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乌苏河·捧着读你（三十八）

导语：

在鄂尔多斯草原南端，有一条蜿蜒的河流，它源于陕西西北定边县境内，流经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乌审旗，然后从巴图湾村东折流入陕北境内，与响水河汇合后向东南方向流入黄河的支流无定河。在地层松散的毛乌素沙漠上，冲刷出一条宽阔幽深的“U”字形河谷。这条河流就被称为萨拉乌苏河。

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就是在这条河流一带，曾经是古老而灿烂的鄂尔多斯文明的发祥地。

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至少有45种以上，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化石之乡”。这些萨拉乌苏文化遗物和共存的动物群表明，萨拉乌苏河一带，曾经有很多的淡水湖，那里水草和森林茂盛，成群的动物活跃其间。生活在河湖两岸的“河套人”就是在这样水草丰茂的地方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为人类的历史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本土学者杨道尔吉长期致力于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及创作，他将通过系列文章来为我们释读关于萨拉乌苏河的科学研究史。

萨拉乌苏河，捧着读你（三十八）

作者/杨道尔吉

1963～1964年裴文中调查团队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成果显著。1964年，裴文中、李有恒著文表明，经过对萨拉乌苏河沿岸的认真踏勘，与对德日进等人先后发表的萨拉乌苏河剖面反复比对后认为，德日进等早期研究者关于晚更新世“萨拉乌苏河系”的界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德日进勾勒的个别细部分层的判断提出了疑问。对萨拉乌苏河系（组）与马兰黄土的关系则作为一个重要的遗留问题，深入探索研究。

裴文中特别指出，萨拉乌苏河和水洞沟这两个地方的地层都非常复杂，在短时间内难以弄清楚。“过去认为‘河套人’和‘河套文化’的问题是比较简单的，但由我们这次工作的结果来看，问题很多，一时都难以解决，也许非依赖对邻近地区的研究方能解决。”裴文中据此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萨拉乌苏研究的若干要点。

1963年进入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攻读研究生的祁国琴和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从事孢粉研究的周昆叔合作，他们在1970年代中期对萨拉乌苏河生物地层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1975年祁国琴所研究的10种哺乳动物化石均为杨四沟湾萨拉乌苏组地层发掘，除虎和仓鼠之外都是以前已发现的，其时代被定为晚更新世中晚期，并认为萨拉乌苏动物群是反映气候冷暖颤动的动物群。——这对了解萨拉乌苏动物群的分布层位，对确定萨拉乌苏组上下部的界限和时代，对恢复萨拉乌苏组上下部的沉积环境方面提供了重要证据。

袁宝印的研究持续时间很长。1978年对滴哨沟湾左岸的萨拉乌苏组进行了划分，先根据地貌形态特征和成因，将该地河谷地貌分为凸岸（基座阶地）和凹岸（主岸）两种，指出凸岸（基座阶地）形成时间很晚，应主要关注凹岸（主岸）。又根据沉积相、粒度、孢粉、水溶盐所反映的气候环境，将滴哨沟湾主岸（凹岸）堆积自上而下分为三组地层：全新世早期大沟湾组（湖沼相为主），晚更新世晚期萨拉乌苏组上部（河相为主），晚更新世中期萨拉乌苏组下部（湖相为主）。他认为萨拉乌苏组上下部跟马兰黄土为同期异相沉积。认为萨拉乌苏动物群时代属于晚更新世中期，萨拉乌苏气候期属于玉木/里斯间冰期，萨拉乌苏文化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旧石器文化的排序上，萨拉乌苏文化位于丁村文化之后、山顶洞文化之前。

裴文中、袁宝印对萨拉乌苏河的系统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德日进等早期研究者提出的萨拉乌苏河系（组）的上下界限，在此基础上划分出全新世早期大沟湾组。提出萨拉乌苏动物群和文化的时代、气候期、文化期，进而根据冰期气候波动和新构造运动分析了本区晚更新世以来地层的沉积环境和演化过程。无论是研究的方法还是结果，都有重要的突破性进展。

在萨拉乌苏组及其动物群时代，在河套人的时代和文化期，在萨拉乌苏组与马兰黄土的关系问题上，裴文中团队与刘东生团队的判断有区别。也许，正是这样从不同学科角度形成的不同科学判断，激发并加强了后面（1980年代）的深入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