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朗，香港18個地方行政區中位置最偏西北的一區。

在大陸人以往的印象裏，元朗的標誌是蛋卷和老婆餅，但最近在元朗發生的事件，讓許多人看到了元朗血性的一面。

不是元朗原本就只有老婆餅，而是那些屬於元朗的血性歷史被人有意湮沒了。

其實，這裏自古是民風剽悍之地，也是深受中華傳統文化浸潤的地區，港督葛量洪眼裏“比中國還要更加‘中國’”的地方。

這裏屬於滿清政府眼裏的“亂黨”聚集區，也是港英政府眼裏的“匪幫”藏匿點。

1899年，這裏的人民發起了一場武裝反抗英國殖民者的“六日戰爭”，港英政府調集了4艘戰艦才鎮壓下去。

血性元朗

我們都知道，英國侵佔香港前後共分三步，分別是《南京條約》要求中國割讓香港島，《中英北京條約》要求中國割讓“九龍司地方一區”，以及《展括香港界址專條》要求將1860年英國所奪佔的尖沙咀以外的九龍半島的其餘部分，即從深圳灣到大鵬灣的九龍半島的全部租與英國99年。

按照當時英國駐華公使的設想，99年租期與永久割讓沒區別，他死也不會想到，他的“大英帝國”將有在人民大會堂前“崴腳”的那一天。

這片“從深圳灣到大鵬灣的九龍半島的全部”就被稱爲“新界”。

港英時期的新界與香港本島有幾處不同。1898年《展括香港界址專條》簽訂時，香港本島已經被殖民近50年，英國殖民者把在全球積累的豐富殖民經驗用於經營香港，他們在香港積極拉攏本地上層領袖、富商和學者，培植代理人，當時已有本地港人用英文撰寫的旅行指南，以光榮的大英帝國臣民自居。

而元朗所在的新界不一樣，它南面多山，與本島交通不便，與廣東的聯繫反而更加緊密。19世紀末，廣東人民兩次反英鬥爭的怒火還沒有消卻，洋人傳教給當地帶來的衝擊、人民對英國侵略者的仇視很自然傳遞到新界。同時，這個地區受中華文化浸潤深，宗族觀念強，許多在香港市區和中國大陸逐漸湮沒的傳統習俗，在此地卻一直得以保留（所以想想看，掘人家祖墳的人是有多作死）。

新界境內多山，而位處它西面的元朗一帶有大片良田。歷史上先是南宋末、元、明時有一批內地人遷徙到此，他們大多在當地成爲地主。18世紀時又有一批人遷徙到此，他們大多租種土地成爲佃戶。地主所在的大型村落往往組織團練，而佃戶村落不甘長期受制也人人習武，村與村間常常械鬥，民風剽悍。

19世紀末，深圳這一帶是全中國最洶湧澎湃的地區，民間社團“三合會”的根據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長期在此活動，當地村村修有帶鐵門的圍堡，備武器，鄉民隨時有武裝反抗清政府和外來勢力干涉的準備。

所以元朗雖小，任何反動勢力要撞到它的鐵門上，也夠喝一壺的。

噁心帝國

1898年《展括香港界址專條》簽訂時，是英帝國主義氣焰最盛，自己個兒覺得自己個兒最胖的時候。

（以下內容不建議喫飯時閱讀）

爲了給帝國主義行爲尋找道德正當性，英國人自己編造出一套理由：英國人負有責無旁貸的使命，須把文明的好處帶給落後地區，啓迪大英帝國版圖上的各民族，從而令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當時絕大多數英國人（刀哥這個詞用保守了，根據英國史學家夏思義的研究，1872年至1902年，在英國之內找不到一個反對帝國主義者，只有極端帝國主義和溫和帝國主義的區別）深信，大英帝國是最重要最善良的力量。

1890年出任印度總督的寇松說，大英帝國受命於天，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行善工具，在帝國之內，我們不只有通往光榮與財富的鑰匙，還有必須履行的義務和服務人類的辦法。

丘吉爾說，他們（英國人）偉大、引以爲豪和獨特的使命，把文明、自由與和平的幸福，傳播給現在已經或日後可能受他們統治的民族。

英國人深信他們是“人類的地方官”，所以大英帝國的擴張就不應受什麼道德約束，英國人殖民其他民族，是爲了促進這些民族的福祉，帝國的擴張是大好事，是對其他民族的恩惠，即使是用武力強迫的。

如果膽敢有任何反抗的，說得好聽點是被誤導，說得不好聽是發了瘋，這種反抗必須儘快抹平，以免那些發了瘋的人將錯誤理念傳染給別人，這樣才能繼續把英國統治帶來的好處，提供給被統治民族的其他成員。

在英國殖民軍官的作戰手冊上，對膽敢反抗的人都是最兇惡的字眼，都是務必要“全殲”“大量殺傷”“給予他們永生難忘的教訓”，戰鬥中一定要上刺刀，如果對方潰逃，要立即追趕，用最猛烈的火力射擊逃亡者。把反抗的“癌症”去掉，再對投降者“施以仁慈”，培養“順民”。

如此強大的英國，當時是絕對想不到元朗幾個小村莊的“農民”和“粗人”膽敢造次的，何況在接收本島和九龍時，也沒有遇到什麼反抗。

卻沒想到，殖民者的大意，間接促成了“六日戰爭”。

對這場戰事，刀哥能找到的詳盡資料只有夏思義的《被遺忘的六日戰爭》。作爲一個英國人，他也不禁在書中感嘆。長達近百年的時間裏，港英政府的這場鎮壓行動被掩蓋得如此徹底，爲了不破壞港英政府“和平管治”香港的形象，掩飾這場事件的工作從戰事爆發之初就已經開始，在官方和公衆記憶中消失得如此徹底的重大軍事衝突絕無僅有。

六日戰爭

英國人當初侵佔新界，並不打算在這塊地方牟取經濟利益，而主要是防備清政府又把對岸租給其他列強，讓維多利亞港處於別人的炮口下。

按照當時的“國際法”，交換書批准之後，必須經過明確的公開儀式予以接收。英國人決定在1899年4月17日這一天在新界大浦舉行升旗儀式，正式接管這個地區。

而元朗一帶鄉民決心以武力反抗接收。最初只是屏山的鄧氏一族參與，後來擴大到夏村和錦田，鄉民們在3月下旬拍板，並在3月28日貼出檄文：

我民所深惡痛絕者，英夷也，該夷入我鄉界，奪我土地，貽無窮之患。禍在旦夕，我民夙夜焦愁。我鄉間百姓不甘安坐待斃，決心抵抗夷人。

英夷將犯我境，我鄉間大小村莊，禍迫眉睫。我等鄉民，須團結一心，披堅執銳，挺身反抗。凡有畏縮不前或妨礙阻撓我軍事計略者，必嚴懲不貸。

這其中，元朗的鬥爭精神最堅決，而有的村落只同意出錢不出人，每當元朗人讓他們全力助戰時，他們都藉口推辭，還下令糧食留村不得輸出。

按照先行計劃，抗英羣衆原本打算在升旗儀式這一天，等港英政府顯貴出席的時候，一舉起事將他們全殲。

可惜，有一個村子擅自先行起事，在4月14日這天燒掉了爲升旗儀式搭建的蓆棚。

這件事被港英政府在村中的代理人得知，向總督通風報信，港督馬上命令總緝捕官梅含理率領警察20人坐船出發。

港督滿以爲，抗英羣衆看到嚴整的殖民者出現，會不敢輕舉妄動。沒想到梅含理一到大浦，抗英羣衆從四面山頭向他們射擊，人數目至少30倍於殖民者。梅含理隊沒有掩體、糧食和補給，每人只帶了40發子彈，到下午時分，彈藥已經打完。

就在這個關頭，香港殖民軍團的戰艦“名譽”號增援而來，“名譽”號所帶火炮有效射程3英里，而抗英羣衆的炮只有1英里，戰艦打了17發炮彈，命中最大的抬槍陣地，令抗英羣衆被迫撤出陣地，殖民者水陸兩軍上刺刀衝鋒，仗打到9點方纔結束。

殖民軍官後來感嘆，抗英羣衆槍炮陣地居高臨下，俯瞰舉行升旗儀式的場地，顯示出精湛的軍事素養，主要陣地據點構造完善，顯然經過精心準備，如果不是提前起事，來參加升旗儀式的英國人必定死傷慘重。

首戰受挫的抗英羣衆並沒有慌亂，殖民軍很快發現，他們冷靜地撤出了全部火炮，沿着山路撤到了軍艦鞭長莫及的範圍，

港督決定增兵，他派出由巴雷特指揮的香港軍團三個連約300人，加上西蒙斯指揮的亞洲炮兵營1連48人加六門重炮，以強行軍沿陸路出發，英國軍艦“迅捷”號從海路出發。

4月16日，在大浦，殖民者調動了所有能調動的軍隊，裝模做樣地舉辦了升旗儀式。

殖民者隨後傾全力向梅樹坑方向掃蕩。令他們沒想到的是，當他們因掃蕩無果而後撤時，抗英羣衆離開陣地悄悄尾隨英軍，他們以人力推炮穿過密林和崎嶇地勢，步步爲營，讓英軍完全沒有察覺他們就緊隨其後，等到第二天佔據山峯上的有利地形後，就立即開火。

這一奇襲完全超出殖民者意料，他們最近的時候離抗英羣衆只有不到一英里卻渾然不覺，指揮官嚇得飯也顧不上喫就趕緊掉頭作戰。

殖民者兵分兩路，一路穿越梅樹坑峽道，包抄抗英羣衆陣地；一路正面進攻，同時炮兵向抗英羣衆陣地發射榴彈。

經過一小時激戰，由於雙方裝備差距懸殊，抗英羣衆不得不撤出陣地，退至大浦同元朗道路的入山之處林村凹山谷陣地。這一次的撤退同樣很有秩序，大炮和彈藥保存良好，抗英羣衆事先在林村凹預備了堅固的掩體和挖有戰壕的大炮陣地，在大炮陣地左右稍前的位置還佈置了抬槍和步槍陣地。陣地直接面向英軍的必經小路，山坡兩邊地勢非常陡峭，抗英羣衆認爲殖民軍不可能從側面進攻。

殖民軍知道陣地堅固，因此決定傾巢而出，同時又增援了兩艘軍艦“亨伯”號和“孔雀”號及大批人員和物資。同時還架設了野戰電話線路。

而抗英羣衆的大炮非常老式，既無迴轉架，仰角也很難調整，一旦架設好，只能向一個方向射擊。

殖民軍的成員大多數來自印度西北邊境地區，是自小接受山地戰訓練的山地人，抗英羣衆眼中的峭壁擋不住他們。殖民者將部隊集結在山坡腳下，剛好在抗英羣衆大炮有效射程之外，他們兵分三路，夾擊抗英羣衆陣地。而抗英羣衆的炮火只能從殖民者頭上掠過。雖然搶佔了有利地形，但苦於槍炮質量和訓練素質的差距，只能再次撤出陣地，這次撤退造成了重大打擊。2500人的隊伍只剩下500人，而殖民者得以越過林村凹繼續向上村前進。

4月18日，抗英羣衆向上村殖民者發起最後的攻勢，有軍官記述，（抗英羣衆）越過一片耕地形成的平原，以三列橫隊掩殺過來，這明顯是非常堅決的進攻，要是他們擁有現代武器，殖民軍處境就更爲困難，不過即使如此，他們還是勇往直前。

在抗英羣衆挺進到200碼處，殖民軍才全力開火，他們被排槍打散，殖民軍下令追擊。並一直攻到錦田，爲了報復，殖民軍炸開兩座圍村的鐵門，這不是他們不想把其他村莊的防衛都摧毀，不過是攜帶的炸藥只夠炸開兩座門而已。

4月19日，殖民軍主力行進到屏山，沿途經過八鄉、錦田，各村落被迫投降，“六日抗爭”失敗了。

勒石爲碑

6天戰事，殖民軍沒有人員陣亡，而抗英羣衆死難500多人。爲掩飾暴行，參與鎮壓的殖民軍官兵和港英政府在報告中串供，對死難人數一律用不清楚、有些、很少、少量損失搪塞，甚至說戰艦上打出去的炮彈“全打偏”了。

但他們耀武揚威的氣焰未加掩飾，在官方文件裏得意地記下，這次戰敗“令中國人受到痛擊，爲之戰慄，被徹底擊潰”。

他們奪走了吉慶村的鐵門，作爲“戰利品”送往倫敦展出。

然而就像他們私下承認的，駐港殖民軍表現很差，情報工作不濟，後勤補給拙劣，指揮不清晰、不準確，炮兵調動無方；而抗英羣衆表現出了出色的軍事素養，大炮陣地位置極佳，表現英勇，僅僅是輸在極爲落後的武器上。

抗英羣衆2000多人只有幾十挺火器，都是些性能相當於16世紀的長炮、抬槍以及黑火藥土槍，大部分人只有短刀長矛甚至棍棒和乾草叉。

而這樣一支隊伍卻逼得殖民者調動了有250至350支連發步槍和4艘戰艦的水陸軍隊。

面對懸殊的差距，抗英羣衆團結一致，沒有人當“帶路黨”，令殖民軍自大浦口登陸後，一直找不到翻譯和運送物資的苦力。

元朗有個叫鄧祥興的漢奸，幫港英政府輔政司在村中貼安民告示，元朗人民懷疑正是他把升旗儀式行動和抗英羣衆準備奇襲油麻地的機密報告給了港督，他被五花大綁帶到元朗鄉公所，每個參與反抗的村頭領都給了他一拳，最後村民將他正法，屍體裝進豬籠，扔到了溪水裏。

而在“六日戰爭”中犧牲的死難者被記錄在紙上，藏於英勇祠神龕排位之後，1938年英勇祠重修時，村民發現這張紙，並將之勒石爲碑，以傳後世。

在元朗錦田村鄧氏族譜上，記載下了這樣一段話：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外人乘機挾要中國領土爲租借地，不料我鄉先輩揭竿起義，並登高一呼，聯合各鄉民衆……遂與英軍衝突故演成“錦田喋血”事件，此一場可歌可泣之民族抗戰遂告一段落……至今鄉人顏其名曰“英烈祠”，每年春二祭掃憑弔其壯烈不忘也。

（本文部分圖片及文字資料來源於夏思義《被遺忘的六日戰爭》）

文：李小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