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在這一個月前，曾任卡特時代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次訪問中國併爲中美建交做出不朽貢獻的國際地緣戰略大師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接受美國赫芬頓郵報採訪，發表《爲什麼需要建立美中太平洋憲章以維護全球穩定》（Brzezinski: Why We Need a U.S.-China ‘Pacific Charter’ for Global Stability）一文，並在政策圈、輿論界引發迴響。是把中國逼入“伊俄中協調”，還是重拾布熱津斯基提出的“太平洋憲章”精神以再造共識，美國須得審慎抉擇。

是把中國逼入“伊俄中協調”，還是重拾布熱津斯基提出的“太平洋憲章”精神以再造共識，美國須得審慎抉擇。

一、美伊對抗背景下的美國對華戰略焦慮

近來，隨着美國-伊朗關係的持續緊張，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形勢最緊張的時間節點突訪敘利亞，關於俄伊聯手抗美的討論再度成爲焦點。而在英語世界與美歐政策分析圈，聯繫更早之前伊、俄、中三國2019年12月27日到30日於印度洋北部進行的首次海上聯合演習（目的在於保護海上交通線和海上反恐；無航母參演，亦不設特定作戰對抗環節），從華盛頓到布魯塞爾北約總部的戰略分析師們似乎同樣熱衷於製造一系列新詞P-R-C Concert/Entente/Alliance/Axis——“伊俄中協調/協約/聯盟/軸心”。此處，P、R、C分別取自伊朗/波斯（Persia）、俄羅斯（Russia）和中國（China）英文國名的首字母。倘若從“陰謀論”的角度看，把P、R、C三個字母組合在一起，似乎還暗示了某種對中國更爲強烈、聚焦的敵意（中華人民共和國英文全稱的簡寫恰爲PRC）。這種縮寫儘管是英語世界一種常見的文字遊戲，但似乎背後也反映出華府戰略界對中國深重的戰略焦慮。

儘管中國官方反覆強調這次海上軍事演習並不針對任何第三方，而且是聚焦於海上救援與反恐這類“低政治”議題，旨在爲航行於該海域的國際船隻提供更好的人道主義救援與國際公共產品，但這類解釋似乎仍無法緩解外界的質疑。那麼，我們不妨反其道而行之，順着質疑者的立場和邏輯進一步研討更爲根本的問題：一個敵視美國的“伊俄中協調”將會建成嗎？對此，筆者的答案有三：第一，這種情況並不是必然的（unnecessary）；第二，這種可能亦不能排除；第三，最終的結果取決於中美俄伊等國間的戰略互動，但最主要的變量還是落在美國的手上——解鈴還須繫鈴人。

二、越是艱難時刻，越需重拾“太平洋憲章”之精神

時下，中美關係可能正在遭遇建交40年來最嚴酷的寒冬。但這並不影響富有歷史感和戰略遠見的分析者們回溯五年前中美間一個值得回味的時間節點。

2014年11月1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歡迎儀式，歡迎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而在這一個月前，曾任卡特時代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多次訪問中國併爲中美建交做出不朽貢獻的國際地緣戰略大師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接受美國赫芬頓郵報採訪，發表《爲什麼需要建立美中太平洋憲章以維護全球穩定》（Brzezinski: Why We Need a U.S.-China ‘Pacific Charter’ for Global Stability）一文，並在政策圈、輿論界引發迴響。

在那次簡短的採訪中，布熱津斯基提出了中美應正式簽署“太平洋憲章”（Pacific Charter）的建議。他認爲中美雖在民主、人權等價值觀方面存在差異，但雙方都已認識到彼此脣齒相依的關係，因此爲全球穩定而加強合作是兩國的共同事業。

布熱津斯基的理論前提是，全球秩序愈加混亂的趨勢導致美國越來越難以單憑自己的力量單獨應付（同樣，中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無力單獨應對）。對此，他列舉了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克里米亞問題上的對抗、東歐的動盪、激進主義在中東地區爆炸式擴張等。

從今天中國的視角重新審視布熱津斯基當年的言論，其有關“全球混亂局勢非美國一國能夠應對”的觀點似曾相識——與當下中國正在力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學說存在着某種共通性——儘管兩者間顯然也存在重大區別。

按照中國的官方話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指：“國際社會普遍認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正處在歷史轉折點上。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數百年來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範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逐步向各國以制度規則協調關係和利益的方式演進。現在，世界上的事情越來越需要各國共同商量着辦，建立國際機制、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爲多數國家的共識。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把世界各國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很多問題不再侷限於一國內部，很多挑戰也不再是一國之力所能應對，全球性挑戰需要各國通力合作來應對。”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爲了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提出的中國方案。

從上述話語中人們可以看到，中國人也同樣深刻地認識到全球挑戰的普遍性與嚴峻性——而這恰恰是中美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建立深層次合作的有利條件之一。儘管在具體的“挑戰”和“目標”認定上，中美一定存在不同的認知，但這並不從根本上妨礙兩國在全球事務中相向而行。正如布熱津斯基在五年前所談到的：“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大國，在經濟上已與美國平起平坐，它還是一個軍事強國。和美國一樣，國際秩序的穩定也與中國利害攸關。如果無法保證穩定，中國經濟發展這個首要任務便會遭遇風險。因此，防止世界形勢朝暴力和混亂進一步墮落，是符合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美國和中國對彼此來說如此重要：合作更緊密，兩國都會受益；任由全球秩序崩壞，兩國都將受損。”

需要注意的是，布熱津斯基的“太平洋憲章”說，並不意味着中美結盟，也絕非“搞一些戲劇性的聯合行動”（some dramatic joint action），而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國家，應當以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對兩國利益構成威脅的事務。中美合作將向世界證明，大國不光爲自身謀取利益，也會爲了全球穩定而合作”。對此，如果借用中國人“結伴不結盟”的思維去理解，那就是要推動中美兩國結成新的夥伴關係。這種“新型夥伴關係”可以表述爲美國人當年提出的G2概念，也可以用中國人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其實，用誰家的概念並不重要，關鍵在於推動務實合作，促進戰略互信，解決全球難題，提供公共產品。

三、《大西洋憲章》的歷史價值與啓發

布熱津斯基的戰略靈感來源於80年前那場影響深遠的會晤。1941年8月，在大西洋北部紐芬蘭阿金夏海灣內的美國的重巡洋艦“奧古斯塔”號上，英國首相與美國總統舉行一系列會晤和磋商。13日，兩國首腦在“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的後甲板上舉行了《丘吉爾-羅斯福聯合宣言》的簽字儀式，14日正式公佈，史稱《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

《大西洋憲章》全文共8條，宣佈對德戰爭的目的和戰後和平的處置，同時表明英美兩國均不追求領土或其他方面的擴張，不承認法西斯通過侵略造成的領土變更，尊重各國人民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恢復被暴力剝奪的各國人民的主權，各國在貿易和原料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促成一切國家在經濟方面最全面的合作，摧毀納粹暴政後重建和平，公海航行自由，各國必須放棄武力削減軍備，解除侵略國家的武裝。

憲章簽署時，美國尚未參戰。因此它與英國一起發表如此明確的聲明，對德、意法西斯國家以及當時文件原稿中並未提及的日、法軍國主義勢力都產生了實質性的戰略壓力。對世界一切熱愛和平與自由，反對侵略與壓迫的人們都是熱情的鼓舞。中國共產黨於1941年8月19日發表的《中共中央關於最近國際事件的聲明》中指出：“聯合宣言表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義的決心，有利於蘇聯，有利於英美，有利於中國，有利於世界，全中國人民都歡迎宣言。”而從更長遠的視角看，《大西洋憲章》的精神要旨不僅標誌着英、美兩國在反法西斯基礎上正式建立政治聯盟，而且爲後來的《聯合國憲章》提供了藍本與基礎。那場大戰的硝煙雖然已經散去70多年，但正義的人們在當時對人類痛苦與災難的深刻反思，以及這種反思所凝結而成的集體智慧，依然在戰後的漫長歲月裏熠熠生輝。

四、美國的當前困境與可能出路

衆所周知，美國不願意也不能夠兩面受敵；至於“三面受敵”則更是令華府無法承受。這也就是當下美國政策界、智庫界對這場規模並不算大、但釋放信號無比耐人尋味的伊俄中三國聯合海上軍演給予極大之關注的深層原因。美國冷戰中後期全球地緣戰略的締造者布熱津斯基在他那本膾炙人口的《大棋局》中，將作爲“棋手”的美國所面臨的亞歐地緣戰略困境講的清楚明白：東歐、中東、遠東是美國必須直面的三條關鍵地緣戰略線。從奧巴馬時代開啓的“重返亞太”到特朗普時代的“印太戰略”，美國一直都試圖做但一直都沒有做成一件事——從中東逐步淡出，將力量集中於東亞，以對付中國。就在特朗普總統前腳剛剛闡明其最新中東-印太新戰略，表明將從敘利亞等中東國家撤軍後，伊拉克-伊朗正在發生的事變立刻迫使他重新向該地區部署力量。試問：這種狀況是有可能改變的嗎？答曰：不可能。再問：美國-伊朗關係是有可能緩和到近似“正常國家交往”狀態的嗎？答曰：亦不可能。這是由如下兩條基本命題聯立所得出的必然結果：

大前提：美-以關係綁定不可解除。鑑於美國本土的政治氛圍與悠久傳統，任何謀求以犧牲、拋棄以色列爲前提的中東外交政策改革都只會導致一個結果——推動該改革的總統、政客下臺，因此美國以以色列爲第一核心的中東政策不會因爲總統的選舉更迭而產生實質性變化。

小前提：以-伊矛盾不可調和。鑑於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本身的屬性及其合法性之來源，伊朗任何謀求以對以以色列緩和、推動關係正常化爲前提的改革都只會導致一個結果——推動該改革的總統、政客下臺，因此伊朗以以色列爲絕對敵人的國家政策不會因爲領導人的更迭而產生實質性變化。伊朗至今仍是爲數不多的公開以“消滅以色列”爲國家目標的中東大國，這也決定了伊朗任何謀求核武器的努力在遭到美國打擊之前，一定會首先遭到來自以色列的先發制人攻擊。對此，以軍有足夠的勝利案例用來威懾伊朗。

推論：美-伊矛盾不可調和。

除此之外，美國與伊朗間的地緣戰略爭奪、歷史積怨、美國二號中東盟友沙特（遜尼派大國）與伊朗之間的千年宿怨等等因素，也加劇了上述矛盾不可調和之趨勢。

而此次軍演中的另一主角俄羅斯，它與美國在單極與多極、崛起與打壓、遏制與反制等問題上的結構性矛盾難以消解，尤其在北約“東擴”問題上，美歐與俄羅斯矛盾尖銳。北約東擴所產生的“三位一體”進程，即改變歐洲政治安全邊界、在歐洲地區部署的反導武器系統、在抵近俄羅斯的敏感地區部署相當規模的常規軍事力量，這些在莫斯科看來都是重大且緊迫的安全威脅。俄烏關係、克里米亞事件的負面影響至今尚未消除；《中導條約》、俄-敘同盟又添新愁。華盛頓的政策分析人士普遍認爲，伊朗得以在短短數年間建立起東起呼羅珊西到地中海的“什葉派弧”，莫斯科的背書功不可沒/難辭其咎。而在俄羅斯眼裏，伊朗也是其海空力量在（北）印度洋地區幾乎唯一的落腳點，因此也不會輕易放棄對德黑蘭的支持。

由此可以推導出：在美國於東歐與中東兩條戰線上都無法“休兵止戰”的前提下，最大的“變量”（variable）就是遠東的中國。而中國的對美態度是一個不變的“常量”（constant），那就是謀求建設“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中國的確一直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說的，更是這麼做的——無論它是否被大家叫做“新型大國關係”。所以從中美互動的角度看，能夠影響兩國關係的真實變量正是美國的對華態度。更確切地說，是美方在認清美俄（東歐形勢）、美伊（中東形勢）關係之本質後重新做出的對華戰略研判。

在明確了美伊矛盾與美俄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後，反觀中美關係，當人們恢復理智與冷靜，仔細審視、思考時，或許不禁會自問：兩國之間真的有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宿命之戰”嗎？恐怕未必。

五年前，在布熱津斯基剛剛提出中美“太平洋憲章”理念的時候，《世界郵報》質疑道：“民主和人權是英國和美國共有的價值觀。中國和美國政治制度差異如此巨大，真能建立起這種夥伴關係嗎？”

他的回答是：“‘憲章’這個概念，表示這是一件嚴肅的事業，而不是一串口號。是的，中美兩國的確差異巨大，但更重要的是，雙方都已認識到彼此脣齒相依。這在一定程度上將促使兩國加強合作。”同樣地，中國國家領導人也強調：“中美兩國關係好，不僅對兩國和兩國人民有利，對世界也有利。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這纔是本着對本國人民和世界人民負責任的態度說出的至理名言。

如果說80年前的那場會晤決定了戰後人類世界的發展方向，那麼今天中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同樣把人類的共同命運帶到了十字路口。在這個歷史的節點上，我們期盼兩國關係能夠更進一步——這種關係不應侷限於維護雙方具體的國家利益，而應同時致力於維護世界的穩定，防止當前的各種矛盾進一步失控，最後發展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中美要想保障全球局勢不至於滑向混亂，消除世界公衆的疑懼，就必須從自身做起，放下彼此間的成見，以建設性的眼光重新審視彼此。

五年前，年邁的布熱津斯基面對記者喊出：“時不我待！過去我們總是空泛地說中美應在遙遠的未來達成合作，現在是時候拋棄這種陳詞濫調了。如果世界兩大國無法加速推進事物發展，我們都會倒黴。”

今天，在與伊朗、俄羅斯敵意無法根除的前提下，是把一個日益強大且並非宿命之敵的中國“爲淵驅魚爲叢驅雀”地生生逼入“伊俄中協調”，抑或是重拾“太平洋憲章”精神以再造中美共識？球仍在美國手上。理性而負責人的政治家須做出審慎的抉擇。

事在人爲。時不我待。

（注：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