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华侨实业家，更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1938年10月，陈嘉庚针对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投降活动，曾通过电报形式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一份怒斥汪精卫对日求和的著名提案，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规劝汪精卫“抗战到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正当数百万爱国将士在前方不怕流血牺牲奋战沙场，后方广大爱国同胞和海外侨胞全力支援祖国抗战之际，在国民党内却出现了一股逆抗战潮流而动的暗流。其中，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身份，组织所谓“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论调，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各国的和平调停和日本的和平条件”，主张对日妥协。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以后，陈嘉庚就曾多次风闻汪精卫主张与日本妥协，但他不相信真有其事，因为他与汪精卫早年在新加坡相识，知道汪精卫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是一位革命志士，哪能干出汉奸国贼之事？后来，陈嘉庚又听说汪精卫已通过德国驻华大使接洽与日言和之事，但是否属实，仍无从得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路透社电讯传出“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的消息，陈嘉庚才略信前所风闻事出有因，于是便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于10月22日直接向汪精卫发电询问，以探虚实：“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谓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能振奋人心也。”

10月23日，汪精卫复电陈嘉庚，狡辩道：“中国为抵抗侵略而战，故对外向无拒绝和平之表示，……盖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否则，中国自无接受之理，中国之立场如此，决心如此，光明正大，绝无丝毫屈服之意，侨胞误会，尚祈开示为荷。”

陈嘉庚接电后始信有关传闻属实，此时外电更是纷传国民政府“现正与日寇议和平条件，蒋委员长将辞职”。这使陈嘉庚感到情势危急，于10月25日再次致电汪精卫，规劝道：“先生居重要主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系至大，倘或失误，不特南侨无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昨日路透电谣传，和平将实现，蒋公将下野，世界观听为之淆乱，可不警惧耶，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

10月26日，陈嘉庚接到国内关于汪精卫力主妥协投降的确切消息后，怒不可遏，当即又致电责问道：“顷接国内可靠消息，先生主和甚力，……今日国难愈深，民气愈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先生长参议会，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议决案否，态度骤变，信用何在，二次之会，又何必开，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料国内群情，亦必如是，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当天，汪精卫复电，继续辩解道：“侵略国破坏和平，被侵略国保障和平，抵抗侵略，国内之团结，国际之援助，全恃此为立足点，此为中央一贯之方针，无论何时，均有阐明之必要，当此危急存亡之际，谣言繁兴，尤赖明识辩正之也。”至此，陈嘉庚已知汪精卫妥协投降之意无可挽救，便将二人来往五份电报均交各报发表，使其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怒斥汪精卫“汉奸国贼”

陈嘉庚深恐汪精卫的妥协投降举动，会影响和动摇国民党坚持抗战的决心，因为他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虽然汪精卫在重庆一再发表对日和谈的言论，“而重庆及各省何寂寂未闻有反对者，岂多表同情乎？抑畏惧不敢言乎？”这的确令陈嘉庚感到担心和焦虑。

当时，正值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即将在重庆开幕，为公开揭露汪精卫的妥协投降阴谋，并以此警示他人切勿步其后尘，陈嘉庚遂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从新加坡向大会提前发来了一份反对求和的电报提案，其意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该提案在会议开幕后即获通过，成为掷向汪精卫的一颗重磅炸弹，给了国民党内妥协投降势力以当头棒喝。对此，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曾指出：“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长期以来，关于陈嘉庚这一提案的表述，一直有众多版本，特别是大会最后通过的文本，有的说是“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有的说是“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虽大都认为是11个字，但却莫衷一是。究其来历，主要是根据邹韬奋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上连载的《抗战以来·“来宾”开炮》一文，以及陈嘉庚在1943－1945年撰写的《南侨回忆录》中《提案攻汪贼》一节而来。但这都是当事人的事后回忆，并不十分准确。

2007年7月，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筹建办公室在搜集资料时，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国民参政会档案中，发现了陈嘉庚这一提案的办理案卷及电报原文，从而为我们揭开了该提案的历史真相：1938年10月26日，陈嘉庚从新加坡致电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一份针对汪精卫的电报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望“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正式开幕，会议秘书处根据陈嘉庚的要求，将其提案拿到会场征求签名联署，褚辅成参政员首先表示赞成并签押，结果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联署人数就已达到会议所要求的20位，遂成为正式提案，提交大会讨论。从会议秘书处所拟决议案中可以看出，该提案的表述至少进行了三次精简和修改，先是将30字原文精简为“日寇未退出前不得谈和平”11个字，后又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13个字，最后改定为“公务员不得谈和平”8个字，并最终为大会所通过，成为正式决议案。

依照国民参政会的惯例，提案在交付会议讨论及通过后必须由议长当众宣读。时任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明知该提案是针对自己的，却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当众宣读。这使汪精卫极为尴尬和狼狈，“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气非常的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当然，也有“汪记”朋友站出来反对此提案，其中最卖力者为梁实秋，竟然当场为汪精卫辩护。但在国民参政会闭幕时，梁实秋一出会场便遭到百余名爱国学生的包围殴辱。

国民参政会最后通过的“公务员不得谈和平”8字决议案，与长期广为流传的“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11字提案，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但皆是对陈嘉庚最初30字提案的提炼和精简，并没有违背其原意。因此，无论哪一种表述，皆已载诸史册，必将流芳百世。

　缉拿汪精卫“以正国法”

陈嘉庚得知汪精卫公开投敌的消息后，于12月31日致电蒋介石，严正指出：“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灭亡。汪固深知此义，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居议长，岂竟充耳弗闻，乃敢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殆谓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悬，非彼莫属耶？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敬乞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在多次派人规劝汪精卫改弦易辙无效后，不得不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以汪精卫“艳电”“对国是妄作主张，危害党国”，决议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据此，蒋介石于1月4日复电陈嘉庚，表示对汪精卫附逆之事，“中央已有处置，业经宣布，计当阅及，吾人必从抗战胜利，争取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此为已定国策，决无变更，希转达侨胞，一致淬砺，努力赞助，为盼。”

汪精卫虽被开除党籍，但并未下令通缉，以正国法。这令陈嘉庚非常失望，于4月13日亲自致电国民政府并转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和国民参政会，进一步指出：“汪精卫叛国求和，罪情重大，实古来奸贼所未有。丁兹抗战救亡，胜负未决，暴敌狡计，利在以华制华。汪与党羽，因中央宽假，得脱身离境，乃复发出艳电，冀摇人心。全国上下，莫不痛恨，咸谓中央必能严令通缉，以正典刑，不意仅革党籍，未及国法，而汪又竟无悔祸意，非但不肯出洋，敛迹思过，尚广布爪牙，巧肆簧舌，外则加紧勾结敌人，内则阴图颠覆政府。此而不诛，何以励众。”

陈嘉庚强调指出：“若曰汪有前功，卖国便可无罪，且为党之副总裁，应特别包涵，虽中央宽大为怀，欲留余地，然此于法于理，皆属失当。盖汪既不忠总理，出卖民族，则为党之罪人，国之奸贼，过去任何高功，亦不容赦。现汪虽逃外境，以避国法，而中央为正内外视听，国法仍不可不行。至所谓宽大为怀，亦须待抗战胜利以后。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战区受难同胞，无虑数千万，蒋委座复锐意推动精神总动员，而独容汪贼及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胞众所莫解，仅布区区，尚祈对汪贼严加惩处，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4月25日，蒋介石复电陈嘉庚，冠冕堂皇地表示：“中央对于叛国附敌者，自必酌察情形，严加制裁，然国法未施，已为天下共弃，亦足以垂炯戒，尚希酌本此旨，善慰侨胞，为幸。”对此答复，陈嘉庚当然不会满意。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他绝对不能容忍汪精卫的叛国投敌行为，于是亲自采取行动，在海外华侨中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汪运动。

1939年8月28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表第21号通告《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事》，在历数了汪精卫投敌卖国的六大罪状后，指出：“汪贼卖国求荣，早为天下共弃，我侨捐资救难，不达最后胜利不止，当不为妖言所迷惑也。辨奸讨逆，亦为天职，输财救国，勿止中途，有厚望焉。”

在陈嘉庚讨汪斗争的影响和推动下，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侨还开展了“反汪宣传周”活动，他们组织了数十个反汪宣传队，深入华侨社会，召开各种反汪会议，印发各种反汪宣传品，演出反汪街头剧等，参加反汪的各界侨胞达170多万人次。这场声势浩大的海外反汪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汪精卫的叛国投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