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

西汉末年，整个国家处于几乎已经无法纾解的深度危机之中，朝内有外戚、佞幸的把持朝政，朝外有铁官徒起义和人民的信仰危机，再加上频仍不断的自然灾害，这些都加速了西汉王朝的灭亡。

在危机面前，很多人诉诸于神秘主义解释，整个西汉后期，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寻找救世主的弥赛亚信仰。在汉文语境中，这些就是谶纬、“再受命”之类的政治神学。儒家神学家们搞出了“尧后火德”、“陈圣刘太平皇帝”这些方案，但是都解决不了人们心中的恐慌，也纾解不了现实政治社会中的危机。

在实践层面攫取政治权力已经获得很大成功的王莽和他背后的团队适时地搞出了“舜后土德”这样的解释，自然成为主流阶层的一个选择。笔者在此不想对“五德终始”理论做过多阐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研究。

对于汉朝这样一个存在几百年的政治实体，又要如何去解释它的政治寿命即将走到终点呢？王莽的操作是不断强调“三七之厄”、“九世火德之厄”，也就是汉朝国祚是有数的，到大限了，不死也没用啊！《汉书．路温舒传》：“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间。”颜师古注引张晏曰：“三七，二百一十岁也。自汉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年也，至平帝崩二百十一年。”这里的意思是说，汉朝国祚就二百一十年，王莽一直掐指在算着。

王莽

《汉书·五行志》记载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东平陵王伯墓门梓柱卒生枝叶，上出屋。刘向以为王氏贵盛，将代汉家之象也。”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坟头长草的事情，被王氏的吹鼓手刘向解释为王氏即将代汉，足见当时的舆论氛围。后来王莽篡汉成功之后，自己也加以附会说：初元四年，莽生之岁也，当汉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兴于高祖考之门。门为开通，梓犹子也，言王氏当有贤子开通祖统，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王莽的解释非常露骨，也很数字化了。从汉高祖刘邦到了汉元帝刘奭刚好历经了九代皇帝，正好应了“九世火德之厄”的讲法。

西汉末年的政治神学家们非常喜欢讲三、六、七、九这几个数字，尤其喜欢讲“三七之厄”。汉成帝时候的谷永说过：“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阸。”王莽后来自己上奏符命，准备篡位的时候也说“陛下至圣，遭家不造，遇汉十二世三七之厄”。

所谓“三七之厄”，因为三七为二百一，从后来历史看，从汉高祖登基(公元前202年)到孺子婴退位(公元8年)刚好是210年，符合阴阳家、方士们所说的“三七之厄”。搞明白这个，就会理解为什么王莽在汉平帝刘衎死后，还要扶植一个孺子婴傀儡政权，直到居摄三年才动手篡位的原因。为了凑够二百一十年，以符合政治神学说的“三七之厄”。

汉元帝

古代政治神话，除了有这些神秘主义数学之外，还有祥瑞、符命、谶纬之类，这些东西在秦汉时代非常盛行。在说明汉祚即终的同时，王莽还需要用一些祥瑞应景，来说明自己是天生圣人，必须要代汉。《汉书·王莽传》中记载了王莽在平帝朝担任安汉公时期好几件祥瑞操作。

首先是汉平帝元始元年的“白雉”事件。这一年，南方蛮夷“越裳氏”向汉朝进献了白雉这样的祥瑞。对于中原人来说，白雉这玩意可能比较罕见，所以被视为祥瑞。《尚书大传》卷四有云：“周公居摄六年， 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 重译而献白雉。”

于是乎，依附于王莽的群臣便上书汉廷，请求增加新都侯王莽的封邑，将其封为安汉公，说王莽“功德茂著，宗庙以安，盖白雉之瑞，周成象焉”，把王莽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旦、辅佐汉昭帝的霍光，其实这两位不都是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臣吗？

光是蛮夷献瑞鸟还不够，这事后天象也要给力，上天必须降祥瑞啊！史书记载，“间者风雨时，甘露降，神芝生。蓂荚、朱草、嘉禾、休征同时并至”，连甘露、灵芝、朱草、嘉禾这些神话中长生不老之灵物都在风雨中出现了。王莽不是圣人，还能有谁是？

除了上天，还有民意需要塑造，虽然天朝的民意从来都是应景的，但总还是需要体现出万民热爱嘛！为了塑造举国人民拥戴王莽当leader的舆论氛围，王莽模仿西周时期的采风制度，“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

袁立版王政君

一年之后“风俗使者八人还，言天下风俗齐同，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王莽派出的这些风俗使者自然还要肩负着督促下面官僚体系制造这些歌功颂德民风民谣的任务。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吃饱肚子就行了，自古及今的各种歌颂圣人（皇帝、leader）的歌谣，其实都是官方制造的，哪里有什么真民歌？

汉平帝驾崩之后，王莽发现汉朝的“三七之厄”时间未满，于是模仿周召共和的旧例，扶植了孺子婴傀儡政权，自己担任摄皇帝。平帝和孺子婴在位的八年，是西汉的名存实亡时期，也是王莽为了凑够“三七之厄”的焦灼等待期。

在这等待期中，王莽也没有闲着，他炮制出各种形式的谶语出来，作为其篡位的工具。为了迎合王莽成为千古圣君的心理，自然一堆溜须拍马之徒蹦了出来，比如谢嚣、孟通、刘京、扈云、臧鸿、崔发、哀章等人。

譬如右扶风长官的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样的造假简直太露骨、太直接，也太low了，就连王莽的亲姑妈太皇太后王政君都认为这是“诬惘天下，不可施行”。除了白石丹书之外，紧接着又出现了齐郡新井、巴郡石牛、扶风雍石等其他各种祥瑞。“是岁，广饶侯刘京，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太保属臧鸿奏符命。京言齐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鸿言扶风雍石，莽皆迎受”。

汉平帝

祥瑞党们争相叼盘，就看谁叼的漂亮，谁的姿势下贱了。身为汉朝宗室的广饶侯刘京还将齐郡新井的祥瑞事件说的绘声绘色：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

“梦谶”是当时最扯淡的一种操作，做梦的内容只有自己知道，拿“天公使”“赤精子”“高皇帝”“安期生”之类的名头来吓唬人，说是天意。后面那些祥瑞，也都是这样的扯淡拍马玩意。

无论是之前安汉公时期的白雉、甘露、灵芝、朱草、嘉禾、休征，还是之后摄皇帝时期的齐郡新井、巴郡石牛、扶风雍石，都是王莽一手炮制的产物，是政治神学家们抢着叼盘的表演。

王莽在居摄三年预感到篡汉条件己经成熟，于是授意哀章献图，献上铜匮书符、金策玺印，来达到自己最后的政治目的。“学问长安，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人哀章向王莽献上了两座铜匮，分别为《天帝行玺金匿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为王莽以“黄帝子”身份继承汉朝“赤帝子”的道统埋下伏笔，还假借高祖刘邦的口吻，宣称王莽为真命天子、天命所归。

等了三年

为了政治投机，哀章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王兴、王盛，以凑足“莽大臣八兴”的预言。还是太学生的哀章还特地穿着黄衣、持着铜匮到高庙中请求王莽接受禅位。如果说哀章的行为完全是个人的政治投机，恐怕难以解释，毕竟王莽可以随时翻脸把他杀了，背后恐怕还是王莽集团的授意。王莽当上皇帝之后，哀章任国将，封美新公，位上公，成为新莽四辅之一，恐怕是政治酬劳了吧？

天象、名义、各种“谶”都有了，被制造出来的数万臣民上书三万言歌功颂德也声势浩大，拥戴leader高升一步大势所趋。王莽终于决定登基称帝，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定国号为“新”，改元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旌幡皆纯黄。

“新”朝建立了，这个承载着王莽政治理想的新朝代只有15年寿命，而且内乱不断、危机四起。谶纬、祥瑞、符命之类的鬼把戏，能骗得来江山，但是治理不了国家，最后的下场并非天数，其实就是治国无能啊！熟读经典的王莽，又为何治国无能呢？这恐怕需要另文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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