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已盡最大努力（儘管肯定不是最佳可能的努力）實行封鎖兩個月，而每日死亡病例還是沒有降至1000人以下。我是在一個我已經滯留了兩個月沒有離開的小鎮寫這篇文章的，我認爲，自美國內戰以來，沒有任何事件如此戲劇性地改變了這麼多家庭的生活。

 

本文作者是哈佛大學(Harvard)教授，曾任美國財政部長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是繼2001年恐怖襲擊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對21世紀全球體系的第三次重大沖擊。我猜它是遙遙領先的最重大沖擊。

儘管較早的事件將載入歷史教科書，但隨着時間的推移，9/11恐怖襲擊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將從公衆記憶中淡去。

相比之下，我相信，在數代人之後，新冠危機仍將被視爲一起重大事件。未來的學生將瞭解其直接影響，它所帶來的問題將像現在的學生了解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遇刺、1929年股市崩盤或1938年慕尼黑會議一樣顯露無遺。這些事件本身意義重大，但它們的最終歷史重要性在於之後發生的事情。

就衝擊力而言，新冠危機是一起大規模全球性事件。從美國的視角看，幾乎可以肯定，死於COVID-19的美國人數量將超過過去70年死於所有軍事衝突的人數。一些可信預測表明，死亡人數可能會超過20世紀所有戰爭的死亡人數。今年春季的失業人數增加速度遠遠高於歷史上任何時候；很多預測者認爲，美國的失業率將超過大蕭條後的高點並持續兩年。我是在一個我已經滯留了兩個月沒有離開的小鎮寫這篇文章的，我認爲，自美國內戰以來，沒有任何事件如此戲劇性地改變了這麼多家庭的生活。

一個月前，人們仍然可以合理地假設，死亡、經濟損失和社會動盪將是暫時的。如今看來這種看法的可信度已經大幅降低。美國已盡最大努力（儘管肯定不是最佳可能的努力）實行封鎖兩個月，而每日死亡病例還是沒有降至1000人以下。美國很多地區現在正放鬆隔離政策。歐洲很多國家也在這麼做，而包括新加坡、韓國和德國在內的“成功故事”國家則報告有新的疫情爆發。現在看來非常可信的是，西方的抗疫形勢不會出現持久改善。

儘管這些事件意義重大，它們預示的前景可能更爲重要，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我們似乎正經歷政府職責的重大轉變。從歷史上看，對普通人生活和安全的最大威脅，要麼來自國內治理的失敗（混亂或暴政），要麼來自敵對的境外大國。這種現實影響了國內和國際政治機構的結構。這方面取得了進展。我們不僅避免了世界大戰的重演，而且個人遭遇暴力死亡的幾率現在大約是50年前的五分之一。

與此同時，對所有國家都屬於外部的威脅變得更爲重要，其重要性現在已超過傳統威脅。隨着時間的推移，氣候變化可能會影響我們所有人。艾滋病、埃博拉、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非典(SARS)以及現在的COVID-19似乎表明，流行病將會以一定的頻率復發。還有就是恐怖主義、導致大量難民人潮的動盪，以及金融不穩定。我們還面臨來自人工智能和信息技術(IT)新變化的挑戰。新冠病毒正幫助引入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安全更多地取決於與盟友和對手展開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不是維持力量平衡。

COVID-19可能標誌着一種轉變的第二種方式是遠離西方民主國家對全球體系的領導。美國政府在此次危機期間的表現一直不佳。基本的任務沒有執行，例如保證讓治療患者的醫務工作者獲得口罩。中期規劃的缺失顯而易見。在白宮，基本的安全規程沒有被遵守，讓領導人的安全處於危險之中。

然而，儘管特朗普政府有明顯的失誤，但與西方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表現並不是特別糟糕。英國、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很多國家的新冠死亡率都遠高於美國。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臺灣和泰國的死亡率遠低於美國的5%。甚至在一年前，中國向美國空運基本醫療器材的想法還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21世紀被證明是亞洲的世紀，就像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一樣，那麼這場大流行病很有可能會作爲一個轉折點而被銘記。我們正在經歷的不只是戲劇性事件，而是很有可能成爲歷史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