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三国志》开篇对曹操的介绍很简单：“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参之后......莫能审却生出本末。”“年二十，举孝廉为郎。”从以上文字可见，曹操出身官宦世家，二十岁的时候举孝廉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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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说说什么是“举孝廉”，这是曹操踏入仕途的门槛。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自古“忠孝”一词，由孝及忠，是儒家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朝统治者政治思想统治的基础。统治者就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政治基础，进而达到“推孝为忠”的结果，形成对等级制度的维护和思想灌输。

“举孝廉”起源于汉武帝刘彻，后来成了汉代人走向仕途的重要通道之一。是汉代察举制选官任官的一种，除了“举孝廉”为官，还有茂才、明经、有道、方正等方式，在此就不一一说明了。曹操二十岁就被举孝廉出仕，又如何认定他的忠孝呢？要知道，按照举孝廉的程序原则，当时能够举孝廉出仕的人平均年龄均在五十岁左右。这不难理解，自己的前半生因为孝道父辈才能有所察举，一个毛头小子，尚刚为成人，怎么察举他的孝廉举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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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曹操举孝廉出仕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缺乏足够的史料证明。如此，在曹操平定北方之后，手握大权，对皇帝之位唾手可得之时，然，儒家思想仍然是整个社会的思想基础，“推孝为忠”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况且曹操举孝廉出仕本身就充满疑云，他就更不能废掉汉献帝而自立，那不是摆明否定整个社会的基本思想政治基础吗？纵观东汉末年后期，董卓等人行汉皇室废立，惹得天下豪强并起反对，没有一个是好下场的，行废立都如此，就更不用说取代汉室自立了，曹操其实也很忌讳。

其次，我们来看看东汉末年的基本政治生态。东汉中、后期，后宫太后称制、外戚干政，幼年继位的皇室幼主只能借助宦官才能亲政，史称戚宦之争。东汉朝廷日益腐败，而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

汉桓帝、汉灵帝在位时，昏庸无道、横征暴敛、农民不堪重负。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才将民变基本平定，但却导致了地方豪强拥兵自重。初平元年，又起董卓之乱，从此朝廷大权旁落，揭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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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虽出身官宦世家，但却是豪强眼中的“另类”，因为他自出仕之日起，就对豪强给予严厉打击。要知道，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主要的政治基础就是世族豪强。到曹操掌握大权后，即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

反观袁绍，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大、兵多、粮足，终为曹操所败。

从依靠豪强到打击豪强无疑是缓解阶级矛盾的重要举措，曹操显然不能将这个名声直接背到自己身上，这个过程势必是漫长和痛苦的，是“皇室政府行为选择”，曹操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是他知道称帝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而是一个铺垫准备的漫长过程，他知道暂时不称帝有利于他奠定更加牢固的权力基础，为将来曹丕称帝创造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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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天下格局。曹操官渡之战后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而在南方，汉朝皇室的后裔刘备和江东孙权与曹操形成汉末最大的三股势力。赤壁一战，让曹操对统一天下有了新的认识，对于南方的刘备和孙权，曹操还没有绝对的信心完成统一。

即使后来曹丕称帝后，多次发动了对东吴和蜀汉的战争，但都未能如愿，如此看来，曹操当时未能在赤壁之战中取胜，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刘备以“匡扶汉室”为政治口号，孙权三世立于江东，天下诸侯并起的政治口号多是以辅助汉朝皇室为主，黄巾军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最终还是被诸侯镇压了的，董卓行汉室废立成为天下标靶，袁绍和韩馥也想立刘虞为帝，名义上都是在维护汉室，打自己的权力算盘。曹操多次对董卓的行为义愤填膺，对袁绍韩馥立刘虞为帝也十分不耻，他又如何自己来称帝，废黜汉王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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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样，曹操就会被天下人耻笑成出尔反尔不说，像刘备孙权等皆可以所谓正统的名义给予曹操军事和政治上的压力，曹操没有必要惹下众怒。

曹操真不想称帝吗？我看未必，时机和条件不成熟是曹操不称帝的主要因素，以上三点可谓主论，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他是在为曹丕称帝打基础，而他自己，单单从“举孝廉”出仕这一关来说，都还没有过。

这就是曹操的隐忍的智慧，可是现实的困境也令他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