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春教授是浙江大學企業家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他曾在德國留學6年，德國留學經歷對他職業的選擇和思想的形成有什麼塑造作用？早年的部隊生活和農村生活又在他身上留下了哪些印記？如今，做爲學者的他，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追求平衡？讓我們一起閱讀下面這則專訪。

來源：曉林. "李新春:迴歸中國." 市場論壇 9(2005):12-14.

你離開家鄉安徽桐城，大學畢業又當了兵，其後在德國留學七、八年，期間更經歷了“東西德統一”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這個獨特的履歷，頗爲吸引人。

李：對我來說，可謂從原始時代到現代社會都經歷了一遍。我的老家雖然離安慶20公里，卻在我上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才通上電，電影裏出現過的所有原始的勞作方式我小時候都見過，手工舂米、人力水車，我們那裏都有。

桐城雖然閉塞，讀書卻有傳統。實際上從大學開始，你的每一次讀書的選擇都不很理想。

李：上大學算是我從一個農民當上了工人，和機械打了點交道；到國防科工委做政策研究，其實是當了6年的兵；留學前當我得知學校位於東德時，我有所猶豫。到了德國，才知道當時的洪堡大學就是老的柏林大學，那裏曾經產生過近20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數學、化學的底蘊深厚。德國當年是科學的中心，二戰後，一批學者流向西方，洪堡的地位才漸漸被取代。

你曾說過，你每到一個地方，變革就開始……

李：上大學，學校要改名字；在國防科工委，改革開始了；到東德不到一年，又遭遇了東西德統一。也許和我的名字有關，幾乎每到一個地方，變革就開始。世界在變，整個中國在變。一個人人生的豐富很重要，而這種豐富一定是時代賦予你的，是不可以自己尋找的，所以我很幸運。1989年10月東西德開始鬧統一，到真正統一已是1990年了，柏林牆在這一年打開，學校也開始調整，1993年我完成了學位，研究方向做了轉變。1995年，回到中國。

在德國將近七、八年時間，應該可以拿綠卡了，何況剛剛經歷了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融合，你卻選擇迴歸，意下如何？

李：中國人有那麼些不同，尤其從農村出來的人，想做點事。在外留學久了，很“漂”，找不到根在哪裏，對國內也漸漸陌生了。1995年回國，晚了點，但我還是比較完整地看到了中國改革的全過程。對一個研究者來說，在中國可以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研究課題，比如經濟轉軌中的企業管理等等，這在國外是不可能獲得的。中國有很多問題是國外所沒有遇到過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眼光解讀、用理論解釋，你大有用武之地。

我的大學同學發現我近年來不再一個人悶着了，變得愛說話了。進入中山大學前我並不認爲教師是個好的職業，但我發現，做一名教師非常有益於一個人的表達以及對思想的整理和提升，其次你必須不斷接觸併產生新思想，並且能夠擁有可貴的相對自由的學術環境。

有人說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都不會發生像中國這樣日新月異的變化——“變化”對一名研究者來說意味着什麼？

李：1995年的廣東還很亂，幾年過去了，變化很大。去年我又回德國，柏林成爲新的首都後也多了幾棟建築，但人們的思想以及整個社會，幾乎沒有太多變化。對一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來說，變化是筆巨大的財富，它刺激你不斷思考，但又埋伏着讓你對任何事情都淺嘗輒止的危險——很多東西都止於浮在表面，缺乏深刻——我相信這也是60年代人面臨的最大痛苦。

相比於德國的哲學，60年代人是否可以形成自己的哲學？

李：德國之所以能誕生深邃與精良，是與他們平穩的社會緊密相關的，人們可以在平靜中一點點思考和推敲。我們這一代似乎浮在波浪的表面，必須不斷做出調整和適應，於是很難思考。我一直認爲我們這一代是過渡的一代，當然以歷史的眼光看，每一代都是過渡的一代。過去的一代是與計劃經濟的中國聯爲一體的，80年代甚至90年代是與新時代聯爲一體的，而我們是中間站，既承秉了過去的責任、抱負甚至野心，又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和今天的孩子相比，我們又不能像他們一樣快速地適應變化。在國外，兩代人之間有着典型的區別，我們還會省喫儉用，還會有理想抱負要成爲什麼，還會關心國事，他們不會，他們馬上可以融入享受大軍，買汽車買音響去旅遊，沒有任何其他想法。所以，過渡，也許是60年代人的特徵。堅持，會導致你的一生不再一樣

德國這個民族對你的影響是否深刻？

李：德國人的一生是專業化的一生，我們很容易理解爲什麼德國的產品如此精良，他們是標準的幹一行愛一行，無論是作爲一名學者，還是一名鉗工，他們都會將專業鑽研到極至。東西德統一後的人口不過如一個廣東省，約6000萬，但它的每一個小鎮都可謂人才輩出，科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政治家，層出不窮。這種務實的態度是德國民族區別於歐洲其他民族的地方。我當時租住的一棟老房子裏，燒着壁爐，隔壁住着一位小夥子，每天上午和晚上他會在絕對精確的時刻掏煤灰，然後一整天便悄無聲息了。我猜測他一定是讀哲學的。果然有一天我們在門口相遇，他抱着一堆書籍，告訴我他是洪堡大學哲學系的學生，讀的是古典哲學。德國的哲學家與中國的數學家及邏輯學家比較相似，其縝密和嚴謹是非常出色的。我曾經在部隊呆過，對這一點很有感觸。

部隊對一個人的歷練通常比較極端，它對你的精神塑造以及世界觀的改造如何？

李：部隊生活和農村生活一樣，給了我很多喫苦的機會。到了國外，深有感觸，我們手裏支配的國家獎學金往往是不夠用的，必須打工。我什麼都幹過。在建築工地推水泥車，一天下來，很累，別人喊受不了，我倒感覺身心舒暢。我開始理解，德國的學者最典型的愛好是學者兼農民，一位學者的家裏通常有一個農場，他日常會在農場勞作，使體力和腦力的運作達到協調，這是種很好的方式。

部隊時期我們下到連隊餵豬、幫廚、打掃衛生，一頓能喫6個包子，幾碗稀飯。這個經歷對人的毅力是個鍛鍊。能夠喫苦、堅韌不拔、把一件事情做下去，對一個人很重要。兩德統一時，局勢動盪，很多人看到自己的教授都面臨着是否教書的選擇時，開始中途輟學，以打工爲業。我始終堅持把書讀完，讀書是正業，你可以繼續工作，也可以選擇回國，而那些輟學的人後來很慘，很多人靠開個小飯館來維持生活。

堅持讀書是一種毅力，在你更是一種興趣，這個興趣是從孩童時候就開始的？

李：我的父母都不識字，我也沉默寡言，一次偶然得了一本小說《漁島怒潮》，整個夏天，我躺在門口那張涼牀上讀這本書，腦子裏幻想着外面怒吼的大海，從此和閱讀結下了不解之緣，也養成了幻想和思考的習慣。想象不着邊際的問題對培養一個人也很重要，我對我的孩子說，不要看電視了，如果你可以整天扒在小河溝邊出神，你一定會有出息。羅曼·羅蘭就是這樣長大的。

小說其實是對你人生夢想的點燃，如果不是它，你可能只知道村裏的池塘而不知道外面有大海。

李：對。很多學理工科的學生問我文學對我的影響有多大，我說很大。大學時我熱愛文學，讀工科的同時我基本上通讀了英國文學、法蘭西文學以及俄羅斯文學，一個月內讀完了魯迅的作品，我甚至在剛一拿到工資後就買了幾大箱文學書籍。真正的大家如果沒有這個積累，不可能成爲大家。看看西方的經濟學家、管理學家，家裏最大的財富是偌大的一間書房，除了專業書籍外，很大部分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沒有人文精神，如何成就事業？中國人文精神的缺乏值得關注。我對我的博士生說，如果你只知道讀幾本專業書，那你就只剩下鑽牛角尖了。

今天你最大的遺憾是沒有這麼一間大的書房。但是你又說過，知識和思想是兩碼事。

李：是的，很多人說農民沒有知識，但不代表他們沒有思想。思想是可以傳承的，我父母對我的影響很大，父親教我怎樣做人，他說，你每三天要有一段時間來思考問題，另外，出門要交好朋友。他還說，人最怕的是講假話。這是他們一生做人的道理。今天的孩子不談這個了，父母教他們彈鋼琴學畫畫，這有什麼用？難道他們長大了連這個都不會嗎？往往他們最不會的就是如何做人、如何喫苦、如何固執地堅持。也許我懂的就是這個，堅持。

你今天還在每天堅持跑步、洗冷水澡。

李：我的身體基礎不好，每天跑步和洗個冷水澡，很舒服。堅持某種東西，也許會導致你的一生從此不再一樣。像做一名農民一樣做一名學者

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國人對柏林牆有一種情結，你見證了東德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以及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這個過程在你身上有沒有打下烙印？

李：我有一本書，叫《迴歸市場》。1988年到東德時，那裏還保持着典型的計劃經濟，人們思想比中國還保守，和西方相比，還處於短缺經濟。改革的呼聲基本來自中下層，他們對西方的嚮往由來已久。對於社會精英來說，改革是不得已而爲之。所謂的轉型我認爲是一種兼併，兼併的結果是東德全盤接受西德。東德與中國完全不同：中國是自發的變革；東德卻將原來的馬克以及法律一夜間毀掉，完成了激進式的轉變。

東德很多朋友曾經對統一充滿了幻想，希望幾年之後重新看到一個世界強國。但一部分人的確改變了生存狀態，一部分人卻失卻了原來的永久福利，失業者在民間遊蕩，東西德人民間的距離難以彌合。真實的柏林牆拆掉了，人們心中的柏林牆仍然存在，而且將持續很久。這種融合還將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

這個讓世界矚目的變革，對你的世界觀帶來了哪些衝擊？

李：對一個經濟學人來說，更多地是從經濟角度看社會。我所看到的是，經濟行爲如果脫離了政治，脫離了社會文化，是沒有辦法說清楚的。也就是說，單純地談經濟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人的行爲很大程度上受政治行爲的影響，經濟行爲是政治行爲的一個下屬行爲，我們今天一定程度上高估了經濟行爲，因此也導致了很多經濟學家對轉軌問題的忽視，出現了錯誤判斷。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考慮社會的制度和文化歷史，國家如此，個人的發展也如此，這也是導致我回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德國的數年經歷和美國的一年經歷，應該造就了你的國際化思維。

李：因爲歷時較長，對西方的文化相對了解一些，也能夠深入下來溝通學習。中國的物質發展很快，精神相對貧乏和欠缺。文化是一個社會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呼籲提高產品質量和塑造優質品牌只能停留在口號。西方社會的文化還包括宗教，這在過去我們看來是非科學的東西，逐漸滲透進精神領域，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因爲缺乏瞭解，我們對宗教的判斷有失公允。以古典經濟學爲例，它所談的公正、公平，恰恰是從別人的角度來看問題，是非常具有宗教意味的。

大學教師的個人定位有那麼幾種，一個具有國際化思維的教授如何定位自己？

李：就我來說，我願意做一名學者。一般人對學者的定義理想化了點，以爲學者應當是超凡脫俗的智慧者。我的理解是，學者是個專業化的職業，就像做個泥瓦匠、木匠或農夫一樣，吸收知識，與學生教學相長，孜孜以求地做點學問。中國現在的學者有幾種，一種爲“學商”，把做學者當做謀生的手段，實爲商人；另一種則是“政治家”，用學者的名銜換取政治資本，他們都不是真正的學者。真正的學者有一種愛好，是“匠”，做得好了則成“大師”，Master，這種人可遇不可求。但是，現代人不可以不食人間煙火，你必須和社會接軌，到企業去走走，瞭解你的研究對象，瞭解一個社會、一個組織如何運用經濟手段激發人的能動性。

但是，做學匠很難，要安分地做學問，就要避開很多誘惑，金錢、權利、福利、等等。我時時反省自己，發覺也很矛盾。別人說做個官吧，那就做吧；賺點錢吧，那就賺吧。這都是在受誘惑，人是個現實的人，超凡脫俗我認爲做不到，如果拋開一切，坐在書齋，思想又枯竭了。一定要找到平衡點。

在此之前，更要堅定不移地認定自己是做什麼的。無怪乎做官與做學問都需要專業化分工。

李：如果一個人做官做得滿面紅光，春風得意，那他肯定適合做官；如果做得滿頭白髮憔悴不堪，何必去做官呢？這個社會需要專業化分工。大學畢業時，一位老三屆的師兄對我說，你要知道你是誰！這句話不知需要經過多少次的尋找、判斷、試錯，才能讓人逐漸認清自己。我比較幸運的是，還算找到了點感覺。

所以對前半生還算滿意？

李：雖然讀書一直有些小坎坷，總體上還算穩順。很平凡。不平凡的人是因爲人生遭遇了離奇曲折的故事，我沒有，於是註定我很平凡。

但你體現的堅韌不拔的毅力已經難能可貴。

李：學術大家一定是個道德家

我們知道，你在做一名學者的同時還身兼數職，也就是還當着官。對你來說困難嗎？

李：困難。輪流兼任行政職務，在今天的高校已經很普遍，但是官本位一直存在，對我自己來說，利小於弊。對我所從事的管理教學來說，管理的經驗具有一定的價值。

有人說你對研究方向的把握很準，在德國你研究經濟，回到中國則轉爲戰略管理？

李：知識很容易被超越，所以自學非常重要。我一直沒有遇到名校名師，反而因此鍛鍊了自學能力，真正能在學術上出成果的人都是學會了如何學習的人。我選擇了與經濟學緊密關聯的戰略管理，邊教邊學，上手很快。管理學沒有太多定型的理論，它允許從其他學科進入的研究者發展起來。工科的學科基礎及思維方式也對我的學術轉型很有助益。

你今天的生活看來很簡單。做做研究，上課、跑步，應付點事務。

李：偶爾也唱唱歌打打球。不過，如果一段時間不看書，內心的壓力就很大，感覺很糟。

你很喜歡拿“農民”一詞做比喻，你怎樣理解它？

李：農民被迫專業化，一輩子沒有其他的可能，只能把本分的事情做好，當然今天的農民有了點不同。農民非常務實，知道自己是幹什麼的，他必須喫苦，別無選擇。這都是我從農民身上繼承過來的。但農民也是非常有野心的，他一無所有，但也不願受任何約束。

農民的思想者很多，劉亮程在自己的小村莊裏完成了大量的著作，李昌平也爲了農民不辱使命。

李：我記得大學時讀的一篇文章叫《遠山》，講一個孩子對外面世界的憧憬，山外是山，山外難道還是山？這就是我小時的樣子，農民有強烈的慾望改變現狀，而且是通過腳踏實地來改變。農民也敢冒風險，城裏人不敢行動，農民則不會患得患失。從德國回來時很多人覺得可惜，我說農民我都做過，還有什麼是可怕的。

你是否有自己的終極目標？

李：古人講“志當存高遠”，野心和理想其實沒有太大區別。我希望在我的學術領域至少能留下些東西。有人說一個世紀只能留下一個澡盆的東西，這個澡盆裏如果能有我的一個想法，也是不錯了。劉少奇說得很對，人的修養很重要，修養到家了，所謂的學問、學者、學術才能真正到位。我一直贊同真正的學術大家一定是個道德家，否則他的思想會走向偏狹。

作者簡介：李新春，德國洪堡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山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復旦管理學傑出貢獻獎獲得者，第三批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2004年4月至2011年3月任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第十二屆、第十三屆專家評議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專家評議組成員，中國企業管理現代化研究會中小企業與創業專業委員會及公司治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長期從事企業戰略、家族企業與創業的研究與教學。目前擔任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學科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管理學季刊》聯合創始人和首屆聯席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