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失敗後，中共中央決定派劉伯承到蘇聯學習。1927年11月，劉伯承偕同吳玉章等30餘人從上海登上了一艘蘇聯貨船，到海參崴上岸，住在一家旅館裏，等了約1個星期，第三國際派人來接，又乘火車到莫斯科。吳玉章入中山大學學習，劉伯承則進了高級步兵學校。這所學校在莫斯科東北角的紅色兵營，舊名列弗爾道渥。爲歡迎參加南昌起義的中國學員，學校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入學的那天晚上，禮堂裏燈火輝煌，中蘇同學濟濟一堂，首先由學校政治委員致歡迎詞，他說：“劉伯承是中國著名的軍事將領，南昌起義的參謀長，他和一批優秀軍官來本校學習，是本校的光榮。”劉伯承代表十多名一起入學的中國同志致答詞，感謝校方的熱情接待，他說：“我國革命事業暫時遭受挫折，黨派我們來到列寧的故鄉學習，這是極大的榮幸。我們要努力學習，勉作布爾什維克，國內的革命事業在等待着我們。”入學後，中國學員都取了俄國名字，劉伯承取名阿法納西耶夫，編在第16班。這個班30多人都是中國學員，有中共的組織，唐赤英爲支部書記，劉伯承、張西林、陳林爲支部委員。

劉伯承元帥

緊張的軍校生活開始了。在中國學員中，劉伯承年齡最大，他已經36歲了。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這一關。爲了能直接閱讀俄文書籍，直接聽懂蘇聯教官講課，他拼命地學俄文。在俄語中，“P”這個字母的發音是比較難的。劉伯承在剛開始認俄文字母時，有好幾天從早到晚一有時間就練“P”的發音。他抓緊一切課餘時間背單詞或整理筆記。他除自備單詞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手心中寫滿生詞，直到完全記熟後才另換新詞。同學們常見他一邊走路一邊背誦單詞。他認爲在廁所裏如不背單詞，就是浪費時間。碰到自己弄不懂的地方，就虛心向同學們請教。有的同學看他學俄文實在喫力，就對他說：“我給你翻譯吧。”他說：“老弟，那可不行，得自己學。”他看書時間長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疼了，也不休息，把假眼球摘下來，再接着看。晚上，同學們已熄燈就寢，他還獨自在走廊的燈光下，默默地認、記。莫斯科冬天的早晨，氣溫大都在零下15攝氏度左右。每天早晨，劉伯承都提前來到操場上朗讀俄語。同學們勸他不要起得太早，他說：“早起一會兒，第一不妨礙別人安寧，第二早晨空氣新鮮，容易記憶。”憑這種日以繼夜的頑強精神，俄語這一關終於被他攻克了。他在給川軍舊友王爾常的信中提到這一段學習生活時說：“餘年逾而立，初學外文，未行之時，朋儕皆以爲慮。目睹蘇聯建國之初尤饑饉，今日已能餉我以牛奶麪包。每思川民菜色滿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餘鑽研主義、精通軍事以報祖國之心。然不過外文這一關，此志何由得達？乃視文法如錢串，視生字如銅錢，汲汲然日夜積累之；視疑難如敵陣，惶惶然日夜攻佔之，不數月已能閱讀俄文書籍矣。”他這種爲革命而勤奮學習的精神，在當時的中蘇同學中傳爲美談。

蘇聯高級步兵學校設置的軍事課程有戰略學、戰術學、地形學、射擊學，政治課則學蘇共黨史和哲學。教官每天大約講授5小時，其餘時間自修。劉伯承攻克了俄文關，能直接聽教官講課，直接閱讀俄文教材，真是如虎添翼，學習有了長足的進步，各科成績都是優秀，只有實彈射擊例外。這是因爲他失去了右眼，左眼瞄準，右手握槍，很難配合得好。但他不灰心，不因自己傷殘而降低要求，經過一個時期的苦練，射擊考覈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績。學校裏有一條標語：“脫離理論的實踐是瞎實踐，脫離實踐的理論是死理論。”他對這條標語非常欣賞，成爲他治學的座右銘。

學習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當時的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總的是執行國際主義政策，但有的教官腦子裏不免殘留着沙皇時代的侵略擴張思想。一位教官講解什麼是邊界線，竟然說：“邊界線就是實力線，是實際控制線，是戰鬥線，是侵略目的線，是佔領有利地形爲自己的戰略服務線。”有次學校組織去參觀莫斯科革命博物館，裏面放着一個雕塑，一箇中國人跪着，趾高氣揚的俄國人一隻手揪着這個中國人的辮子，一隻腳踩在中國人的背上。劉伯承看後，心中十分不快。他向教官提出，這不符合國際主義精神，教官卻批評他有民族主義情緒。從此，劉伯承埋頭讀書，很少外出參觀。

1928年6月，劉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讓他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會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離茲維尼果羅鎮不遠的一座鄉間別墅。

大會主要是爲了總結大革命時期和“八七”會議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政治形勢，制定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政治路線和鬥爭策略而召開的。大會的主要報告有：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中國革命與中共任務》的政治報告，瞿秋白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報告，劉伯承作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李立三作農民與土地問題的報告，向忠發作職工運動的報告，並通過了相應的協議。

劉伯承報告分爲五個問題：一、帝國主義與豪紳軍閥封建制度，南北軍閥是代表什麼？二、軍閥制度本身的矛盾與必然的崩潰；三、軍閥軍隊的成分與其一般的情形；四、對軍閥軍隊工作；五、黨員軍事化。

在這五個問題中，他系統深入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軍閥制度產生的原因、本質及其組成狀況，指出由於各帝國主義侵華勢力和各軍閥集團對民衆的殘酷剝削、壓迫，以及他們之間的傾軋和爭鬥，造成了農民暴動、士兵暴動的條件。根據這些條件，他詳盡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開展兵運工作的意義、方針和辦法。他認爲，“共產黨軍事政治工作之一個首要的任務，便是要破壞並奪取統治階級之武裝力量，在陸海軍和警察中進行政治與組織的工作”，通過“在軍隊中成立黨的支部，和革命士兵們的組織，以使在該部隊中實行軍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佈到軍隊以便逐漸地擴大自己的影響，且於緊急的時候，把軍閥軍隊吸引到革命方面來”。這就是說，建設武裝和開展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必由之路。爲此，他呼籲全黨：“對於軍事，人人都要重視它、學習它，武裝工農，領導工農奪取政權”，“黨員軍事化，才能奪取政權，維護政權，鞏固政權，才能談到中國革命的勝利，世界革命的勝利”。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爲了認真總結中國共產黨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成立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專題委員會，劉伯承被指定爲南昌起義委員會的委員。他到蘇聯不久，就寫了一份《南昌暴動始末記》的報告。這份報告，詳細記述了南昌起義軍事活動的全過程，並對起義的得失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總結了四項“根本弱點”和八條“行動的錯誤”。

這四項弱點是：在發動時間上，沒有選擇在我黨力量上尚未遭到嚴重破壞的時刻；在起義空間上，沒有選擇在羣衆基礎廣泛的兩湖地區；在革命武裝數量上，沒有把軍事力量同羣衆力量結合起來；在革命武裝質量上，沒有切實加強起義隊伍的政治領導。八條錯誤是：黨的領導不力；未能發動農民一起奮鬥；作戰指揮不統一；對敵鬥爭不堅決；對敵我力量估量有錯誤；財政政策不明確；軍事人才準備不足；輿論宣傳不夠。這些意見，反映了劉伯承對革命武裝的高度重視和對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比較清醒的認識。

1928年下半年，劉伯承被調到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這是蘇聯的最高軍事學府，院長是愛迪曼上將。劉伯承一來到這座學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條大標語：“一切戰術要適合一定的歷史時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現了，則軍隊的組織形式與指揮也要隨之改變。”這對他的軍事思想有深刻的影響。伏龍芝軍事學院中國班共6人，與劉伯承同學的有左權、屈武、陳其科、黃滌洪、劉雲等。當時6個人都是共產黨員，成立一個支部，劉云爲支部書記。開設的課程主要有戰略、戰史（第一次世界大戰史、蘇聯內戰史）、軍事地理、俄文等。劉伯承學習軍事理論，善於和實踐結合起來學。每學一門課，他都認真聯繫過去參加過的戰鬥，從中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因此，無論是課堂提問、圖上作業或野外演習，他都表現出比別的同學學得紮實，理解得深。緊張的學習生活之餘，同學們喜歡看電影，或聽聽音樂。有一次劉伯承和大家一起看電影，電影的名字是《紅色銀花》，描寫中國人愚昧落後、懦弱麻木。衣衫襤褸、面黃肌瘦的中國人，心甘情願地跪在地上歡迎侵入新疆的俄國人。這個電影大大刺疼了劉伯承的民族自尊心，當場他就指出：這是對中國人的侮辱。校方再一次批評他有“民族主義情緒”。他深切感到弱國之民無地位，勉勵自己更加努力學習，爲改變祖國落後、屈辱的命運而奮鬥。以後，組織看電影或其他活動，他都不去了，一個人坐在宿舍裏看書。同學們叫他，他說：“來這裏學習，機會很難得，要爭取時間多學點東西。黨隨時都可能叫我們回去參加戰鬥，那時就沒有這麼安定的環境和時間了。”

劉伯承在蘇聯學習期間，非常關心國內的政治形勢。1929年春的一天，國內來人向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的人介紹了湘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情況，劉伯承聽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對同學屈武說，中國的武裝鬥爭已經有了一個好的局面，儘管困難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現在就回國，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朱德同志去一起戰鬥。他一再向屈武強調：“中國革命同蘇聯情況不一樣，中國一定要依靠農民，武裝農民；否則，中國革命是不會成功的。”

文章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