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在鄂爾多斯草原南端,有一條蜿蜒的河流,它源於陝西西北定邊縣境內,流經內蒙古鄂托克前旗、烏審旗,然後從巴圖灣村東折流入陝北境內,與響水河匯合後向東南方向流入黃河的支流無定河。在地層鬆散的毛烏素沙漠上,沖刷出一條寬闊幽深的“U”字形河谷。這條河流就被稱爲薩拉烏蘇河。

薩拉烏蘇,蒙語的意思是黃色的水。就是在這條河流一帶,曾經是古老而燦爛的鄂爾多斯文明的發祥地。

薩拉烏蘇動物羣化石至少有45種以上,這裏是名副其實的“化石之鄉”。這些薩拉烏蘇文化遺物和共存的動物羣表明,薩拉烏蘇河一帶,曾經有很多的淡水湖,那裏水草和森林茂盛,成羣的動物活躍其間。生活在河湖兩岸的“河套人”就是在這樣水草豐茂的地方創造了自己的文明。爲人類的歷史的發展譜寫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本土學者楊道爾吉長期致力於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及創作,他將通過系列文章來爲我們釋讀關於薩拉烏蘇河的科學研究史。

薩拉烏蘇河,捧着讀你(三十八)

作者/楊道爾吉

1963~1964年裴文中調查團隊的實地考察和研究,成果顯著。1964年,裴文中、李有恆著文表明,經過對薩拉烏蘇河沿岸的認真踏勘,與對德日進等人先後發表的薩拉烏蘇河剖面反覆比對後認爲,德日進等早期研究者關於晚更新世“薩拉烏蘇河系”的界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對德日進勾勒的個別細部分層的判斷提出了疑問。對薩拉烏蘇河系(組)與馬蘭黃土的關係則作爲一個重要的遺留問題,深入探索研究。

裴文中特別指出,薩拉烏蘇河和水洞溝這兩個地方的地層都非常複雜,在短時間內難以弄清楚。“過去認爲‘河套人’和‘河套文化’的問題是比較簡單的,但由我們這次工作的結果來看,問題很多,一時都難以解決,也許非依賴對鄰近地區的研究方能解決。”裴文中據此很有針對性地提出了薩拉烏蘇研究的若干要點。

1963年進入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的祁國琴和中科院地質研究所從事孢粉研究的周昆叔合作,他們在1970年代中期對薩拉烏蘇河生物地層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1975年祁國琴所研究的10種哺乳動物化石均爲楊四溝灣薩拉烏蘇組地層發掘,除虎和倉鼠之外都是以前已發現的,其時代被定爲晚更新世中晚期,並認爲薩拉烏蘇動物羣是反映氣候冷暖顫動的動物羣。——這對了解薩拉烏蘇動物羣的分佈層位,對確定薩拉烏蘇組上下部的界限和時代,對恢復薩拉烏蘇組上下部的沉積環境方面提供了重要證據。

袁寶印的研究持續時間很長。1978年對滴哨溝灣左岸的薩拉烏蘇組進行了劃分,先根據地貌形態特徵和成因,將該地河谷地貌分爲凸岸(基座階地)和凹岸(主岸)兩種,指出凸岸(基座階地)形成時間很晚,應主要關注凹岸(主岸)。又根據沉積相、粒度、孢粉、水溶鹽所反映的氣候環境,將滴哨溝灣主岸(凹岸)堆積自上而下分爲三組地層:全新世早期大溝灣組(湖沼相爲主),晚更新世晚期薩拉烏蘇組上部(河相爲主),晚更新世中期薩拉烏蘇組下部(湖相爲主)。他認爲薩拉烏蘇組上下部跟馬蘭黃土爲同期異相沉積。認爲薩拉烏蘇動物羣時代屬於晚更新世中期,薩拉烏蘇氣候期屬於玉木/里斯間冰期,薩拉烏蘇文化期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在舊石器文化的排序上,薩拉烏蘇文化位於丁村文化之後、山頂洞文化之前。

裴文中、袁寶印對薩拉烏蘇河的系統研究,進一步明確了德日進等早期研究者提出的薩拉烏蘇河系(組)的上下界限,在此基礎上劃分出全新世早期大溝灣組。提出薩拉烏蘇動物羣和文化的時代、氣候期、文化期,進而根據冰期氣候波動和新構造運動分析了本區晚更新世以來地層的沉積環境和演化過程。無論是研究的方法還是結果,都有重要的突破性進展。

在薩拉烏蘇組及其動物羣時代,在河套人的時代和文化期,在薩拉烏蘇組與馬蘭黃土的關係問題上,裴文中團隊與劉東生團隊的判斷有區別。也許,正是這樣從不同學科角度形成的不同科學判斷,激發並加強了後面(1980年代)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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