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號學術 | 從國外綜藝《老大哥》揭示真人秀的現代意義（上）

來源：Television & New Media

本文共5478字，閱讀需約11分鐘

1號按

真人秀節目是一種獨特的電視節目模式，在過去20年裏一枝獨秀地發展起來，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它的當代意義如何。真人秀節目在邏輯上經常被描述爲“新自由主義”。他們通常把參與者描述成對自己生活負責的、有進取心的主體，作者支持並擴展了這種解釋，認爲參與者所扮演的“普通人”的角色主要是執行競爭性的創業主體性，而不期望得到公平的回報，而是希望獲得非凡的回報。

電視真人秀的興起可以說已經定義了本世紀初的流行文化景觀。根據羅斯(Ross)的說法，自2001年以來，在美國黃金時段的網絡節目中，超過20%的節目都是在網絡上播出的，其他媒體——從報紙報道到網絡評論，再到“軟”時事——都在跟蹤節目本身以及節目中人物的故事。真人秀的崛起與媒體融合、名人文化的轉向以及國際貿易等其他轉型密切相關。

傳媒業已經找到了成功的、可複製的模式。也許最重要的是，“真人秀”意味着具有成本效益的生產。在名義上的生活場景中，對普通人的定義關注，無需專業演員和編劇。參與者通常是免費的，或者相對於回報來說是便宜的。在多渠道的環境中，真人秀是一種節省時間的方式，參與者的名人效應創造了品牌人物，可以在平臺上生成更多內容。

▲圖片來源於網絡

行業需求的變化本身可能與更廣泛的社會文化模式有關，就像電視劇本身的敘事和主題一樣。特納(Turner)總結了一種解釋(但沒有完全贊同)，即真人秀的轉變是公共領域更大程度上民主化的一部分，這種民主化是通過媒體形式實現的，與其說是由文化精英驅動，不如說是由普通民衆的利益驅動。然而，儘管民主化的觀點表明，真人秀的轉向在於某種包容和進步的社會關係。

但也有人認爲，應該更批判性地看待它。例如，安德烈耶維奇（Andrejevic)提出，真人秀節目讓參與者和觀衆參與到監督過程中，通過監督，媒體公司從他們的個人消費和勞動中獲得經濟利益。另一些人則強調，真人秀通過代表許多普通人，而非性別或中產階級的標準，強化了社會差異。

▲圖片來源：CBS

然而，本篇文章的目的不是陳述或解決這些辯論。而是一種通常與更批判的解讀相聯繫的解釋，也就是說，在某種意義上，真人秀是“新自由主義”。經過十多年的研究，許多學者在節目或子流派或其生產關係中確定了新自由主義的合理性。

然而，對於新自由主義與電視真人秀作爲一種整體模式之間的關係，幾乎沒有持續的討論。一些人，比如弗盧( Flew )，認爲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爲一個模糊的概念，無法揭示關於電視或許多其他現象的學術觀點。本研究認爲，新自由主義應該被視爲形成社會歷史背景的一個關鍵因素，在這個背景下，它獲得瞭如此迅速的文化貨幣。此外，最近關於新自由主義概念是否有用的辯論不僅僅是學術性的。它們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問題，比如公共政策與倒退的社會趨勢之間的連續聯繫，尤其是近幾十年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迴歸。如果新自由主義具有社會層面的後果，那麼也有必要問一問，新自由主義文化形式(很可能包括真人秀)是否在其合法性中發揮了作用。

雖然實際操作上不允許進行詳盡的分析，但本文的主張是，真人秀是新自由主義的，並不是說它的每一個方面或變體都可以通過求助於這個概念來解釋，但這種新自由主義邏輯在真人秀中反覆出現的文本特徵以及它們產生的物質條件中都是顯而易見的。

這一論點首先需要對新自由主義理論進行相當廣泛的討論。在此基礎上，本文簡要地考慮了新自由主義模式是如何在最常被認定爲構成真人秀節目的主題中顯現出來的。文章最後對文化產業中的新自由主義生產邏輯進行了思考，並指出它們與節目中的新自由主義話語的關係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社會性的意識形態合法性。

努力地探尋新自由主義

根據博奇的觀點(Birch)，大多數研究這個話題的學者一致認同的一件事是“新自由主義可以被廣泛定義爲將競爭性市場擴展並滲透到生活的所有領域。”新自由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本身更具體的東西，然而它也是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理性正在被進一步擴展到各種社會制度和環境中。因此，如果不同的現象和做法以某種“親市場”的形式存在，就可以被認爲是新自由主義。對克拉克（ Clarke ）來說，問題是作爲一個概念，新自由主義是無所不在的和混雜的。很明顯，它無處不在，並與各種各樣的細節聯繫在一起。

然而，另一些人則認爲，與其說把新自由主義歸結爲一種冗餘的跡象，不如說它是一種新自由主義在不同的社會形態之間形成網狀結構的靈活方式的標誌，而不必使它們“相同”或取代其他社會邏輯。許多著作沒有將新自由主義視爲一種固定的價值，而是將其視爲改變現存社會關係的可變歷史過程。新自由化可能採取一系列路徑依賴的形式，並與其他社會和文化力量相結合和分離，還能對影響市場化的各種變化實際發生的方式產生中肯的見解。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自由主義基本上就是“連接的模式”。關於總體格局的最著名的描述可能是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大衛·哈維認爲，新自由主義是一個階級項目，旨在恢復經濟精英的收入和資本回報率，這些精英的財富份額受到再分配的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資本主義的威脅。後來，它通過企業贊助和芝加哥經濟(Chicago economics)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芝加哥經濟(Chicago economics)主張，作爲對上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的回應，應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按照哈維的說法，其結果是通過“剝奪的積累”恢復精英經濟權力。財富和權利從大多數人手中重新分配給富人，富人最有條件利用公共政策和日益青睞的市場機會。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幾十年裏，向上的再分配已經得到了經驗上的證實，在那些進行改革最早、最深入的國家(美國和英國)，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正在回升，接近歷史最高水平。

然而，將新自由主義歸因於社會後果的一個問題是，它並不是一個公開的政治平臺，以至於不能將其承諾與結果進行比較。儘管如此，新自由主義思想集體組織嚴密，影響深遠，其所依據的古典新自由主義社會經濟哲學在本質上是普遍的，支持其原則可以以不同方式應用於不同的社會組織的觀點。

有趣的是，哈耶克（ Hayek ）接受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市場並不能提供社會保障，儘管人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由市場塑造的生活可能會受到風險和任意命運的影響。然而，他處理結果不平等問題的方式並不是爲補償或對市場的限制而爭論，而是解構平等主義社會正義的概念，而這正是社會商品的民主權利的基礎。對哈耶克來說，這個想法是神話般的，因爲社會作爲一個集體結構，不可能欠個人任何東西。不公正只能被定義爲其他可識別的代理人侵犯個人的財產權和自決權。哈耶克認爲，總體而言，如果人們通過市場爲自己的生活負責，從而釋放出本應創造財富的競爭性企業精神，他們的生活將會更好。

新自由主義者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一致，他們的思路並沒有被髮展和應用到實踐中。正如傑索普(Jessop)所強調的那樣，如果新自由主義最好是用過程的術語來思考，那麼就有必要確定它支持相關社會經濟變革的主要維度。新自由主義的論點本質上是，這種發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總體方向有關，即取消集體主義安排的倒退因素與促進市場化的新監管戰略的推出相結合。

實際上，現有的新自由主義是多樣化的，適應了這個國家的社會政治謊言，而且在明顯的情況下，不一定是唯一的或占主導地位的政府邏輯。在這些方面，新自由化作爲一種普遍的社會歷史模式是不平衡的和多樣化的，不是線性的或單一的，它與其他現象重疊，如金融化，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和全球化。因此，對於其知識有用性的支持者來說，新自由主義仍然是一個複雜的、正在進行的歷史轉型，不會爲了分析的方便而轉化爲穩定的、純粹的形式。這並不是爲沒有考慮到這一複雜性的術語的模糊和簡化的用法辯護，而是爲必須認真對待市場化的一般模式及其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社會後果進行辯護。

福柯學派認爲，新自由主義的成功傳播不僅僅是通過政府政策的實施或具有說服力的修辭手段。更確切地說，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理性來自於社會的一般哲學，它在各種機構間傳播，通過多種語言和機制得以運作，併產生了新自由主義的主題立場，這些立場體現了企業家的自我責任。通過呼籲諸如自由、選擇、授權、靈活性和競爭等理想，在工作場所、教育機構、衛生和福利機構等不同領域中發現的新自由主義統治策略，鼓勵人們將自己視爲負責提高自身福祉的個性化和積極主體。

溫迪·布朗(Wendy Brown)進一步指出，“新自由主義根據經濟的特定形象，改變了人類自身以及人類自身的每一個領域和努力。”對布朗來說，不僅政府和組織是通過新自由主義邏輯運行的，它已經在日常站點、實踐和消費中變得規範化。通過各種各樣的實踐，比如追求社交媒體收視率，戰略性的社交活動，今天的“經濟人”是一種精心構建和管理的人力資本，其任務是改善和利用其競爭定位，並通過其所有努力和場所提高其投資組合價值。”對布朗來說，這種普遍經濟化的代價是破壞民衆的意見，並不斷取代基於權利、公平、平等或任何其他非市場規範原則的想象和協商實踐。

新自由主義化的電視領域

到目前爲止，討論的重點不是要證明我們生活在一個“完全”的新自由主義社會，也不是要證明我們現在都是“完美”的新自由主義主題。在最近的新自由主義研究中，很少有人持有如此簡單的觀點。新自由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計劃、資本主義本身、生產方式，也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政治理性。然而，這是一種普遍的、多方面的方法來重新組織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它具有社會層面的後果，包括不平等、不穩定和風險的個性化。它的工作方式是縮小社會對市場活動及其後果的限制，而不是管理可以擴大市場競爭和價值積累的條件。它值得認真對待，就像文化形式可能表達其邏輯一樣。

這篇文章的其餘部分提出，真人秀電視是這種情況發生的一個渠道。上世紀90年代可以被視爲新自由主義鞏固的關鍵十年，因爲到那時，各個政治派別的歷屆政府都支持相關政策。一些學者認爲，電視真人秀節目總體上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電視形式，與新自由主義常識的正常化是在同一時期發展起來的。這樣的敘述把成功和失敗都當作是人的應得之物，在自我完善的嘗試中製造出戲劇性的一幕，並且普遍支持一種私有化的福利方式，與社會支持的期望降低相一致。然而，要進一步發展真人秀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就必須更具體地關注普通人的表現和跨越關鍵子流派的主要敘事。

改頭換面題材的真人秀節目

▲圖片來源：Google User Content

就在世紀之交之前，改頭換面的節目開始在週末的晚間節目中佔據主導地位。早期的生活方式題材電視節目中，專家們通常會在園藝、DIY和烹飪方面傳授一般的、說教的指導方法。然而，這次改頭換面將普通人作爲案例研究。這種新結構將個人品味置於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領域，由專家進行醫學檢驗，並遵循問題解決邏輯，通過這種邏輯，人們可以做出更好的選擇，從而過上更好的生活。關鍵是，積極地改變自己的態度、行爲和消費生活方式，可以明顯地提高個人幸福感，從而改變生活。

這種轉變可以被解讀爲一種文本投射:在市場社會中，消費提高了人們的財富。它典型地描述了一個人的生命從價值低到價值高的過程，體現在時尚、外科手術和家庭裝飾等領域的選擇性消費。在敘述中，改善自己或個人的財產不僅能滿足自我，而且還能以投資獲得未來生活收益的方式獲得回報。在其他人看來，成功是肯定的，他們會對這種轉變進行評估，社會關係是人們在他人身上驗證個人價值累積的經濟邏輯的關係。這些元素共同創造了獨特的自我優化的人物，他們驅動自我實現的敘述，與新自由主義的福利私有化相一致。人們經歷瞭如何形成適當的主觀性，如何採用監督和自我監督的方式來管理自己的生活，作爲個人公民，對自己的財富負責到最後的細節，主要是通過挪用商品。

當然，追求享受生活並沒有什麼錯，改頭換面可以解讀爲幫助參與者實現人生目標的民主化。但這種轉變邏輯的漫無邊際的侷限性暴露了這樣一個事實:改變是強制性的，是一種普遍的要求。無論文本之間有什麼變化，都有可能是相反的——例如，在某種程度上身體是積極的或身體是羞恥的，它們總是社會期望的變化，人們應該以個人進取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價值，從而以個人享受的形式實現美好的生活。

在赫恩(Hearn)看來，這種賦予權力的特殊概念解決了新自由主義自身產生的個性化不安全感問題，它通過想象一個超級有能力的“自我品牌”主體，能夠利用它並理應從中獲利。這種美好生活的願景不同於基於平等主義的社會目標和權利的願景，在個人財富變幻莫測的背景下，所有人都應享有這些目標和權利。這並不是說改頭換面題材是排外或精英主義的，而是說改頭換面是爲了接受這些條款。

事實上，正如森德（Sender）和薩利文（Sullivan)在提到《超級減肥王》時所說的那樣，“自我改造”和自我福利倫理的另一面是，那些明顯未能按照規範的社會標準自我優化的人，比如超重或肥胖的人，都是那些只能怪自己的失敗者。失敗是意志的失敗。在改頭換面的過程中，唯一常規提供的支持是慈善和消費者建議，這些建議被認爲能夠激活接受者克服任何不幸、邊緣化或貧困的能力。因此，“需要幫助的人”只需要提高他們的能力，以應付生活中出現的任何問題，而不是需要社會支持的幫助，以實現生活條件的平等。

1號結語

正如勞裏•烏列特(Laurie Ouellette)和詹姆斯•海伊(James Hay)、安娜•麥卡錫(Anna McCarthy)和大衛•格拉齊安(David Grazian)在《美國語境》(the U.S. context)一書中都提出那樣，真人秀描繪的是人們在新自由主義後福利社會中適應各種生活挑戰的過程。他們是自己生活的作者，對自己的命運負責，他們被看作是內在的、心理化的自我的技能、選擇和努力的結果，而不是社會力量。

上篇主要從宏觀和理論方面說明真人秀節目產生髮展的邏輯，下篇將具體介紹遊戲生存類真人秀節目（老大哥）和才藝表演類選秀節目（美國偶像）當代意義。

譯者

趙輝靜

南開大學新聞與傳播專業在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