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日本泡沫經濟時代的記錄，關於漂泊在飽食時代的新窮人

《飽食窮民》

內容簡介

隨着經濟的高度發展，日本終於走出了戰後在生存線上掙扎的饑荒時代，然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並沒有減少人們的焦慮和不安全感，僅僅是從“貧困中的貧困”轉變爲“繁榮中的貧困”。在這個不再爲溫飽發愁的新時代依然陷入窮忙和債務纏身的極限狀態的人們，被稱爲“飽食窮民”。他們既是支撐日本經濟發展的“企業戰士”，又是這個殘酷競爭社會的犧牲品。

每個人都在成功強迫症的驅動下隨波逐流、筋疲力盡。我們究竟想要做什麼？想要度過怎樣的人生？漂泊於飽食時代的新窮困人羣，將會走向何方？

作者簡介

齋藤茂男（1928—1999），日本著名記者。東京出生，畢業於慶應大學經濟學部。 1952 年進入共同通信社，歷任社會部記者、次長、編委， 1988 年退休。 1958 年獲第一屆日本記者會議獎。 1974 年因系列報道“啊，繁榮”再次獲獎。 1983 年，因長年的新聞報道活動和作爲新聞記者的高聲望，獲得日本記者俱樂部獎。 1984 年“日本的幸福”系列獲日本新聞協會獎。 1993 年巖波書店出版其 12 卷著作集。

齋藤 1958 年因“菅生事件”的報道一舉成名。他終身關心弱勢羣體，敢於暴露社會黑暗面。齋藤認爲，“對於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的現實，光用所謂冷靜客觀的觀察是無法準確捕捉的。記者必須越境進入弱者的狀況中，只有徹底站在弱者的立場和視角上來觀察世界，我們才能接近情況的本質。必須自覺‘中立、公正、客觀’等常識的虛構性”。

有人曾用“生涯一記者”來形容齋藤茂男，認爲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聞記者形象的人，甚至在晚年，面對猶豫是否要告知癌症實情的醫生，齋藤說“新聞記者需要知道真實情況”，讓醫生告知實情，像新聞採訪一樣用本子一一記錄下自己的病況、還能做多少工作、延緩病情的措施有哪些選項等。這是他失去意識倒下的 5 天前的事。他作爲業界榜樣至今依然受到許多年輕記者的仰慕和懷念。

書籍摘錄

人喫人的畫卷（節選）

成爲富豪帝國

近些年來，不光是上文提到的自我啓發活動，那些做人心買賣的心理產業也都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還有些疑似宗教團體的修行產業也聚攏了不少人氣。不僅如此，醫院的精神科、神經科，還有心理諮詢、心理治療所同樣也是門庭若市。

希望遠離心痛、想要讓心靈得到寬慰、心中縈繞着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失落感——上述事實，從一個側面印證了越來越多的人想要解開心中枷鎖的渴望。這無疑讓人聯想到這樣一幅畫面：競爭和生產效率至上主義的齒輪正奏響嘎吱嘎吱的旋律，日夜壓榨着每一個人。

人剝削人的關係，是何時開始佔據統治地位的呢？爲了方便讀者更好地理解後面“飽食窮民”“快節奏的城市”“嘔吐的女人”等章節的社會背景，先讓我們來回溯這一階段大環境的變化。

二百七十八萬億日元，單就這樣一個數字，我們或許很難直觀想象其含義。要說一萬八千五百七十八億美元，就更沒有概念了。

因爲我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中早就充斥着上億、上萬億日元計的金額，哪怕我們聽到這些超乎想象的金額，也不會再有更多的感情。

就在前一段時間，日本富豪隨手拿出二百五十億日元買下了凡·高和雷諾阿的畫作，還揚言死後要將它們帶進棺材一起燒掉。他的言論轉眼就引來歐洲一片討伐之聲，也暴露出日本人的金錢觀、文化觀的確已經扭曲到了能隨口說出這種低俗玩笑話的地步。

話說回來，上文提到的二百七十八萬億日元，是截至一九九〇年末日本官方與民間在海外所擁有的資產市值的總和。這個數字不光包含企業在國外投資建廠的固定資產，還包括證券投資和銀行存款等流動資產。哪怕是刨去貸款等債務後看海外淨資產，也足有四十九萬億日元，也就是三千兩百八十億五千九百萬美元，這個數字在當時排行世界第一。

日本的海外淨資產自一九八二年後，每年都保持增加態勢。一九八五年更是遠超上一年的七百億美元，突破一千兩百億美元大關，一躍成爲世界第一。自那以後，還創造了連續六年成功衛冕世界第一的奇蹟。

繼海外淨資產奪冠之後，一九八七年日本貿易經常收支順差和外匯儲備也雙雙奪得世界第一。顯示經濟實力的三個指標全部躍居世界第一，“奪得三冠王”成爲當時街頭巷尾的流行熱詞。那時日本的人均國民生產值也躍居世界第一，讓日本名正言順地榮登“富豪帝國”的寶座。

這本《飽食窮民》所記錄的時代背景，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的這段時間。在這個時期，日本成功挺過石油危機、日元升值等一連串的“國難”，還化“國難”爲動力，成功收穫衆多世界第一的勳章，躍居超級經濟大國之列。讓我們看看，日本是如何收穫這些榮耀的。

首先，是因爲這段時期內日本人工作的瘋狂程度達到頂峯，甚至遠超因瘋狂工作出名的戰後經濟高速增長期。

雖然不願使用“耳朵都要磨出繭子”這句俗語，但日本上班族的超長時間勞動真是讓人“耳朵都要磨出繭子”的代表性社會問題。近期就連電視臺也開始接連播放特別節目，毫不避諱地報道這一問題。日本和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勞動時間長度上存在的差異，已經成爲衆所周知的事實。而且這一結論，還是基於日本勞動省的官方統計數據得出的。還有數不清的事例，讓人不禁懷疑實際情況要比官方數據糟糕得多。

比如，可以看看第二章中一九八八年採訪的計算機技術人員們的加班時間。根據統計數據顯示，日本人的年度總勞動時間要比當時的德國人多五百四十七個小時，而這一差距在一九八九年也達到四百個小時以上。

但是，這僅僅是官方公佈的數字而已，實際上遠不止如此。就以銀行爲例，雖然加班時間因崗位不同而多少有些差異，但絕大多數銀行的考勤系統每個月的加班時間最多隻給算到二十二個到二十五個小時。就算實際加班超過這個數字，也不會統計到加班時間裏。

無孔不入

然而，問題不僅僅是工作時間過長這一點，人們工作的強度也在陡增。現代社會無法忽視的另一個特性，就是單位時間的勞動生產率，即勞動產出率越來越高。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ME（微電子）革命”在各個領域取得了很大進展。現代社會的這一特性，也是由這項技術革新所引發。

一九七三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日本經濟進入了低增長時代。然而，石油危機帶來的困難局面反而成了日本舉國上下共赴國難的動力。各個企業進一步推進整體經營效率，體質變得更加強韌。與此同時，推動企業精減人員、僅保留少數精銳渡過難關的關鍵，正是微電子技術。

微電子技術通過引進安裝了集成電路的工業機器人和數控機牀而迅速普及。通過電腦數字控制，不僅實現了以前要靠熟練工的經驗和直覺才能做到的高精度車牀加工，還帶來了工廠整體自動化的革命性變革。

比如，業務涵蓋從鐵礦石鍊鋼到最終鑄造加工生產的綜合鋼鐵企業，從前是嚴酷體力勞動場所的典型代表。然而從六十年代後期開始，各個工廠就已經逐步推進自動化生產。從某個工藝的計算機控制，再到整個工廠的計算機化，進而發展爲總公司和各地工廠聯網管理，最終發展成和大型貿易公司、鋼材銷售公司的聯網經營，微電子革命逐步推進並走向成熟。

計算機化不僅在各企業間橫向展開，在企業內部，自動設計裝置和檢測用的微電腦等技術也日趨完善。一九七一年日本的計算機臺數超過西歐，之後計算機和機器人的普及越發加速，一九八〇年被稱爲機器人元年。工業機器人、自動化、無人化成爲強勁的推進器，幫助日本經濟從石油危機的深淵中躍出，重新騰飛。

工廠微電子化普及之後，日本又迎來了辦公自動化的浪潮。辦公電腦、文字處理機、傳真機飛速普及，從前依靠人力進行的計算和控制實現了機械化、自動化、無人化。

辦公自動化設備的引進並不僅限於單體公司內部，還可以和其他企業進行聯網。一個辦公室引進了設備，不僅可以將網絡延伸到公司的生產工廠、倉庫，還能延伸到關聯企業的辦公室、外包工廠、批發商、超市、零售店，甚至連鎖飯店和咖啡館的收銀機，構建起龐大的網絡，無孔不入地滲透進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並帶來整體性的變革。

報復人類

在微電子革命的推動下，企業迅速實現高效整合，經營體制有了質的飛躍，效率至上的管理系統覆蓋每個角落，日本終於躋身超級經濟強國之列。但在光鮮的成績背後，這些發展對於人類的影響正慢慢顯現出來。創造出巨大財富的生產系統，開始了對人類的報復。第一盞紅燈，亮給了人類的健康。

日本勞動省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以全國近八千家企業、約一萬五千人爲對象完成的《勞動省健康狀況調查》顯示，出現某種程度的自覺症狀的受訪者高達 82.9% ，感覺身體疲勞的人佔 67.3% ，同時有 72.2% 的受訪者表現出精神疲勞，這一數字比例在中層幹部中更高，達到了 79.5% ，接近八成。此外，有 55.5% 的人表示出現比精神疲勞更加嚴重的“強烈不安、煩惱、心理壓力”。徘徊在過勞死紅線邊緣的人也越來越多。

女性的身體也亮起了紅燈。操作計算機、文字處理機的工作，不可避免地需要長時間坐在顯示器前。這種久坐的工作損害了女性的身體健康。比如，針對財產保險行業的問卷調查（多選）結果顯示，感到視覺疲勞的人員竟高達 63.4% ，還有 44.3% 的人感覺肩膀痠痛，有 35.2% 的人覺察到視力下降， 12.8% 的人感到身體乏力。除此之外，還有人出現了頭痛和腰痛症狀。不要忘記，這還是對以年輕女性爲主的部門的調查結果。她們之中很多人都經常光顧按摩和鍼灸服務場所，還有很多年輕女性喜愛去泡溫泉。就連小報、週刊雜誌都做了不少關於年輕女孩過起了中年大叔生活的專題，可見事態之嚴重。同時，女性的工作繁忙程度到了連每月的生理期都沒辦法請假的地步。東京地方工會的調查結果顯示，一九八七年能請到生理假的女性佔總數的 70% ，而這一數據到了一九九一年卻驟減到了 40% 。

東京大學醫學部保健社會學教室助手山崎嘉比古博士正在調查辦公自動化後人們的工作狀態。據他介紹，身心過勞、開始顯現出病態症狀的人越來越多。根據一九八七年的調查，有 55.8% 的人顯示出強迫症的傾向。他們被一些生活瑣事所糾纏，比如一些獨居的人在早晨出門上班之後，會忽然覺得自己忘記鎖門，或是忘記關掉煤氣，上班路上多次返回家裏確認，沒有辦法正常出門。

此外，就“是否對於工作的責任感過強，或在工作臨近交付期非常繁忙的時期，曾認真考慮過丟下工作，逃到一個別人找不到的地方？”針對這一問題做出肯定回答的人也有 30% 。

在微電子化普及前後，人們疲勞的表現是不同的。對於“離開公司後，是否頭腦中依然滿是工作上的事情，心理上無法從工作狀態中解放出來？”這一問題做出肯定回答的人佔了三成。另一方面，六七個人中就有一個對“徹底從工作中解脫出來，徹底放鬆休息、遊玩的時候，心中是否會產生罪惡感，總是靜不下心來，沒辦法全身心地放鬆？”這一問題做出肯定回答。無法擺脫工作的心理束縛和無法投入休息的“假期神經症”，兩者可以說是互爲表裏的關係。

與此相對，也有不少人出現了不想上班的症狀。對“既沒有身體不適，也沒有宿醉，但臨近出門的時候就是覺得不想去公司。”這一問題選擇“極其符合”和“較爲符合”的人加起來有兩成，這一數字如果再加上選擇“有時符合”的人，則達到了五成。

心靈失去健康的人們

據精神科醫生介紹，強迫症患者以及帶有強迫症傾向的人數每年都在增加。除了山崎博士介紹的確認恐懼症之外，還有一些人身患運勢恐懼症。比如，早晨上班的時候，如果不右腳先踏進公司大門就會陷入恐慌，認爲一定會發生不吉利的事情。如果不小心左腳先踏進了公司，就必須先退回去，重新進一次大門纔可以。如果不小心忘記確認是右腳還是左腳先踏進公司的，就會整整一天都處於坐立難安的狀態。還有些人患有交通工具恐懼症，乘坐軌道交通的時候，會一直驚恐，特別是乘坐新幹線這種發車之後長時間行駛不停車的交通工具的時候，會覺得在密閉的空間中喘不過氣來，甚至產生跳車的念頭。

還有些人有利器恐懼症，看到利器等尖銳的物體，就會產生一種會刺傷別人的恐懼，不用布將刀刃纏起來就坐立難安。另一些人對繩索心懷恐懼，如果手頭有和服的腰繩甚至衣帶，都會害怕會不會勒死小孩子，不將細長的繩索狀的東西全部收得嚴嚴實實就會靜不下心來。我有一個朋友的妻子，就患有這樣的繩索恐懼症。

患有潔癖的人就更多了，比如恨不得每二十分鐘就洗一次手，洗手的時候一定要打很多次肥皂，使勁搓洗很多次才罷休，沒過一會兒就又忍不住去洗。還有很多人在意自己的口臭，在公司常常離開座位去水房刷牙。最近越來越多的人飯後必須刷牙。不僅是口腔，還有很多人每天要洗很多次頭髮，否則會心煩意亂，無法安心做其他事情，顯然光是早晨洗頭已無法滿足他們。

聽完醫生的介紹，就像參觀了一個神經症樣品的展覽會。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這些人平時看起來都非常正常，和其他人過着同樣的生活。但是，他們時刻要求自己百分之百完美無缺，被另一個自我苛責到身心俱疲，在不爲人知的地方痛苦着。這一現象讓人認識到，正是這個以企業爲中心的社會，將激烈的競爭和高度的緊張狀態強加給每一個成員。

本應以改善公司業務爲目的的微電子化，反而將前所未有的高精度管理的手段指向了公司員工。證券公司是最典型的例子。每個人的個人信息多達六七百項，中層領導只要將下屬的密碼輸入終端機，就能立即看到下屬的全部信息和銷售業績，說公司掌握着員工的一切也不爲過。

不僅如此，現在是尋呼機時代。計算機技術人員無論假期還是深夜，都會因爲機器故障和維護被叫去公司工作。很多人都深感恐懼，無論身處何地都無法擺脫工作。一家大型計算機公司與客戶簽訂了提供24小時技術支持合同，隨後，公司所有員工都配上了尋呼機，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立刻響應公司的緊急呼叫。

一名技術員向我透露，他一年一共接到了十二次緊急呼叫。遇上緊急呼叫，連家人都被攪得不得安寧。精神和肉體受到雙重摺磨，心理壓力巨大。

一個工作狂人的死

這種時刻被人從身後緊盯着的“督促感”並非企業圈的專利。

一九九〇年因癌症去世的娛樂評論家加東康一先生曾向報社寄來一篇短文，題目是《由一位電視製片人的死所想到的》。我以前曾聯繫過加東先生，想要採訪娛樂圈的內幕，曾和他在電視臺的休息室裏聊了很久。此刻重讀這篇文章，更覺十分心痛，特摘抄於此。

朝日電視臺的一個現任製片人死了。就在十天之前，他在家中感覺身體不適，住進醫院，不到一天時間就成了不歸之人。他叫近藤洲弘，享年五十三歲，生前擔任電視劇《吉宗評定記：暴坊將軍》的製片人。

在這個影視人越來越像普通公司職員的時代，他對工作的熱愛可以說延續了匠人品質。節目在他的熱情中不斷突破新的收視率。就在他死前的十三天，他的節目在東京地區獲得了23%的收視率，刷新了歷史紀錄。然而，他卻沒有機會聽到這個消息了。

這幾年，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京都。平時從京都市內的賓館前往拍攝現場，只有週末才能回到東京的家。他的死太過突然，不僅僅是我，其他同事也陷入了茫然。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他的死可能和過勞有關。

對於電視臺的所有節目來說，收視率是可以左右節目存亡的數據。在這個行業，收視率越是上漲，目標就越是水漲船高。哪怕坐擁兩位數的收視率，只要稍微有一點下滑，就會招來失望的聲音，緊接着領導就會讓其他製片人拿出新節目的方案。

都說節目的製片人是一個節目的最高領導，參演者的生殺大權全由製片人一手掌握。但這個行業實際上還是處於明星參演者的賣方市場，加之近年媒體市場的多樣化，製片人時刻處於被動狀態。爲了爭取到更多有名的參演者，個人人脈就無比重要。這個趨勢無情地剝奪了製片人的個人時間，造成了他們看上去近乎自虐的過勞工作方式。他們自己對工作的過度責任感，換個角度看其實就是害怕被踢出工作崗位。

我自己也是一樣。一旦被捲入拍攝連續劇的循環之中，就像騎上了一輛獨輪車，只要停下就隨時會摔倒，人員糾葛接二連三，只能騎到自己累死爲止……

在癌症病樓住院的七個月，雖然時刻在反省自己對工作的過度責任感，但眼前的現實卻是不把自己累倒，就真的停不下來。

包括明星在內，這個行業裏有很多人英年早逝，正是由這個充斥着不穩定因素的社會所致。很多人在持續不斷的不安感的驅使下，不知休止地前行，直到把自己累死。

我們就像是騎在一輛隨時會倒下的獨輪車上，感受到背後不斷逼近的不安，非得騎到把自己累倒，不死不休——加東先生的尖銳評論充滿了切膚之痛，而飽嘗現代人悲哀的他最後也成了不歸之人。他們的死，實在讓人悲痛。

身心的疲勞不斷積聚，但人們就像上了高速公路的汽車，除了隨着大流往前走之外別無選擇。我們就像置身於一個龐大的系統之中，剛達成了一個目標、課題，甚至都沒有時間喘息，馬上就會有一個更高的目標被推到面前，跑得上氣不接下氣。

造成這一狀況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土地與房價導致的“泡沫經濟”。據說，將全日本的所有土地全部賣掉，可以買下二十個美國。少數資產家把持着一路狂漲的土地，貪得無厭地增殖手中的資產，導致貧富差距越拉越大。日本的國民勞務總收入總額只有三百五十萬億日元，然而資本收益卻高達五百萬億至一千萬億日元。在這樣一個揮汗勞動不如坐收利息的社會，人心沒有不走向瘋狂的道理。

接下來您將在本書中看到的，就是一朵朵盛開在這樣一個時代的無果之花。

題圖爲電影《小森林 冬春篇》劇照，來自：豆瓣