加劇了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影響到經濟增長。你是否贊同這一觀點？如何把握金融去槓桿與服務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

黃益平：我認爲去槓桿的方向應該是堅定不移的，因爲槓桿率不斷升高會有一系列的後遺症，我們要高度警惕這一點，高槓杆率在長期是不可持續的。但是，在去槓桿執行的過程中，我們也確實要考慮到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平穩。說一句比較直白的話，所有的去槓桿政策都是爲了防範金融風險，但是不能爲了防範金融風險而捅出一個更大的金融風險，這不是政策想要達到的目的。在政策實施過程中，要考慮相對平穩地過渡。

過去這段時間，大家說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受到了比較大的衝擊，我認爲可能與我們的政策執行是有關的，但現在其實政策層面已經出現了一些調整。歸根到底，還是要在經濟穩定和去金融風險之間求得一個平衡。

新京報：現在的政策確實已經出現了一些調整，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都出臺了一些政策去支持民營企業融資，你認爲這些政策對於民營企業發展能起到什麼作用？金融業支持民營企業是否只能從融資方面入手？

黃益平：短期內提供融資當然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政府現在採取了很多措施，除了金融部門，還有財政部門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現在民營企業確實很困難，不是一般性的困難，在這個時候，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一起出手來扶持民營企業，我覺得也是應該的。

但是從長期來看，更多還是應該從市場的方向來考慮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利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的好處，是讓金融機構在有利可圖的前提下，對民營企業提供更多的融資。如果政府一味地把融資成本壓得非常低，其實是不利於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提高融資的，因爲民營企業本身風險比較大，這是它天生的特點，既然風險比較大，那麼融資成本就應該高一些，這纔是符合金融規律的。我們在政策上，不要行政性地去要求金融機構降低對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融資成本降低聽起來是比較好，但是金融機構這樣的交易不能持續，長期是不利於對民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的，因此更多的還是要依靠市場。當然，如果政府認爲某些民營企業對社會穩定、經濟穩定很重要，需要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我是舉雙手贊同，但我認爲這樣的一些責任應該是由政府來承擔，至少是政策性金融機構來承擔，而不是由商業性金融機構來承擔。

最後一點，還是要想一些辦法去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的技術性問題，技術性問題就是指獲客難和風控難。這方面實際上現在國內已經有一些比較好的創新，其中有一些我覺得甚至是世界性的貢獻。簡單來說是兩個方面的技術，線下主要是依靠軟信息，對民營企業家進行全方位地瞭解，對小微企業的信用進行評估，軟信息可以解決民營企業沒有傳統銀行做風控所需的評估基礎的問題，我們國內其實已經有很多成功的經驗。第二個，線上依靠大數據，國內已經有3家銀保監會下發牌照的網絡銀行，微衆銀行、網商銀行、新網銀行，都做得非常不錯。

所以，要幫助民營企業發展，首先從政策的角度可以發力；第二，要從市場化的角度，進一步推動金融機構爲民營企業服務；第三，要從技術和金融創新的角度，幫助改變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委員會主席黃益平 新京報記者 尹亞飛攝

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可以快一些，資本項目的開放更謹慎些

新京報：今年以來我國金融業開放措施不斷落地，你認爲這些開放舉措對我國金融業有何影響？我國金融業還有哪些開放空間？

黃益平：我們討論金融開放一般是兩個方面，一是金融服務業的開放，二是資本項目的開放。我國正在進行的主要是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涉及對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這些機構的開放，這其實是和我國在2001年年底加入WTO時所作的承諾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是更進一步的開放。

在這兩個方面的開放中，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可以走得比較快一些。因爲金融服務業開放之後，外資金融機構到中國來經營，更多的是對中國金融業的一種直接投資，一般持續時間比較長期化，而且受到我國境內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一方面可以給我國金融業增加競爭；另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國際金融機構的規範的經營管理經驗。對於境內金融機構來說，競爭的壓力應該還是比較有限，因爲外資機構的數量相對較少，而且境外機構到國內市場來開展業務，無論是覆蓋面還是業務規模，與境內機構相比還是有相當大距離。所以，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對於我國總體金融穩定的衝擊是比較小的。

所以，金融服務業的開放可以快一些，而資本項目的開放要更加謹慎一些。一個主要的擔憂是資本大進大出，有時會衝擊金融穩定。

總體來看，我認爲目前金融開放的格局基本上還是按照2001年我國加入WTO時的方向和策略，現在的進程似乎進一步加快了。

新京報：資本項目的開放應該如何去推進？

黃益平：對於資本項目開放，我國過去的策略長期都是這樣定的：優先進來，“先進後出、先長期後短期、先直接投資後投資組合”。我認爲現在還是應該遵循這樣的方向。

當然，隨着我國經濟發展，資本項目開放的程度肯定也要不斷提高，但是一個客觀的問題是，我國現在的金融改革尤其是監管體系的改革還沒有完成，所以在開放上還是需要相對謹慎一些，要防止資本項目開放過快。一方面，開放可以帶來各方面的好處，這一點已經形成共識；另一方面，開放也可能會帶來短期內資本的大進大出，尤其是一些熱錢的大進大出，這對金融體系的衝擊就會比較大。所以，我國應該進一步地推進穩健的資本項目開放，同時要對其可能帶來的金融風險有高度的警惕，在資本項目開放的策略上要比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更加穩健一些纔好。

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首先要解決匯率靈活性問題

新京報：你如何評價我國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障礙和難點是什麼？

黃益平：2016年人民幣加入SDR，應該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尤其是人民銀行的官員做了很多工作，我覺得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人民幣國際化，歸根到底，無非就是讓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作爲一種國際貨幣被接受，這就涉及人民幣在支付系統中的使用，在結算中尤其是貿易和投資結算中的使用，以及作爲普遍接受的儲備貨幣。應該說，人民幣國際化從2009年次貸危機爆發以後就開始加速，取得了很多的進展，但是也存在一些制約因素，一個比較大的制約因素就是我國的匯率不夠靈活。人民幣國際化意味着人民幣的進出、資本的進出應該變得更加自由靈活，但是在推進的過程中我國面臨的一個客觀問題是，人民幣匯率彈性總是不夠，匯率一波動市場就比較緊張，形成貶值預期，因此2015年的時候央行採取了一些措施來穩定匯率，包括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這意味着資本流動不那麼自由，結果客觀上導致人民幣國際化是走了回頭路。所以，我認爲現在要重新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恐怕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匯率靈活性的問題。

與匯率靈活性相伴隨的是資本項目開放的問題。舉個簡單的例子，要讓別人願意持有人民幣，除了人民幣是一個有價值的、值得投資的資產以外，還要讓海外的非居民（個人和機構）擁有持有人民幣的渠道，離岸市場是一個方面；對很多機構尤其是主權財富基金和各國央行來說，他們可能要購買人民幣計價的資產，主要是人民幣國債，就要通過資本市場。所以，從這些角度來說，我國的資本市場確實還需要進一步開放。

新京報：你提到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的一個主要障礙是匯率彈性不夠，我國央行的工作目標始終將“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相併列，你認爲增強彈性和保持穩定能否同時做到？

黃益平：我覺得這有點像哲學問題。從理論上來說，我們還是應該走向更加靈活的匯率，我們的政策語言裏確實這兩點是同時說的，但是不見得這兩點就一定是矛盾的。央行其實是三句話同時說的，第一句話是要逐步增加匯率的靈活性和彈性，第二句話是加大市場決定匯率的力度，第三句話是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穩定。我理解這三句話的意思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人民幣匯率越來越多地由基本面來決定，也就是說由市場來決定，這實際上同時也要求在未來匯率的靈活性要不斷增大；但是在短期內，可能我們還是不願意看到匯率水平的大起大落。所以這是一個短期和中長期目標之間的區別，特別短期內保持匯率的基本穩定，從更長的時間段來看，匯率的靈活性要提高。

從目前我們已經看到的狀況來看，我認爲更需要解決的問題還是進一步提高匯率的靈活度。因爲我們的匯率改革最終是要逐步走向所謂的“清潔浮動”，如果一直死守着一個非常小的區間，這會給其他很多政策造成很大的制約，包括前面說的人民幣國際化的問題，同時現在還有另外一點，就是美聯儲加息給我國的貨幣政策帶來很大制約。美聯儲最近一直在加息，導致中美之間的利差在縮小，如果我國不跟隨加息，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就會上升。現在實際上國內經濟比較疲軟，需要貨幣政策對經濟有適度的支持，雖然寬鬆的空間不是很大，但適度的支持也是應該的。但目前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無法進一步的寬鬆，原因就在於美聯儲加息。爲什麼美聯儲加息我國無法寬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匯率不夠靈活。

新京報記者 侯少傾攝

新京報：美聯儲加息進程中人民幣的貶值在今年下半年以來表現很明顯，市場再度論及是否“破7”。央行也先後採取了多項干預措施，包括調高銀行遠期售滙業務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至20%、重啓逆週期因子等。如何評價這些干預措施？你認爲“破7”這一點是否重要？

黃益平：我認爲在一定時期內央行採取措施保持匯率水平的相對穩定，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爲畢竟我國的金融體系還不是那麼穩健，金融市場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所謂的順週期機制，或者說很容易“超調”，如果放任人民幣貶值有可能在短期內造成一些衝擊。所以央行採取一些逆週期的調控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把可以接受的匯率浮動區間放得有多寬，或者放得有多窄。如果太窄的話，最後的結果就是和固定匯率差不多，實際上就導致了我剛纔說的一系列政策的制約。這也涉及“7能不能破”的問題。我認爲，對於“破7”這一點肯定要謹慎，不是說隨便破了“7”也行，因爲現在整個市場對“7”都是比較敏感的。但是如果一直不讓它破，一直“守着7”，這是不是最好的結果，恐怕也不見得。我認爲，如果讓人民幣破了7，但不是崩盤式的調整，市場是會慢慢地適應的。匯率的波動和市場的恐慌，其實是相互對應的關係。如果原來匯率一直不動，突然一動，市場當然會緊張得不得了；但如果匯率本來就比較靈活，來來回回地動，那麼中間波動一下，市場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就像2015年央行啓動了中間價的改革，但中間價匯改導致的不到2%的貶值，引發了大面積進一步貶值的預期，就是因爲原來匯率從來不動。

因此，要慢慢地讓市場接受匯率是要波動的，在增加匯率靈活性的同時要考慮一個度的問題。其實在很多國家，匯率上上下下幅度很大，也沒有出現很大的問題，所以在這兩者之間要求得一個平衡。

金融改革要強化市場機制

新京報：我國的金融改革也已進行多年，如何評價此前的改革進程？你曾經提出過“以開放促改革”的觀點，在現階段的開放水平下，我國的金融業重點需要進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黃益平：我們過去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特徵，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金融機構很多，規模很大，整個金融體系已經比較龐大了；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對金融體系的干預相對較多，專業的說法叫抑制性的金融政策，程度還是比較高。我們曾經用世界銀行的數據測算130個國家的金融抑制指數，其中中國的金融抑制指數排在第14位，可見還是很嚴重。這樣的一個金融體系，在過去似乎沒有影響到支持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沒有影響到支持金融穩定，所以應該說我國的金融體系改革還是有效的，所以我們也不能簡單地說，政府的干預一定是一個壞的東西。

有很多研究發現，在改革的早期，尤其是監管體系還不完善、金融體系還不健全的時候，適度的政府幹預實際上對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是有一定正面意義的，當然我們不否定也有負面的影響。有正面意義的原因在於，第一，我國有一個比較龐大的以國有銀行爲主的金融體系，這一體系在把儲蓄轉化成投資的過程中，效率是很高的。第二，我國很多金融機構是國家持股，即使在金融出現問題的時候，整體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不會受到影響，比如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我國銀行不良率高達30%以上，但是沒有出現擠兌，沒有發生銀行危機，原因就在於政府的介入。所以，雖然我們從經濟學的分析來看，過去這套體制存在一定問題，但應該說實踐中還是比較有效。

但是，過去這套體制可能不再適應現階段的發展了。第一，過去以銀行爲主的金融體系能夠支持經濟發展，是因爲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主要是粗放式的擴張，依靠製造業的低成本優勢，銀行去支持這樣的模式是非常容易且有效的。而現在我國經濟發展轉爲中高速水平，現在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下一步要依靠創新，要依靠產業升級，這時再由原來的銀行體系來支撐可能有一些困難。第二，過去我國的老百姓都把錢存在銀行，現在人們越來越不安心於只是把錢存在銀行，而是去做投資，創造更多的資產性收入，所以這個時候我國的金融中介需要進行更大的調整。第三，政府在一定意義上保障了金融穩定，但這是很難持續的，不可能一旦出了問題政府就兜着，這樣到最後問題會越來越多，也會影響效率。

所以，總體來說，我國金融體系還是要進一步推進改革。改革的方向，依然是按照40年前開始時的方向，就是強化市場機制。具體來說有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個方面的工作是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中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爲主，未來銀行依然很重要，但是需要有更多其他形式的金融中介，尤其是進行直接融資的資本市場。第二個方面的工作，是要真正地讓市場機制在金融資源的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過去政府的管制比較多，對金融效率還是有一些影響，下一步還是要更多地讓市場來配置資源，讓市場來決定風險定價。第三個方面的工作是要改善監管，其主要目的是防範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新京報記者 顧志娟 編輯 李薇佳 梁緣 校對 李銘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