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很多人在讨论宋朝的灭亡时，往往把很大一部分罪责都推到宋徽宗和宋高宗等人身上。其实，宋朝灭亡的种子在这个朝代开创之初就已经埋下来，始作俑者就是宋太祖和宋太宗两兄弟。

宋太祖收兵权、集君权的政-策开启了北宋的政-治模式，而他弟弟赵光义在这方面，则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在收兵权的力度上比老哥强得多，可谓花样翻新、招式多变。他们自以为这招很牛逼，最终却搞垮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国家，开启了一个朝代“花式作死”的命运。

收兵权第一招：强干弱枝

宋太祖时就已经实行了强干弱枝的措施，置通判、转运使等，并开始以文臣治大藩。

宋太宗时，强干弱枝政-策的表现在于不仅罢支郡制，而且继宋太祖之后更加彻底地夺节度使的财权。自宋太祖设转运使掌管地方财赋，地方藩镇就无法在这一方面掌财了，但地方藩镇还有一条生财之道，就是回图贸易，并且可以免征税，财源并未断绝。

回图贸易是五代的旧习，在大藩镇的节度使都是大功臣，又是五代的遗臣，所以仍然存在这种旧习。宋太祖也因为他们是功臣和出于当初的军事需要而没能杜绝，但是到宋太宗时这种贸易就被禁止了。这样，节度藩镇不但不能再领支郡，连财源也被彻底控制了。

收兵权第二招：分藩镇将帅之权

在实行强干弱枝的同时，宋太宗还深入地贯彻执行太祖的政-策，派监军、判官等分将帅之权。监军、判官其职低于主官，但由于其负有特殊的监察使命，而往往显得职低权重。

雍熙三年（986），著名将领杨业与契丹交战，就是因为监军王侁的掣肘而被围遇害。杨业作为副帅却不能坚持自己的战略意见而妥协于监军，可见监军地位之显。而主帅潘美也一样，按照先前的部署应当去接应杨业。但听到杨业兵败就领军逃走了。从中可以看出，监军不但可以自由领兵来去，更可左右战略部署，对主帅的牵制非常大。至于通判其权力和地位也一样特殊，职虽低，位却高，权也重。

以上都是宋廷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监军、通判都无不显得其位高权重，也反映出主帅、知府作为一方将帅和长官受到的牵制是多么的大。这和罢支郡、控财赋一样是削武将兵权、政-权的一个重要措施。

收兵权第三招：以文制武，以文换武

宋太宗又一个制约武将的政-策是用儒臣治理藩州。太宗时期，科举取仕的人数比太祖时明显要多，每期科考都取仕数百人，如果以其中一部分通判诸州，都足以削夺知州之权。宋初节度使又往往知军州，在军队中设置监军，在州府里则设置通判，监军、通判对长官将帅的牵制如此大，这些武知州、节度使已没有权力可言。还不止于此，更大的调整是以文臣制武将，以文臣换武将，用近臣代武职，不但夺了节度大将的兵权，而且彻底地夺了他们的政-权，使他们只剩下图有虚名的空衔。

收兵权第四招：遥控作战

北宋自统一至灭亡，一直都处在不断的对外防御和征战中，宋太宗时，每逢将帅出战，宋太宗就授之方略或阵图，以自己的主观思维来部署尚未知变的战争，这可能就是最早的遥控作战了。

宋太宗曾对寇准言：“至于疆场戎事，既安危所系，亦皆是朕一一躬自筹度，预为制置。”足见其对将帅之能的怀疑及过高地估计了自己。

宋太宗时期的将帅多为开国功臣，能征善战，但太宗对他们还是不信任，而要以自己的方略来约束将帅，可见宋太宗的防武之心之强。宋太宗不仅授方略，还授阵图，要求临战以阵图布置对敌，并没有考虑到天时、地利、人数之变。喜欢摆阵、授阵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认为他的战阵不可匹敌。

这种阵图约束将帅的作战思维，除了担心将帅不能取胜、不信任他们的能力外，更担心他们在征战中会拥兵过重，造成尾大不掉的后果，进而威胁自己的统治。因此，宋太宗实行这种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兵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忌武、文治导致宋朝不堪一击

由于宋太宗的忌武和文治，使文武失调。在君权日益加强的同时不断地壮大军队，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却非常弱，冗兵而兵不精战。

同时由于宋太宗对武将实行的制约政-策以及他很强的忌武之心，使将权不专，也使武将因害怕受到皇帝的怀疑而不敢积极地表现。

宋太宗的这种只求内安而集权的政-策被他以后的继任者所继承和发展，在其以后的几位皇帝更是重文臣而轻武夫，使武将地位一落千丈。宋太宗实行对武将的制约政-策，在不断地集权的同时，也开启了武将在后面的几代中毫无地位的惨境，追溯宋亡的原因，败于太祖，而亡无疑是始于太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