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不僅是一位成績卓著的華僑實業家，更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1938年10月，陳嘉庚針對汪精衛的對日妥協投降活動，曾通過電報形式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了一份怒斥汪精衛對日求和的著名提案，被鄒韜奮稱爲“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規勸汪精衛“抗戰到底”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正當數百萬愛國將士在前方不怕流血犧牲奮戰沙場，後方廣大愛國同胞和海外僑胞全力支援祖國抗戰之際，在國民黨內卻出現了一股逆抗戰潮流而動的暗流。其中，汪精衛以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的身份，組織所謂“低調俱樂部”，鼓吹“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投降論調，公開表示“願意接受各國的和平調停和日本的和平條件”，主張對日妥協。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以後，陳嘉庚就曾多次風聞汪精衛主張與日本妥協，但他不相信真有其事，因爲他與汪精衛早年在新加坡相識，知道汪精衛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過同盟會和辛亥革命，是一位革命志士，哪能幹出漢奸國賊之事？後來，陳嘉庚又聽說汪精衛已通過德國駐華大使接洽與日言和之事，但是否屬實，仍無從得知。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路透社電訊傳出“汪精衛發表和平談話”的消息，陳嘉庚才略信前所風聞事出有因，於是便以“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主席的名義，於10月22日直接向汪精衛發電詢問，以探虛實：“敵暫時得意，終必失敗，路透社電傳先生談和平條件。僑衆難免誤會，謂無抗戰到底決心，實則和平絕不可能，何若嚴加拒絕，較能振奮人心也。”

10月23日，汪精衛覆電陳嘉庚，狡辯道：“中國爲抵抗侵略而戰，故對外向無拒絕和平之表示，……蓋抵抗侵略，與不拒絕和平，並非矛盾，實乃一貫，和平條件如無害中國之獨立生存，何必拒絕，否則，中國自無接受之理，中國之立場如此，決心如此，光明正大，絕無絲毫屈服之意，僑胞誤會，尚祈開示爲荷。”

陳嘉庚接電後始信有關傳聞屬實，此時外電更是紛傳國民政府“現正與日寇議和平條件，蔣委員長將辭職”。這使陳嘉庚感到情勢危急，於10月25日再次致電汪精衛，規勸道：“先生居重要主位……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關係至大，倘或失誤，不特南僑無可諒解，恐舉國上下，皆不能諒解，昨日路透電謠傳，和平將實現，蔣公將下野，世界觀聽爲之淆亂，可不警懼耶，萬望接納老友忠告，嚴杜妥協之門，公私幸甚。”

10月26日，陳嘉庚接到國內關於汪精衛力主妥協投降的確切消息後，怒不可遏，當即又致電責問道：“頃接國內可靠消息，先生主和甚力，……今日國難愈深，民氣愈盛，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繼續抗戰，終必勝利，中途妥協，實等自殺，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試問誰肯服從，勢必各省分裂，無法統攝，不特和平莫得實現，而外侮內亂，將更不堪設想，坐享漁利，惟有敵人。嗚呼，秦檜陰謀，張昭降計，豈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實何哉！先生長參議會，猶記通過擁護最高領袖抗戰到底之議決案否，態度驟變，信用何在，二次之會，又何必開，海外全僑，除漢奸外，不但無人同意中途和平談判，抑且聞訊痛極而怒，料國內羣情，亦必如是，萬乞俯順衆意，宣佈擁護抗戰到底，拒絕中途妥協，以保令譽，而免後悔，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當天，汪精衛覆電，繼續辯解道：“侵略國破壞和平，被侵略國保障和平，抵抗侵略，國內之團結，國際之援助，全恃此爲立足點，此爲中央一貫之方針，無論何時，均有闡明之必要，當此危急存亡之際，謠言繁興，尤賴明識辯正之也。”至此，陳嘉庚已知汪精衛妥協投降之意無可挽救，便將二人來往五份電報均交各報發表，使其公之於衆，以正視聽。

　怒斥汪精衛“漢奸國賊”

陳嘉庚深恐汪精衛的妥協投降舉動，會影響和動搖國民黨堅持抗戰的決心，因爲他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雖然汪精衛在重慶一再發表對日和談的言論，“而重慶及各省何寂寂未聞有反對者，豈多表同情乎？抑畏懼不敢言乎？”這的確令陳嘉庚感到擔心和焦慮。

當時，正值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即將在重慶開幕，爲公開揭露汪精衛的妥協投降陰謀，並以此警示他人切勿步其後塵，陳嘉庚遂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從新加坡向大會提前發來了一份反對求和的電報提案，其意爲“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該提案在會議開幕後即獲通過，成爲擲向汪精衛的一顆重磅炸彈，給了國民黨內妥協投降勢力以當頭棒喝。對此，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鄒韜奮曾指出：“這寥寥十一個字，卻是幾萬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長期以來，關於陳嘉庚這一提案的表述，一直有衆多版本，特別是大會最後通過的文本，有的說是“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有的說是“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雖大都認爲是11個字，但卻莫衷一是。究其來歷，主要是根據鄒韜奮1941年在香港《華商報》上連載的《抗戰以來·“來賓”開炮》一文，以及陳嘉庚在1943－1945年撰寫的《南僑回憶錄》中《提案攻汪賊》一節而來。但這都是當事人的事後回憶，並不十分準確。

2007年7月，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籌建辦公室在蒐集資料時，從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的國民參政會檔案中，發現了陳嘉庚這一提案的辦理案卷及電報原文，從而爲我們揭開了該提案的歷史真相：1938年10月26日，陳嘉庚從新加坡致電重慶國民參政會祕書處，提出一份針對汪精衛的電報提案：“日寇未退出我國土之前，凡公務員對任何人談和平條件，概以漢奸國賊論”。望“乞代徵求參政員足數同意並提請公決”。

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正式開幕，會議祕書處根據陳嘉庚的要求，將其提案拿到會場徵求簽名聯署，褚輔成參政員首先表示贊成並簽押，結果短短几分鐘的時間，聯署人數就已達到會議所要求的20位，遂成爲正式提案，提交大會討論。從會議祕書處所擬決議案中可以看出，該提案的表述至少進行了三次精簡和修改，先是將30字原文精簡爲“日寇未退出前不得談和平”11個字，後又改爲“日寇未退出我國土前不得言和”13個字，最後改定爲“公務員不得談和平”8個字，並最終爲大會所通過，成爲正式決議案。

依照國民參政會的慣例，提案在交付會議討論及通過後必須由議長當衆宣讀。時任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明知該提案是針對自己的，卻也不得不硬着頭皮當衆宣讀。這使汪精衛極爲尷尬和狼狽，“面色突變蒼白，在傾聽激烈辯論時，神氣非常的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當然，也有“汪記”朋友站出來反對此提案，其中最賣力者爲梁實秋，竟然當場爲汪精衛辯護。但在國民參政會閉幕時，梁實秋一出會場便遭到百餘名愛國學生的包圍毆辱。

國民參政會最後通過的“公務員不得談和平”8字決議案，與長期廣爲流傳的“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11字提案，雖然在文字表述上存在一定差異，但皆是對陳嘉庚最初30字提案的提煉和精簡，並沒有違背其原意。因此，無論哪一種表述，皆已載諸史冊，必將流芳百世。

　緝拿汪精衛“以正國法”

陳嘉庚得知汪精衛公開投敵的消息後，於12月31日致電蔣介石，嚴正指出：“汪精衛甘冒不韙，公然贊同日寇亡國條件，稽其行跡，不僅爲總理之叛徒，抑且爲中華民族之國賊，我公廬山宣言，抗戰到底，全國擁護，已成抗日鐵案，中途妥協，等於滅亡。汪固深知此義，最近參政會決議，公務員中途言和，即爲漢奸國賊，汪身居議長，豈竟充耳弗聞，乃敢棄職離都，背黨叛國，殆謂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懸，非彼莫屬耶？此而不誅，何以勵衆，更何以根絕效尤。敬乞我公宣佈其罪，通緝歸案，以正國法，而定人心，八百萬華僑，擁護抗戰到底。”

1939年1月1日，國民黨在多次派人規勸汪精衛改弦易轍無效後，不得不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以汪精衛“豔電”“對國是妄作主張，危害黨國”，決議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據此，蔣介石於1月4日覆電陳嘉庚，表示對汪精衛附逆之事，“中央已有處置，業經宣佈，計當閱及，吾人必從抗戰勝利，爭取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此爲已定國策，決無變更，希轉達僑胞，一致淬礪，努力贊助，爲盼。”

汪精衛雖被開除黨籍，但並未下令通緝，以正國法。這令陳嘉庚非常失望，於4月13日親自致電國民政府並轉中央黨部、軍事委員會和國民參政會，進一步指出：“汪精衛叛國求和，罪情重大，實古來奸賊所未有。丁茲抗戰救亡，勝負未決，暴敵狡計，利在以華制華。汪與黨羽，因中央寬假，得脫身離境，乃復發出豔電，冀搖人心。全國上下，莫不痛恨，鹹謂中央必能嚴令通緝，以正典刑，不意僅革黨籍，未及國法，而汪又竟無悔禍意，非但不肯出洋，斂跡思過，尚廣佈爪牙，巧肆簧舌，外則加緊勾結敵人，內則陰圖顛覆政府。此而不誅，何以勵衆。”

陳嘉庚強調指出：“若曰汪有前功，賣國便可無罪，且爲黨之副總裁，應特別包涵，雖中央寬大爲懷，欲留餘地，然此於法於理，皆屬失當。蓋汪既不忠總理，出賣民族，則爲黨之罪人，國之奸賊，過去任何高功，亦不容赦。現汪雖逃外境，以避國法，而中央爲正內外視聽，國法仍不可不行。至所謂寬大爲懷，亦須待抗戰勝利以後。今日前方將士，浴血揮戈，後方民衆，臥薪嚐膽，戰區受難同胞，無慮數千萬，蔣委座復銳意推動精神總動員，而獨容汪賊及其黨羽，逍遙法外，實南洋八百萬僑胞衆所莫解，僅布區區，尚祈對汪賊嚴加懲處，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4月25日，蔣介石覆電陳嘉庚，冠冕堂皇地表示：“中央對於叛國附敵者，自必酌察情形，嚴加制裁，然國法未施，已爲天下共棄，亦足以垂炯戒，尚希酌本此旨，善慰僑胞，爲幸。”對此答覆，陳嘉庚當然不會滿意。爲了國家和民族的生存，他絕對不能容忍汪精衛的叛國投敵行爲，於是親自採取行動，在海外華僑中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討汪運動。

1939年8月28日，陳嘉庚以南僑總會的名義發表第21號通告《爲揭發國賊汪精衛之罪惡請僑胞毋爲妖言所惑事》，在歷數了汪精衛投敵賣國的六大罪狀後，指出：“汪賊賣國求榮，早爲天下共棄，我僑捐資救難，不達最後勝利不止，當不爲妖言所迷惑也。辨奸討逆，亦爲天職，輸財救國，勿止中途，有厚望焉。”

在陳嘉庚討汪鬥爭的影響和推動下，新加坡和馬來亞華僑還開展了“反汪宣傳週”活動，他們組織了數十個反汪宣傳隊，深入華僑社會，召開各種反汪會議，印發各種反汪宣傳品，演出反汪街頭劇等，參加反汪的各界僑胞達170多萬人次。這場聲勢浩大的海外反汪鬥爭，有力地打擊了汪精衛的叛國投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