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6日，世貿組織總理事會在日內瓦舉行年內第三次會議。美國常駐世貿組織大使謝伊根據美方會前提交的文件對中國經濟模式進行指責，中國常駐世貿組織大使張向晨予以駁斥。這是中美大使繼5月8日後在總理事會上再次交鋒。張向晨大使發言如下：

　　一、張向晨大使第一次發言

　　主席先生，

　　剛纔，美國謝伊大使的發言，一下子讓總理事會變得火藥味十足。我們應該感謝他，是他提醒我們現在處於多邊貿易體制的空前危機當中，大家不能再悠閒地坐在湖畔享受夏日微風了。我特別要感謝他，7月13日就把美國擬提交的《中國貿易破壞性的經濟模式》文件發給我，使我能夠提前消化它。但遺憾的是，這並非是什麼佳餚美饌，而是味同嚼蠟。

　　我該如何回應呢？貿易政策審議是成員間相互評估貿易政策的機制，世貿組織第7次對華貿易政策審議剛剛結束，我的同事王受文副部長已經回答了美國文件中的很多問題。如果有人願意在別的機制下批評其他成員的貿易政策，我不持異議。你若意猶未盡，我願洗耳恭聽。儘管我不認爲世貿組織是討論成員經濟模式的恰當場所，我還是選擇不阻攔總理事會議程的通過，阻礙正常程序使一個機構不能正常運轉，那不是中國人的行事風格。針對美國文件裏的指責，我完全可以重申中方在審議中的立場：中國的國有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危機造成的需求收縮，中國沒有強制性技術轉讓的法律規定，中國的產業政策是指導性的，中國嚴格履行了入世承諾，中國執行了所有爭端解決的裁決，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方面依然任重道遠，等等，然後打烊收工。但是這樣做好像有些對不住那些起草文件的美國同事，他們畢竟花了不少功夫。來而不往非禮也。美國文件長達十幾頁，做出回應大約需要30分鐘。我一向不願意作冗長髮言，但今天懇請大家諒解。

　　對待批評，被批評者應當虛懷若谷，從善如流。不管批評意見多麼尖銳，是否與事實相符，都應本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來對待。我和我的同事之間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請相信我有接受批評的氣量。

　　批評者也應當遵守一些原則，比如，實事求是，不亂扣帽子，使用正確的事實和正確地使用事實，論據和結論之間要有清楚的邏輯關係。這樣的批評才容易讓人信服，纔有可能產生好的效果。

　　可惜，美國的文件並沒有做到這些。我舉幾個例子：

　　第一，把自己的想法當作別人的立場甚至多邊規則。

　　1992年，當中國宣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我記得清清楚楚，就在旁邊的Room W會議廳，當被問及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代表回答，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市場經濟。26年過去了，我們從未改變過自己的觀點。至於有些人認爲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會改旗易幟，那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而已。世界上市場經濟不只有一種模式，中國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市場經濟道路，並且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管別人說什麼，我們都會堅定不移地沿着這條道路走下去。

　　美國謝伊大使剛纔使用了“中國經濟的非市場性質”的概念，然而翻遍世貿規則，我們找不到所謂“市場經濟”的定義。世界上也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市場經濟”標準。世貿規則沒有賦予任何成員以這樣特殊的權利，把自己的經濟模式作爲“市場經濟”的樣板，一旦有哪個國家不肯照搬，就是“非市場經濟”。

　　如果說“非市場經濟”這個議題還有什麼意義的話，就是它再次提醒我們，還有成員，包括美國，不顧世貿規則和自身承諾，根據國內法的所謂“市場經濟”標準，在反傾銷調查中對其他成員使用“替代國”做法。我願藉此機會再次敦促這些成員，“有約必守”，請履行你們17年前的承諾。

　　美方文件第1.5段只引用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卻故意漏掉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表述。而承認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恰恰是中國和世貿組織成員開展正常經貿往來的經濟體制基礎。請讓我完整地引用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段話，“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着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同樣，美方文件前言部分引用《馬拉喀什宣言》時，只提及“基於開放、市場導向的政策”，卻有意遺漏了“和基於烏拉圭回合協定和決定確定的承諾”。這後半句話至關重要，每個成員都有國內的政策目標，多邊貿易談判的結果是各成員國內政策和世界貿易自由化進程之間的平衡，這種平衡反映在各項規則和成員關稅減讓表以及服務貿易減讓表當中，其中包含了各成員合法的管理政策和措施。說的簡單一點，世貿組織是一套通過談判形成的契約，我們依據契約的規定行事，契約之外，則是各自的自由空間。

　　中國憲法第十六條對國有企業的自主經營權做了明確規定。美方文件花了大量筆墨試圖說明政府對企業的“控制”，但卻沒能提供政府幹預企業正常經營活動的證據。我曾就這個問題與一位美國高級官員辯論，他也未能提供證據，最後他說，控制不是科學而是藝術。話說至此，辯論當然無法繼續，但我在心裏卻不能認同成千上萬的中國企業是由一羣藝術家控制的觀點。在座的很多同事都清楚，美國真正的目的不只是想證明中國企業受政府控制，而且希望建立這樣一種邏輯關係，即因爲企業受控制，所以它們是履行政府職權的“公共機構”，應承擔相應世貿組織協定比如補貼協定下的義務。可惜，這種邏輯被世貿組織上訴機構駁回了。上訴機構在DS379案的裁決中明確指出，“不能僅僅因爲一個實體的所有權性質或者是否受政府控制來認定該實體是公共機構。”我知道美國同事一直對輸掉這個官司耿耿於懷，但上訴機構的裁決不容挑戰。

　　讓我再舉一個例子，文件第一部分第1.14段，美國批評中國將“社會信用體系”作爲“監控在華企業的新工具。”而實際上中國探索建立社會信用體系是爲了營造公平誠信的市場環境，中國的做法借鑑了德國、法國等60多個國家建立公共徵信系統的經驗。難道僅僅因爲這個系統和美國的信用系統有所區別就成了控制企業的工具？

　　第二，評價政策性質和影響的標準缺乏一致性。

　　發達國家是產業政策和補貼的發明者和主要使用者。正是18世紀末美國漢密爾頓的《製造業報告》開啓了制定產業政策的先河。今天美國的《先進製造業夥伴計劃》（AMP）《信息高速公路計劃》（NII）等不就是美國的產業政策嗎？根據美國補貼監控組織“好工作優先”統計，2000-2015年這15年間，美國聯邦政府以撥款或者稅收抵免形式至少向企業補貼了680億美元。

　　像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也制訂了一些戰略、規劃和產業政策，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在美國這份文件裏，中國的規劃和產業政策成了無所不能的神器，這顯然是誇大其詞。如果真是那樣，各國就只要競相制定產業政策文件就好了，根本不用花氣力提高生產能力。我做過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參與過一些規劃的制訂。不久前一位過去的同事來看我，他既有些疑惑又有些驚喜地對我說，“以前常爲自己參與的規劃實際影響有限感到沮喪，現在有人說這些規劃改變了中國、震動了世界，真沒想到自己有那麼的厲害。”我對他說，“醒醒吧，人家拿你說事呢。”

　　第三，論據和論點之間沒有邏輯關係。

　　中國農業農村部的屈冬玉副部長是我的朋友，他本人是一位農業科學家。不久前他來日內瓦開會，我問他科學家說話和一般人有什麼區別，他說可能會更具有描述性，因爲科學家不會輕易地下結論。我們不能按照科學家的標準要求所有人，但做出一項判斷時總不能過於草率。

　　美方文件第二部分第2.9段的論點是中國的計劃經濟越來越多，使用的證據是有多達幾千家的機構參與了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在我看來，這個論據只能說明中國產業政策是在廣泛徵求意見基礎上制定的，是公開透明的。

　　文件第四部分“中國從其經濟模式中受益”有幾處使用了正確的事實，比如“中國抓住了加入世貿組織的機會快速發展了自己的經濟”，還有，中國製造業成本低廉的原因是“規模效應和更先進的供應鏈”。但從這些事實，一下跳到了質疑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並指責中國“拒絕爲全球貿易自由化做貢獻”的結論，中間沒有任何因果分析，也讓人根本看不出美國似乎想說明的中國是如何“利用發展中國家身份”獲益的。所有的國家加入世貿組織都是爲了發展自己的經濟，這也是《世貿組織協定》序言中確定的宗旨。中國之所以能夠爲全球發展做出貢獻，恰恰因爲一方面致力於自身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致力於與其他國家分享發展機遇。

　　第四，論據的選擇和使用缺乏嚴謹的態度。

　　我不僅讀了美方文件的正文部分，也看了它的88個腳註，有些腳註裏的內容現在還沒找到。我的同事說也許因爲我是巨蟹座的，所以特別關注細節。但這裏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魔鬼在細節裏。一份文件如果腳註有問題，論據就靠不住，論點就值得懷疑。請讓我分享幾個發現：

　　文件第一部分第1.3段稱中國限制市場力量發揮作用，其依據是腳註2的中國《物權法》，而《物權法》明明規定“支持、鼓勵、引導”非公有制發展。爲什麼在美國同事的眼裏，“支持、鼓勵、引導”卻等同於打壓、限制和干擾呢？

　　文件第三部分“非互惠和封閉的市場”這一節和其他部分有個不同之處，三段文字竟然沒有一個腳註。我想可能是不太好找吧，與此結論相反的腳註卻很容易找，我忍不住想幫忙提供幾個：201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爲34%。中國是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剛剛向總理事會提交的《中國與世貿組織白皮書》（WT/GC/W/749）中隨處可見。還有，謝伊大使擔任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副主席時聯合簽署的委員會2013年度報告指出，“中國航空航天、汽車工業和農產品等行業的需求增長支撐了美國出口”。如果中國是一個非互惠和封閉的市場，美國產品是怎進去的呢？

　　對文件3.5段產能過剩這部分，我也願意貢獻一個腳註。聖加倫大學教授伊文尼特（Simon Evenett）5月3日發表了一篇文章《不要對製造業產能過剩問題惱羞成怒》，裏面提到中國對G20成員出口產品的86%都不是來自所謂的產能過剩行業。他所參與的全球貿易預警（Global Trade Alert）項目對16家中國和31家其他國家的上市鋼鐵公司財務報告進行了研究，發現中國公司獲得的補貼佔銷售收入的比例只有不到0.4%，而很多其他國家公司獲得的補貼比這高得多。

　　主席先生，我想我應該結束對美方文件的評論了。對美方提交的另一份文件《2017年中國履行世貿組織承諾報告》，我想我已經沒有必要再去評論了。對於我剛剛評論的這份文件，我爲參加起草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同事感到難過，我對他們很尊重，我指出其中存在的部分問題是爲了澄清事實，改進批評的質量。我當然知道這和他們的專業水平和努力程度沒有關係。誰都明白，先入爲主，寫出來的東西必然有失水準。

　　中國古代有個三人成虎的故事，不存在的事實說的次數多了就有人相信，扣帽子的人也許正希望產生這種效果吧。但我認爲很可能會事與願違，由中國《戰國策》裏的搖脣鼓舌者變成《伊索寓言》裏喊“狼來了”的放羊娃。因爲事實和真相終歸無法掩蓋和改變。我對媒體說過，有人批評中國是重商主義者，可是你見過主動降低關稅的重商主義者嗎？你見過組織進口博覽會鼓勵進口的重商主義者嗎？

　　大家都清楚，在目前世貿組織面臨的空前挑戰中，哪個國家的貿易政策纔是真正具有破壞性的。以國家安全爲藉口限制鋁和鋼鐵貿易的“232條款”措施和以國內法爲依據單方面提高關稅的“301條款”措施，如果拿剛剛結束的世界盃足球賽做比喻，這些措施顯然都屬嚴重犯規，應受紅牌處罰，而此時美國還在阻撓上訴機構成員作爲裁判上場執法。

　　前面提到，我並不太在乎批評者的態度，即使是不負責任的指責和攻擊，也可以一笑置之。過去捱打，使上幾輩中國人發奮圖強；現在捱罵，讓這一代中國人頭腦清醒。而對於世貿組織來說，要找到解決成員分歧的方式必須通過平等協商，就問題的根源、性質、影響及與世貿組織規則的關係達成一致，施壓、抹黑、妖魔化都無濟於事。

　　我們從未否認過中國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問題，中國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我們的工作還存在許多不足，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對有益的批評和建議我們求之不得，如飢似渴。在對華貿易政策審議中，很多成員向中國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在座的同事都聽了瑞士大使尚博文（Didier Chambovey）先生作爲引導人的評論，我認爲他的評論是建立在深入考察、客觀分析基礎之上的真知灼見。他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世貿組織成員具有多樣性，有着各自不同的經濟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管理貿易投資的框架。但在這種多樣性當中，有一種共同的東西，即大家都相信市場的力量，儘管程度有所不同。”他指出的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發展和處理好市場與政府作用關係方面中國所面臨的諸多挑戰，正是我們今後改革的重點。對於這種中肯的意見，我們會心悅誠服地接受。對於這種以嚴謹的態度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我們願意把他們當作我們的先生，隨時向他們請教。

　　謝謝主席先生。

　　二、張向晨大使第二次發言

　　聽了其他成員的發言和謝伊大使的第二輪發言，我覺得有必要對我剛纔講的做一個小結。評論其他成員的經濟貿易政策及其與世貿組織的關係，我認爲批評者應具有自省精神和邊界意識。

　　孔子說過“不遷怒”。不能因爲自己的問題衝別人發火。任何所謂的結構性問題歸根到底都是國內問題。例如，不解決美國儲蓄率低的問題，貿易逆差是不可能根本解決的。在批評別人的時候不要忘記自己是怎麼走過來的，像發達國家一樣，發展中國家保護知識產權水平的提高需要一個過程，發展中國家也需要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幫助實現工業化，像巴基斯坦的沙淘奇 （Tauqir Shah）大使說的不能做過河拆橋、上房抽梯的事。

　　老子說過“知止不殆”。世貿組織的職責和我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應當聚焦那些成員普遍關注並且能夠取得進展的領域，而不要做那些世貿組織管不着、管不了和我們自己力所不逮的事情。

　　我們當然應該考慮世貿組織的未來，研究如何使多邊貿易體制適應全球化的變化，在此方面中國願意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貢獻。但是，世貿組織的當務之急，是制止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蔓延，讓爭端解決機制恢復正常運轉，讓貿易戰儘快停下來，而不是轉移視線和尋找替罪羊。

　　謝謝主席先生。

（原標題：張向晨大使在世貿組織總理事會上反駁美國對中國經濟模式的指責）

責任編輯：張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